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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对此时代的思潮并没有潜心研究，而是深感困惑﹕自利玛窦起即有以传播科技为传教之媒介的传统，而基督教及它所办的文教事业也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主张民主，反对专制；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反对不平等、不自由和禁锢人个性发展的思想。这一切不正是与五四运动所呼唤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相符吗？但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甚至包括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要群起而反对基督教呢？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国救亡的迫切任务压倒了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中国基督徒也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的洗礼。二是当时的国际思潮如科学实证主义、进化论和共产主义等方兴未艾，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对科学的迷信和对暴力革命的向往。三是人们没有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而是因中国近代以来所受的屈辱表现出对基督教的敌意，认为反教是救国的行动，造成了历史的误会。四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督教的本色化尚在草创阶段，从整体而言中国基督徒主持教会事务为数极少，基督教还没有脱去“洋教”色彩，在社会上少有认同。
1919年夏，有“基督将军”美誉的冯玉祥邀请顾乔纳单到他的军队中布？馈？11年前，冯玉祥和他 的军队都是信假神的，后来他信了耶稣基督，他的军队中很多人也成为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军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经过街上时唱着圣诗，老百姓称之为“天兵”。顾乔纳单在冯玉祥将军的军队里工作了整整一年，共有4000多名士兵受洗。
1919年12月，中华续行委办会召集全国中西教会领袖117人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基督教会如何最有效地协助中国？”会议一致认为建设中国必须依赖基督教的灵性力量，有基督教灵性力量的投入，建设新中国当更完美。于是，会议发起“中华归主运动”，作为教会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中华归主运动”的主要措施是“布道远方”。次年，超宗派的“中华国内布道会”成立，与“中华归主运动”相呼应，推动全国性的布道工作。
20世纪20年代
1920年1月，北京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组成了“生命社”（原称“北京证道团”），其成员有赵紫宸、吴雷川、徐宝谦、刘廷芳、余日章、诚静怡等，以《生命》为论坛“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并见证基督教真理的力量与能力”。生命社对新文化运动的响应大致有三类﹕一类主张用批判的精神来对待中国基督教，对其现存的体制化的教会进行批判性的审察；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应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文化；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生命社对1922…1927年的非基 督教运动也作了迅速而猛烈的响应，坚称中国基督徒真正是爱国的。生命社致力于“本色化神学”的创建，但它用基督教自由派思想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却显然失败了。
1920年，石美玉在上海组织伯特利会（Bethel Mission）和伯特利医院。17年之久，她主持伯特利 医院的护士训练，闻名全国﹕她亲自带圣经班，给训练班灵命与知识并进的教育，希望护士离院时都成为传福音的护士。
1920年夏，王明道撇下做政治家的雄心，毫无保留地顺服神的旨意。他不再用“永盛”一名，改称“明道”，意为“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他以“明道新民”为己任，盼望成为一位“人心改革家”，复兴中国教会。1921年初，王明道听居留北京的瑞典信徒毕胜道（Eric Pilquist）介绍因信称义的道理，使他明白救恩之道不是依赖行为， 乃是接纳基督牺牲代赎的功劳。他明白信徒的善行不是救恩的根，乃是救恩所结的果，这个神学上的次序是永远不能颠倒的。从此他对救恩有了把握，他的信仰“又有了一个大的转变”。经历了圣灵更新、洁凈的作为，王明道成为优秀的解经家、新生命的先知和严格顺服神话语最高要求的信徒。
1920年至1929年，季理斐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接替1916年离华返国的李提摩太，带领广学会走过五四运动后“非基督教运动”兴盛的一段关键岁月。是时，各省大学业已成立、华资出版社及报馆业已兴办，译介西学的工作已由留学归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承担，社会启蒙的工作已初具规模。季理斐看到中国教会势必由中国信徒来领导，造就本土教会领袖刻不容缓，于是将广学会的出版重心转移到对中国教会的造就上。他领导广学会全力译介西方教会的圣经注释、研经工具、灵修心得、信徒传记等方面的名著，其中有超过1000页的《圣经辞典》和最早的一套中文《圣经注释》，深受教会欢迎。民国初期，为加强民众对公民责任、社会公德的认识，广学会也致力于公民教育，先后出版《公民与社会的研究》、《共和的意义》、《自尊的意义》、《秩序的意义》、《平等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婚姻的意义》、《爱国的意义》、《劳工的意义》、《学校的意义》等书籍。
1921年，谢洪赉（庐隐）发表《基督教与科学》一书，答复一些从科学角度反对宗教存在价值的批评。他指出基督教和科学各有其界限与功用，“科学本无解释宇宙之能力，亦不能为道德之基础”，基督教与科学不但没有真正的冲突，而且应该相互结合，成为宇宙间统一的真理。谢洪赉早期的著作《修学一助》曾对王明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明道回忆道，读了谢洪赉的《修学一助》，“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
1921年，中国基督徒留学生晏阳初自美国返华，推行平民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赴法国在华工中开展识字教育等活动。回国后，他认为国内文盲多，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于是投身于平民教育，编写教材《平民千字课》。1924年，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任总干事，后在各县建立分会，开展扫盲工作。1930年，又有基督教识字运动与平民运动相配合。这两个运动深入民间，大大消除了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参加礼拜的人也多起来。教会主日学也推进了识字教育﹕1900年后，全国所有的教会都设立主日学，目标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能读《圣经》，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不识字者的教师”。经过多年的努力，信徒中能读《圣经》的男子占60％，妇女占40％。
1921年，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自立教会“耶稣家庭”（原名“圣徒信用储蓄社”）在山东成立 。敬奠瀛是“耶稣家庭”有恩赐的领袖。加入耶稣家庭者“必须舍家、破产”，参加生产劳动，更重要的是追求美好的信仰生活。抗战时期，耶稣家庭发展十分迅速。至1948年，有127处耶稣家庭，大部分在华北各省。
1921年，担任海军大副的王载在灵修时读到以赛亚书52章11…12节﹕“离开吧，。。。要从其中出来 ，你们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他深受感动，觉得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于是离开海军，凭信心出来传道，成为中国“自由传道人”的第一人。王载与福州三一书院的倪柝声、王峙、缪绍训、陆忠信、魏光禧组成团队，向福州居民传福音，并成立“基督徒聚会处”，成为国内教会走向自立、自传、自养教会的先锋。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iss M。 E。 Barber）给他们灵性上的帮助极大，她是倪柝声接触西方神学思想的主要桥梁。8年之久，他们互相砥砺、彼此扶持，传教工作发展迅速。后来他们各自发展，也多有建树，王载、王峙兄弟在国内布道，缪绍训在菲律宾，陆忠信在星马，魏光禧在香港，倪柝声则以“地方教会”运动闻名于世。他们对此后数十年教会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1922年，罗马教廷任命意大利人刚恒毅为教宗代表来中国；他的来华意味着法国保教权的结束。他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1926年9月，刚恒毅率赵怀义等6人赴罗马，参加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梵蒂冈为他们举行的祝圣典礼。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30年代，中国天主教会已拥有23名中国主教、1600名中国神父、3600名中国修女。刚恒毅说过﹕“凡是善良的文化都很容易自然地与基督化的生活相吻合，且从它那里获得充足的能力，以确保人格的尊严和人类的福祉。”
1922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到达顶峰，此时全国有市青年会40处，会员达53800余人；校青年会有200处，会员达24100余人，外籍干事95人，中国籍干事87人。但1922年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有所影响。
1922年4月4日，“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此为首次在中国地区召开的全球性会议。来自世界32个国家的基督徒学生领袖以及其它学者与作家共764名代 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分组讨论了国际与种族的和睦，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如何向现代学生宣扬基督教等问题。大会在顺利和谐的气氛下举行，8日圆满闭幕。只是大会引发了日后骇人听闻的非基督教运动，诚属不幸。
1922年，第四次教难﹕非基督教运动（第一次高潮）。“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即将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3月9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称宗教与科学不能并存，基督教不但违反科学，更是资产阶级掠夺压迫无产阶级的恶魔。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闭幕日，北京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基督教的示威集会。随后，南京、广州、厦门、武汉、长沙、杭州、福州、芜湖、天津、保定等地先后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生命》月刊转载了“非基督教同盟”的反教宣言，并指出该宣言“只凭意气，不讲道理”，不像是出自“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之手笔，其攻击无损于基督教。浸信会的《真光杂志》也较有份量地批驳了反教言论。
1922年5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张，并肯定了本色教会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教会的前途在于“合一、本色与成圣”。会议将中华续行委办会改组扩大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并发表关于本色化的《教会的宣言》。支持中国教会自立的传教士不乏其人。1924年，诚静怡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
1923年，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吴雷川等组成“真理社”，并出版《真理周刊》，力倡有中国风格的基督教。
1923年，第一次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会议在杭州召开。“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成 立，并以《女青年报》为会刊。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宗旨是，“团结中国少女和妇女，根据耶稣基督的教训，推进德、智、体、群四育，服事上帝，服务祖国。”
1923年，内地会三位女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冯贵珠（Evangeline F。 French）、冯贵石（Francesca L。 French）踏上丝绸古道，进入大西北传教。冯贵珠和冯贵石是一对姐妹，姐姐冯贵珠于1893年来华，义和团之乱时在山西险遭杀害；妹妹冯贵石于1909年也来到山西传教。盖群英年纪最轻，1902年到达山西，从事妇女教育方面的工作。她们三人同心同工，在山西教会服事。因听说甘肃、新疆还有许多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三位人到中年的女传教士心就不平静了。她们联名要求差会改派她们到大西北去，经过一年多的等候，终于获准。她们以河西走廊上的酒泉为基地，每年8个月西进布道。西北的集市人多，她们就到处赶集，把各种语言的圣经送给有兴趣的人。她们是最早穿越戈壁沙漠的西方妇女，每次外出布道，总有丰收，例如有一次，她们走过12座城市与无数的村落，进入大约2700户住家和帐篷，举办650多次聚会，送出4万册以上的圣经。
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潮）。4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开除学生领袖引起非教风潮；8月，在上海重新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其宪章把基督教当作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把矛头指向一切基督教的组织、人员及其事工，认为基督教在不平等条约的卵翼下已经发展成阻碍民族解放的特殊政治势力。1924年圣诞节前后，至少有13个城市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游行示威。
1924年8月，王明道赴山东德县参加夏令营，会中有一位新神学派传道人谬讲圣经道理，王明道怒不可遏，当众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