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⒅绷ヒ淮恢钡奖本┏抢铩�1900 年4 月，各国驻 北京公使联名照会清政府，限令在最短时期内将义和团剿除，否则各国将派军 队前来解决义和团。被革职的毓贤进京游说，称拳民神通广大，刀枪不入，不畏枪炮，可用来灭洋雪耻，博得端王载漪和吏部尚书刚毅的赞同。慈禧听信刚 毅等的意见，决定启用拳民；反对的5位大臣被斥为汉奸日后处斩，朝中无人 再敢反对。于是慈禧下诏召拳民入京，改称“义和团”，扶清灭洋。义和团公 开仇杀洋人，攻打教堂，日甚一日。6 月21 日，清政府正式宣战，义和团围攻 京城的外国使馆、教堂。据载，“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 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在朝廷灭尽洋人的谕旨之下，直隶、山西 、河南、奉天、内蒙古等地也相继大举发难，屠杀传教士和信徒。于是列强组 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镇压义和团，8 月14 日攻陷北京，解除了对使馆区、北 堂和美以美会所长达56 天之久的围困。1901 年9 月7 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天主教被杀害的有主教5 人，教 士48 人，教徒18000 人；新教被杀害的有教士188 人（其中1 /3 是内地会的教 士），教徒5000 人。幸亏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 鸿章联合东南自保，不准群众暴动，所属教会才幸免大劫。历经庚子教难，基 督徒信心更坚？，越多的传教士走向社会，积极倡 导和参与了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并投身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大潮，教会的 发展速度数倍于庚子教难以前，迎来了1900 至1920年的“黄金时代”。
1900 年，戴德生为在义和团运动中死难的内地会传教士及其家属万分难过，脉搏从每分钟80 次骤降至每分钟只有40 次。但他坚持内地会不要清政府的赔款。1905 年，在巡视各地内地会的途中，他安然归主，葬在中国。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赔款办学，创办了山西大学；美国传教士率先响应，1911年用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大学。
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上海的谢洪赉，俞国桢首先发起中国基督徒会。面对教案迭起的局面，他们认为“中国信徒宜在本国传道”，先后得到香港，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地响应。1907年，上海成立耶稣教自立会。1908年，天津成立自立会福音堂。1911年，天津成立中国基督教会。1912 年，北京成立中华基督教会。这些由中国信徒自办、独立于外国差会的教会，在1900年以前是极少有的。它们是自治、自养、自传的萌芽状态。
1908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东北大复兴，严寒的北国兴起了中国教会属灵运动 。加拿大传教士顾约拿单（Jonathan Goforth ）是这次复兴的中心人物。在义和 团之乱平息后，顾约拿单返回河南北部传教，这里反教气氛相当浓厚，戴德生 曾嘱咐他要“以膝代步”（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无论大小事情，除非 先有充分的祷告，绝不贸然行动。此时，他正不断地从圣经与属灵伟人的传记 中寻找复兴的线索。1907 年，他经水路到朝鲜，适逢朝鲜教会的一次大复兴。三周后，他返回中国，顺道在东北的一些教会中报导了大复兴的见闻。次年春天，他再往东北领会，在各教会传讲的信息围绕一个主题“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 章6 节），带来了东北 教会的大复兴。据统计，这次的复兴使东北教会的受洗人数，从1907 年的1500 人骤增到1908 年的3500 人。东北大复兴的影响蔓延到中国其它的地区。其后 的山东大复兴带来华北福音的觉醒，也影响了全国各地。
二、现代的基督教
20世纪10年代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清末的新政、立宪运动，未能挽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必然覆灭的命运。中国社会迈进了从精神到形式两方面的剧变之中；中国的城市、政治和人民的观念都在觉醒。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基督徒孙中山及其革命同志，高举民族、民权和民生的旗帜，推翻帝制，缔造共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国会议员中的基督徒达60余人，许多基督徒在社会活动中有杰出表现。《临时约法》规定﹕国民“一律平等，无族种、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从受不平等条约保护到受民主共和政体下的法律保护，基督教突破了长期的困境，为福音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可惜这一次革命并不彻底，军阀割据随后出现，内争外患不已。
1911年，香港基督教有七大教会，即安立甘会（现称圣公会）、伦敦会（现称中华基督教会）、巴色会（现称崇真会）、惠师礼会（现称循道会）、礼贤会、公理会、浸信会，信徒有3054人。继道济会自理？？后，又有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在1900年自理，香港浸信会在1901年自理。在九龙半岛的中国信徒伍汉持因深痛教案辱国，遂创办中国基督徒会，推动街头及乡村布道工作，1905年成立筲箕湾支堂，1911年自理。自此，港九各教会纷纷实行华人自理计划，1912年圣公会圣士提反堂自理；1914年礼贤会自理；1916年循道会自理；1927年崇真会自理。这样，香港教会早于1920年代就已完全走上自理的正轨，并向澳门、国内等地延伸，实现华人传道的本色化。
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组合”成立，1915年更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全国性统一的组织领导之下，青年会积极推动了超宗派的合一运动。
1912年，康有为等在上海创立“孔教会”，谋求立孔教为国教。1914年，袁世凯控制国会 ，通过祀孔案。袁世凯称帝未久被迫取消帝制，在举国声讨中忧惧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康有为写信给黎元洪，谋求确立孔教的国教地位。因有违信仰自由的约法，激起在京和全国基督教会的反击。1917年，国会否决了立孔教为国教的提案。
1913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四届全国宣教会议，首次有大量中国代表参加，占出席人数的一半。会议决定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也有一半成员是中国人。中华续行委办会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各差会间“合一运动”的开始，它的最大贡献是使教会间的合作顺利进行，在调查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效。次年，续行委办会出版第一期《中国基督教会年鉴》，以后陆续出版各年度的教会年鉴，为教会和社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数据。
1914年，西方怀疑论传入中国，加以中国原有宗教的回潮，使中国基督教会面临挑战。民族主义的抬头，使教会受欢迎的程度开始下降。此外，基督教也受到世俗主义的威胁，在有些教会学校里，教育已经取代了福音。教会虽然在量的方面持续增长，但质的方面却已逊色于1900年为主殉道的基督徒，很多人只是挂名的基督徒。解放神学削弱了信徒对教义的确信，甚至有些教会领袖也无法清楚交待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自东北大复兴以来，一群外国传教士即开始为中国教会的复兴恒切祷告。传教士们看到，教会中大部分的信徒和领袖只是认同这个信仰而已，并没有真正体验到生命的更新。以前因为他们在认知、外貌和日常生活上有了改变，就被认为是真的基督徒。到后来他们的真正光景——遵守教条却没有生命——才完全显露出来。心痛之余，主的仆人们只有祷告，把一切交给主；并积极教导信徒读经和赞美神，为复兴奠定根基，因为“圣灵使用神的话”，等复兴来临之时，一定需要大量熟知神的话语和祷告的人。
1914年，“中国万国改良总会”成立，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万国改良会中国分会。该会的宗旨是“联合众力，改良不善之风俗，摒绝无益之嗜好，增进社会之幸福，扶助世界之进化，高尚人类之知识，拯救平民之困苦”，劝导同胞戒烟酒嫖赌，不早婚，不缠足，不纳妾，不买奴婢，不为不正当的营业。改良会全力推动的禁烟运动收效最宏，民国初期，全国有14个行省禁绝烟毒。
1915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 （Frederic Lebbe）带领天主教徒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同年，为了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他创办了白话文的《益世报》。9月，法国领事企图强占天津老西开地30余亩，天津人民组织“维持国权国土会”与法人对抗。次年，雷鸣远以？旖蚪虆^副主教的身分支持中国民众。10月，法国士兵强行驻进老西开。雷鸣远与天津爱国士绅共商对策，建议天津租界的中国人联合罢工罢市，使租界陷于瘫痪。法国政府不得不归还老西开。为此雷鸣远被法国主教逐出教区，1920年被遣返回比利时。1926年他再次来华，次年加入中国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领中国信徒180人组成救护队，救死扶伤，转战于 抗日前线。1940年6月，他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为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归 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是他一生的目标和实践，他是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先驱。
1917年，全国的教会医院已达264所。同年，“中国基督教博医会”和“中国医学会”在广州举行联合会议，总结前几年的医疗工作，并积极推行预防传染病、禁止吸食吗啡鸦片、提倡清洁运动与公共卫生的事业，取得不凡的成绩。
1918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开始对中国基督教及有关中国国情进行周密详细的调查研究，各差会负责人及150多位通讯员参与其事。1921年 完成了大型报告书《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1922年2月出版。该调查报告包罗了中国在20世纪前20年中 的全部国情，是一部了解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中国国情的详尽资料。
1918年，在华的教会学校计有幼儿园15所，初级小学5276所，高级小学575所，中学233所，大专院校28所，师范院校56所，神道学校31所，职业学校40所，孤儿院49所。中国著名的13所基督教大学，均早于1917年前成立。
1918年，蔡苏娟发起“中华国内布道会”，派遣华人宣教士进入云南、黑龙江一带传福音。
1918年，？浇绦陆探掏綇？1901年的8万人增加到35万人。这一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大增；仅美国通过“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派来中国的传教士就达2500余名。1901年有传教士1500人，1914年激增至5400人，至1919年新教共有传教士6636人，遍布各省693个传教点。57％的传教士分布在沿海地区，27％分布于长江流域，17％分布于其它内陆省份。天主教在这一时期也获得长足的发展﹕信徒从1900年的74万人增长到1920年的199万人。1920年，外国神父达1500余人，中国神父增加到1000人。
1919年，五四运动。它使1917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出现新的格局，完全否定传统儒家作为重建中国的基础，希望以科学和民主来建立一套全新的文化体系，使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科学、教育产生新的转变和改革。新文化运动排斥基督教，却将西方众多的人文主义思潮引入中国，试图从中寻找出路，社会仍然一片混乱。同年，李大钊、李石曾等人创建“少年中国学会”，1920—1921年学会展开宗教问题的讨论；其定论是科学万能，宗教是反科学的，现代社会不需要宗教。此时，知识分子反基督教就不仅仅因为它是“洋教”了，而且更是因为它“不具有科学性”。这场讨论因为它的时代背景而意义重大﹕新文化运动的初旨是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西方文明，但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而1919年的“巴黎和会”竟无视中国主权，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更使中国知识分子悲愤、失望，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知识分子受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转而寻找更为激烈的救国之路。1919年7月，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s。社会主义思潮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反基督教被认为是反帝反资的一部分。于是，另一场非基督教的教难便不可避免了。1921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顾子仁曾作出如此的述评﹕“中国现在是处在十字路口，一个纯唯物的路线，是一条最没有阻力的路线，今后十年内中国发展的方向将获得如此巨大的推动力，任何人想影响它向前的冲击，将是困难的。”但基督教界对此时代的思潮并没有潜心研究，而是深感困惑﹕自利玛窦起即有以传播科技为传教之媒介的传统，而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