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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她们都挨了打以后； 王太太和陈大夫彼此更不敢说话了。何况又不住在一个监房； 实在没有多少机会见面。王太太在北京草岚子和在邯郸时的同监犯人曾玉华； 刑满后回家去探亲； 返回农场时带来一个消息； 说陈大夫的丈夫张周新先生去世了。原来张先生是在杭州恩典院被捕的； 一九五七年释放后回到北京； 还曾去甘雨胡同看过王先生。据说后来又在天津被捕了； 一九七零年前后死在狱中。王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想怎么能叫陈大夫知道这件事； 但始终没有办法。后来还是陈大夫给她儿子们写信时； 他们回信告诉她的。
陈大夫身材较矮； 生病以后个子越来越矮。每次洗了衣服要晾起来； 总是够不到绳子； 就常常抱怨自己：“怎么长得这样矮； 长得这样矮！”在她患胸膜炎住进医院之前； 有一天她洗了衣服没办法晾； 正在发愁； 看见王太太走过来； 就对她说：“你给我晾吧！”王太太就帮她晾了。
陈大夫长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不能吃盐； 也不能多吃粮食； 只能吃少量的菜； 身体越来越瘦。她很想吃点糖； 常常说：“哎哟； 给我点儿糖吃吧！ 给我点儿糖吃吧！”王太太还有些糖； 但是不敢给她； 因为给了就是包庇拉拢。后来陈大夫患胸膜炎； 王太太也患胸膜炎； 还有肺病； 两人都住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一九七一年春节时； 病人可以多买一些糖； 王太太就想怎么能分给她一些； 她就趁着陈大夫出去的时候； 偷偷地把陈大夫的糖瓶子装满了。她想陈大夫不知道； 这就不能算包庇拉拢； 不然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来。肢体间的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没过多少时候； 陈大夫的身体更加不行了。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 她逝世的前一日； 王太太进去看她。她闭着眼睛； 王太太又不好跟她说话； 只轻轻地喊了一声：“陈善理！”她的眼睛微微地动了动； 没有睁开。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
第 三 十 四 章 荫 营 十 年
一九六八年四月，大同劳改煤矿的一大批犯人调到了荫营。大同在山西省的北部，荫营在山西省的中部。荫营是阳泉县的一个小镇，距离阳泉火车站二、三十里路。王先生就是与这批犯人乘坐七等火车到荫营的，詹汝耕也在其中。
詹汝耕在大同因参加“九人斗争团”斗争王明道立了大功，已经减刑。到荫营之后，他又继续争取在王先生身上立功。一天，他们在院子里开控诉会，有一百多人参加。詹汝耕单独出来控诉王明道，没有提王先生的名字，也没有提史家胡同或基督徒会堂，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指的是谁。他说：
“在北京有一个教会，他们的教会有暖气设备，这是一个大资本家捐的。”这样就把王明道跟大资本家李子超先生连在一起了。有一天他和王先生在大工房里摘白菜，没有第三者在场，他对王先生说：“咱们传道人，可不就是凭着两片嘴皮吃饭么？”王先生认为他说错了，他不应该把王先生拉到他们一起，而应当说，“我们这些当牧师的（指像詹汝耕一样靠当牧师吃饭的人），可不就是凭着两片嘴皮吃饭么？”王先生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他是为吃饭而传道，我是有神的使命而传道，两者岂可同日而语？”
荫营劳改队的最高领导是科长，其次是教导员，下面还有指导员。在犯人当中，一个队有一个值星员，是从犯人当中挑选出来的，领导上叫他管理本队的事，要紧的事去找干部，一般的事就由他来处理。
王先生在十八队。他们旁边那个队的监房里有一个犯人，可能因为值星员待他太厉害了，他就起了杀人的意念，准备用炉子上的铁火盖来打死那个值星员。铁盖的上面连接着一个长柄，那个柄是活的。拿着柄可以掀也可以盖，却不能打人。一打，盖子就转。一天夜里他趁大家都睡着了，拿起铁盖柄就朝值星员头上打去。一打，盖子就转起来，结果没打成，却碰着值星员的头。他一醒过来，立时就叫起来：“杀人了！”大家都被叫醒，连隔壁王先生他们那个队的人也都醒了。值星员打电话到队长的房间说：“这里发生杀人的事情了！” 队长开了门进来，就把那人铐起来带走了。
有一天，王先生队里的值星员对他说：
“我们队里新换了一个指导员，你写点材料跟他谈谈吧！”
“我没有什么可写的。”王先生因为过去写材料为刘少奇等辩护，戴了好几个月的手铐，吃了许多苦头，到荫营之后他就不再写什么了。
“你写写吧！”值星员说。其实这是指导员的意思，要知道王先生的思想如何。于是他就写了，越写越没有顾忌。有时指导员也找他谈话，所以他和指导员很熟。有一次天铎给爸爸寄来一个大扁盒子，装满了罐头。指导员想那一定是花了很多的钱，就问他说：“你儿子挣多少钱啊？”其实这些营养品并不是高价买的，而是天铎夫妇二人把他们每月发的肉票省下来，买了罐头给父母寄去的。
有一天指导员拿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毛主席题的两首词。其中一首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不许放屁！”指导员问王先生说：
“你看过这张报纸吗？”
“看过。”
“你有什么感想？”
“我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了。”王先生说，“诗词里哪有用‘放屁’这种话的？多难听啊！我不喜欢看这种难听的话。”
这时王先生的灵性几乎完全恢复了他以前的光景，不过不能跪着祷告，像在家里时一样。他祷告都是在躺下以后，而且不能出声。就连谢饭的祷告，在监里也是不许可的。
有一天，大同的邢干事到荫营来了，走进王先生他们住的那个房间。一个在大同斗争过王先生的兵痞犯人说：“王明道，你看谁来了？”意思是说，斗争你的人来了。王先生一点也不怕他，因为知道他不可能再斗争他了。但那个兵痞不久却得了中风，早晨还在院子里跟人说笑，下午就有人告诉王先生说，他已经被抬到医院去了。
荫营的犯人都穿公家发的衣裳，上面印着红漆盖的两个大字“荫劳”。王先生初到荫营时，还没注意到，就那么穿着。有一次指导员作报告时说：“当然，公家发给你们的衣服都盖着印。你们自己的短裤或背心，凡是要穿的，也要拿出来盖印。”然后就有一个干部拿着红油漆到他们的屋子里来盖印。王先生有两件衣服，是他自己的，不肯让他盖印。从这时起，他才注意到“荫劳”就是“荫营劳改犯”的意思，于是他写了一个报告给指导员说：“我不是犯人，我不能穿犯人的衣服。凡印上红字的地方，我就拿块布把它盖起来。”
有一天，大家都在院子里看下棋，王先生也站在那里。指导员指着王先生衣服上盖着的那块布说：
“你盖着这两个字不好。”
“我盖着好，”王先生说，“这叫作‘实事求是’。是犯人，就要印‘荫劳’；我不是犯人，就不应该印‘荫劳’。”
“你不是犯人，你怎么在监里啊？”
“我是‘坐监者’，像保罗、西拉、杰里迈亚、米该雅一样。”王先生说，“那几个古人都坐过监的，我也像他们一样坐监。”
指导员没说什么，笑了笑。后来他就公开穿他自己那没有盖红印的衣服。
有一个犯人叫郑维的，在那边院里站着说：
“你用布盖上‘荫劳’，不行。你不能上厕所。”
“我能上厕所，我现在必须去大便。”王先生说，“我已经写了报告向领导说过了。”
自此以后那个犯人也不管他了，在荫营只有他一个人始终穿没有盖红油漆字的衣服。已经印上字的，他就拿块布缝在字上面盖起来，冬天的衣服用蓝布盖上，夏天的衣服用白布盖上，一直到他出监的日子。
一九七三年四月底，王太太十五年的刑期满了，她的儿子天铎去接她。他以为办了手续，就可以把她接出去了，殊不知刑满的犯人不能回家，还要继续留在那里工作。根据政府在那一时期的规定，凡是刑期已满的人，不管判的是一年，还是几十年，一律都要在政府指定的一个监狱外边劳动，那就算是他的工作单位，每年给半个月的假期，可以回家探亲。所以王太太仍旧要留在邯郸。
同年秋，王太太去上海，看望九十五岁的母亲刘老太太。临行时队长告诉她说：“九月十七日（中秋节）以前，你一定要回到这里。”那年中秋节是个礼拜天，礼拜天是她的假日，她本来想可以在上海多呆一天，过了中秋节再走，但是因为有队长的这一句话，她想她不可以随便用这一天，所以就在九月十六日回去了。幸亏她回去，不然问题就大了，因为过了礼拜天，到礼拜一（九月十八日），她们就要搬到石家庄去。如果她在上海用了这一天，她的东西一定收拾不完，那就会紧张得没办法。从这里她得到一个教训，还是守约的好。
她在石家庄一直呆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毛主席逝世后，她又被调到邢台唐庄镇（即清朝的顺德府）。一九七七年国家政策改变，刑满释放的人可以自由回家，她才回上海去。
一九七三年，天铎去邯郸看了母亲，随即去荫营看望父亲，然后又回到母亲那里，跟她一块儿住了几天。这次天铎去荫营看望父亲是第一次。一九七四年，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去看望父亲。一九七五年，他又陪着母亲去荫营看望父亲。他一共去看望父亲三次。
一九七四年一月，王太太的母亲刘老太太去世了，终年九十六岁，天铎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二月初，信到了荫营。指导员看了以后，把王先生叫到办公室去，对他说：“人生总有一死。”他立刻就想到，可能是他岳母刘老太太去世了。指导员把信交给他，一看果然是的。他非常悲哀，因为好婆很爱他，就跟爱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当时他没有哭，回到监房以后，看见被子呀，衣服呀，无论什么东西，凡是老太太给他做的，他就掉眼泪。
他刚从办公室出来，指导员就把他们屋里的值星员喊了去，叫他安慰安慰王先生，不要太难过，人总有一天要离开世界的。那个指导员真是体恤他。
第二天早晨，他坐在炕沿上，越想越难过，他就哭啊，哭啊，哭了很长时间。先还不敢出声，只是偷偷地哭，后来情不自禁，就放声大哭起来，一连哭了两、三天。后来他忽然想到复活的日子还能再见面，一下子就转过来了，再也不哭了，他的心从主得了安慰，也有了盼望，知道将来还要再相见。
据说这件事对他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一九七五年王太太由天铎陪同去荫营看他时，那里的一位主任告诉她说：“你母亲去世以后，他心里一直非常悲伤。政府本来预备给你们一个极大的宽大，让你们全家团聚，可是因为他一直哭，看见什么东西都要哭，这个机会就失去了。”王太太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但知在老太太去世之前，王先生曾去参观过大寨，回来以后总会写写感想，可能那时他的表现比较好，政府就考虑对他一家有一个宽大，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哭，他们就改变了计划。
王先生在荫营是比较自由的，他不作什么事。天铎陆续给他寄了大约五百本书，有古书，也有简装书，他就整天看书，把眼睛都看坏了。政府干部对他很好，有时他们还借他的书看。神把他隐藏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可能比他生活在社会上还要安全些。
一九七五年，中国社会上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当然这股风也吹到了荫营。那时只许说孔子坏，不许说他好。有一次，四、五位干部在谈话室里，把王先生找去。他坐下以后，有一位干部问他说：
“你对孔子诛少正卯有什么看法？”
王先生说：“孔子诛少正卯诛得很好，就是当诛！人们说孔子残忍，把一个很知名的人士少正卯给杀了，其实不是孔子残忍，而是少正卯自己取死。这样坏的人如果留着他，鲁国将来就要弄得不得了了。”他接着背了一段古书上的话：“孔子为鲁司寇，三月而诛少正卯。门人进而问曰：‘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之大恶有五：盗窃不语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一有于人，即不免于君子之诛。今少正卯兼而有之，其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恃嫌激众，是小人之雄也，不可以不诛。’”
这些干部彼此看看，觉得这个犯人对史书怎么这样熟啊？之后又有三、四位干部，单独找他谈批孔的问题。王先生说：“孔子批不得，批孔子的人自取羞辱。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师，我不能批评他。”有一次开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