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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尉，见镰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东京，1962），第 329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
记录》第 1 卷，第 61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六五，第 2138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87、 2897 页。
羌人首领们还带着贡品到汉朝宫廷中表示效忠之意。可是，自从羌人被分割
成大批部落群以后，这种做法限于比较强有力的首领。例如，著名的烧当部
落的首领们据报道在公元 ５９、９８ 和 １７０ 年分别前往首都表示敬意。作为回报，
汉朝授予他们以官职名号和印章，就象对待西域诸国的统治者那样。②
收缩政策
在公元 ２ 世纪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任凭属国重新调整和扩展，对于汉朝
管理机构来说，羌人的压力是变得太大以致于难于承受了。当一次大规模的
羌人叛乱在公元 １１０ 年于凉州爆发时，汉朝的直接反应是将全部西北边境地
区让给羌人。在一次由当时执政的大将军邓骘主持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朝廷会
议上，大多数官员以财政和后勤困难为理由赞成让出凉州。邓骘本人强烈地
倾向于这种观点。这种政策的主要鼓吹者是庞参，他是一个对边境事务非常
熟悉的人，新近承担过监督关中地区军屯的任务。在给邓骘的报告中，他令
人信服地指出，过去对付羌人的出征不但使国库空虚，而且耗尽了凉州人民
的财富。事实上，政府以借贷为名已强迫凉州人民捐出几百万钱。如果朝廷
继续奉行现时的守卫凉州的政策，那末关中无疑将是同样毁灭的下一个地
区。因此他主张中国完全从凉州撤出，并将边境的全部中国人移到人口稀少
而可耕地广阔的关中。①
虽然庞参的建议是以对局势的客观估价为基础进行严密论征的，但朝廷
中支持建议的那些人可能有不同的动机。从收缩建议中受益最大的是凉州的
郡守和县令们。因为根据汉朝的回避法，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利益集团的纠
纷，官员都不能被指派到他的家乡郡县去任职。这种法律在后汉时期比在前
汉时期得到更加严格的执行。结果，事实上所有朝廷指派的凉州地方官员都
是内地诸郡的人，他们考虑自己的安全，力主撤退。这个集团的观点在朝廷
中得到了有力的表现。尽管全部撤退的建议在 １１０ 年并未正式采纳，但在下
一年至少西北四郡（陇西、安定、北地和上郡）已放弃它们的边境地区而撤
向内地。这样一种移动证明了凉州已受到羌人压力的程度。①
收缩的建议遇到凉州的地方领导人的普遍反对，指出这一点是同样重要
的。正如庞参所透露那样，较早的几次他关于放弃西域的建议受到了西部地
区文人学士的批评。很自然，从凉州本地居民的观点看来，他于 １１０ 年提出
的建议是更加要不得的。这些文人学士之一是来自安定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家
王符。王符对边境形势的一般估计与庞参基本相同。然而，作为来自凉州的
人，他坚决主张采取军事行动：②
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而论者多恨不从
惑议，余窃笑之。所谓媾亦悔，不媾亦有侮者尔。……地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
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
① 《后汉书》卷五一，第 1686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五，第 216 页。
② 《潜夫论》 5（22），第 258 页。
王符也倾向于凉州人民的立场：③
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祸朝夕切急如边民者，则竞言当诛羌矣。
事实上，凉州的普通百姓更是厌恶收缩的主意。在公元 １１１ 年四个边境
地区撤退时，平民全都不愿离开他们的居地。地方政府最后被迫采用激烈的
手段，诸如焚烧他们的房屋，毁坏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储藏，为的是强
迫他们离开。这样做的结果，一大群边境中国人起来反对汉朝，并且投向羌
人。④
由于害怕放弃地区会引起全体中国居民反对汉朝，朝廷才决定在公元
１１０ 年不把收缩作为一种政策来采纳，正如在朝廷中雄辩地反对撤退的虞诩
所指出的那样，羌人之所以不敢进入关中地区，正是因为高度军事化的凉州
中国居民仍然保持对汉帝国的忠诚。但是，如果汉朝放弃他们生活的疆域并
且企图迫使他们离乡背井的话，他们确实会产生异志。如果凉州强有力的领
袖们组织起他们的人民发动反抗汉朝的公开叛乱，帝国中没有一个人有可能
阻止他们向东挺进。①
在安帝当政（公元 １０７—１１８ 年）的第一个 １０ 年，为了保卫凉州进行的
众多的战役耗费了汉朝天文数字的经费，总计达 ２４０ 亿五铢钱，②但是在这些
战役中获得的胜利仍是有限的和暂时的。公元 １２９ 年，朝廷下令在放弃了的
疆域上重建三个边境郡，即安定、北地和上郡，但是恰好在 １０ 年以后它们再
次撤消了。从公元 １４０ 年起，羌人向东推进到中国内地。③时时有大规模羌人
袭击京畿地区的报告送到朝廷。更多的边境郡不得不或部分或全部放弃给羌
人和其他蛮人。安定和北地完全由凉州撤退到关中地区特别足以表示羌人威
胁的严重性。正如王符曾经担心的那样，京畿地区成了边界。根据段颎在公
元 １６８ 年的上书，从河套地区的云中、五原到甘肃的汉阳这一西北边境地区
（超过 ８００ 公里或 ５００ 英里）已落入羌人和匈奴之手。④
凉州叛乱，１８４—２２１ 年
公元 ２ 世纪汉朝从西部和西北边境撤退的格局，暗示一种具有更基本更
复杂性质的历史力量一定在起作用。当时的调查分析把所有羌人的纠纷归咎
于汉朝边境官员的管理不当和剥削，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正确的，但
可能是误把表面现象当成了原因。就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而论，对两个潜在的
历史动向可作简略的讨论。首先是如上所述的羌族人口的迅速增长。范晔在
他关于羌人的历史记事中写道：①
③ 《潜夫论》5（22），第 262 页。
④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87—2888 页。
① 《后汉书》卷五八，第 1866 页：《后汉书》卷八七，第 2893 页；关于虞诩，见前面第 4 章《和帝、殇
帝与安帝统治时期》和《顺帝统治时期》。
②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91 页。
③ 《后汉书》卷六，第 256、269 页；《后汉书》卷八七，第 2893、2896 页。
④ 《后汉书》卷六五，第 2148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69 页。
其俗……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
显然，在这里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为羌族人口过剩的特殊现象提供某种
解释。相同的现象在当时汉朝边境将领如张奂和段颎的报告中也有清楚的揭
示，他们经常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认为羌人实在太多，无法安抚、抑
制或消灭他们。
应指出的第二种动向是边境地区，特别是凉州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转变，
这是在汉人和羌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混合居住的形势下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发
展起来的。和汉朝政府的期望相反，从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的观点来看，
将羌人安置在帝国境内的政策的直接结果，与其说是使羌人中国化，不如说
是使边境中国人蛮夷化。有证据表明，在公元 ２ 世纪末，凉州在社会上和文
化上都与帝国的东部有很大的不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常用怀疑的眼光去看
凉州的居民。正如公元 １９０ 年郑泰向董卓上书时指出的那样，整个帝国在面
对凉州军队时都因害怕而发抖，甚至那里的中国妇女都因受羌人影响而变成
凶猛的战士。②
由于发展了以凉州为基地的中国人－羌人联合力量，陕西土著董卓有可能
从公元 １８９ 年到 １９２ 年控制汉朝宫廷。③董卓年青时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
在羌人中间建立了声望，他和许多强有力的羌族部落首领们一直维持着友好
的关系。羌人军队构成了他的私人军队的骨干，正是这支军队使他一度成为
帝国最强有力的军事领袖。他的行动如此不象一个中国人，以至于著名将军
皇甫规的寡妇一怒之下称他为“羌胡之种”。①事实上，自从公元 ２ 世纪以来，
凉州和汉代中国的主要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可能已没有联系。由于担心凉州地
区的无休止的叛乱，有一人甚至在 １８４ 年向朝廷上奏，提议凉州每一家庭应
有一本《孝经》并研究它。②这个建议清楚地表明，该地区看来已经背离了中
国文化的若干基本前提。
１８４ 年凉州的大规模叛乱进一步说明，边境地区的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两
者已经发展了一种他们自己的共同地理同一性。它实际上是羌人、匈奴人和
月氏人，还有中国人，共同反对汉帝国的一次叛乱。③两个重要的叛乱领袖，
边章和韩遂，是金城附近的著名的中国富豪。此外，根据刘陶的记录，许多
叛乱的将领以前是汉朝将军段颎手下的将官。他们全都精通战术，而且熟悉
该地区的地理。与此同时，在一位名叫宋建的中国人领导下，一个称为“平
汉”的地区性的中国人－羌人王国在陇西的枹罕建立起来。这个边境政权与汉
帝国相对抗的决心从它的名号“平汉”无可置疑地暴露出来。该王国持续了
３０ 余年，直至 ２１８ 年为曹操征服为止。④
１８４ 年叛乱的爆发加剧了汉朝对西北不安全的忧虑。在 １８５ 年举行的一
② 《后汉书》卷七○，第 2258 页。
③ 《后汉书》卷七二，第 2319 页以下。见以上第 5 章《董卓其人》。
① 《后汉书》卷八四，第 2748 页。
② 《后汉书》卷五八，第 1880 页。
③ 关于这次叛乱的研究，见古斯塔夫？哈隆：《凉州叛乱：公元 184—221 年》，载《大亚细亚》新版，1∶
1（1949），第 119—132 页。
④ 《后汉书》卷八八，第 1875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0 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七，第 2998 页。
次朝廷会议上，出身涿州（河北）的丞相崔烈认为凉州应该放弃。但是他遭
到来自北地的议郎傅燮的激烈反对，傅燮甚至要求将该丞相处死，因为他提
出这样的建议。⑤我们再一次看到，在汉朝宫廷中放弃的念头为一个西北土著
所抵制，但为来自另一个地区的某个人所提倡。傅燮和崔烈之间的矛盾不应
该简单地解释为个人观点之事。它是以凉州西部边境社会为一方与帝国东部
（通常称为关东）为另一方的长期存在的差异的一种表现。
到公元 ２ 世纪的末年，这两个集团分别由董卓和袁绍领导，在朝廷中进
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当董卓在 １９０ 年成功地建立了对朝廷的无可争辩的控
制时，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将都城向西移到长安，那里靠近他的权力基地凉
州。①两个集团之间的相互猜疑和敌视在 １９２ 年董卓被暗杀以后公开爆发。这
种局面在《后汉书》下面的记载中有生动的叙述：②
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丞相王］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
东，令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
徐与关东通谋，以现共变。’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
凉州，而疑关东之心，其不可也。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
拥兵自守。
王允的报复性的对立马上导致和整个凉州集团的一场不幸的武装对抗。
在朝廷中恢复秩序的即使十分微小的可能性，在董卓死后就无可挽回地失去
了。
凉州在汉帝国的衰落和崩溃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没有多大疑问
的。然而，凉州在公元 ２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作为一种头等重要的政治
力量的兴起，不能纯粹从帝国的内部发展来理解。归根到底，它是直接由紧
跟着羌人移动以后该地区文化的和社会的变化造成的。从这方面来看，汉与
羌的关系对于中国历史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要比汉与匈奴的关系更为重要，
尽管在该时期的历史上后者有更加令人注目的地位。
⑤ 《后汉书》卷五八，第 1875 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公元
181—220 年的大事记》＇堪培拉，1969 年＇，第 26 页）。
① 《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