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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他的经历中得出一个结论： 王明道因不怕承认自己的失败而蒙了怜恤； 我们也不怕。
大量的访客使政府公安部门感到不安； 特别是他直言不讳地讲政府对他的所作所为； 无疑会影响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群众和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王先生到达上海不久； 就有公安局的两位干部去平江路看他； 一位姓孔； 一位姓刘。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态度很不客气； 一方面是为吓唬他； 另一方面也是要从他了解教会的情况。他们问他：
“都有什么人常到你这儿来呀？”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你们的必要！”王先生很坚决地回答他们。
“你不要忘记你是反革命啊！”姓刘的说。
“我是反革命；”王先生说；“你们为什么把我放出来？ 我没有要出来； 是你们把我放出来的。你们看我是反革命； 可以再把我送回去嘛！”
“来的人里面有的是好人；”他们解释说；“有的是不好的人。”意思是劝告王先生不要与那些不好的人来往。他们还劝他向他儿子学习；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他儿子虽然也住过牛棚； 可他从来不提那件事。
他们跟王先生谈认罪的问题； 想他坐了二十多年的监； 还能不承认自己有罪？ 谁知他根本就不承认。王先生对他们说：
“我很喜欢跟你们谈谈认罪的问题： 我在神面前满身疮痍； 体无完肤； 是个大罪人。但在国家法律方面； 我从来没有犯过一条国法。我自幼就胆子小； 脸皮薄； 不敢作一件犯法的事。在学校里我是个严守校规的学生； 在国家和社会上我是个守法的公民； 可你们还是把我逮捕起来了。我没有犯过任何国法； 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监完全是为了信仰。”王先生还明确地告诉他们：“我反对三自会； 到现在还是反对。”他们看他态度很坚决； 就不再谈下去。从此以后； 他们对他反而客气起来了。第一次去时对他没有称呼； 第二次、第三次就一直称呼他“王老先生”。
他们感到对付王先生有些棘手； 好不容易才把他请出来； 怎么能再把他逮捕进去？ 八十多岁的人了； 还能活多少年啊？ 把他逮捕进去； 很快就会死在监里； 政府担个臭名； 何苦来呢？ 但又怕他扩大影响； 于是采取一种措施； 就是了解都有什么人到他那里去； 注意那些人； 使他们不敢再去； 把他孤立起来； 目的就达到了。
有一次； 孔、刘两位干部去王先生家时； 正巧碰上潘老太太（郑素英女士）上海的孙女在那里。她看见那位姓刘的干部； 就对他说：
“我认识你； 你姓刘。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不吭声。她再问他； 他就说出自己的名字。但她说：“不对； 那时你不叫这个名字。你带着红卫兵到我们家里去抄家时； 幸亏你的一句话； 不然我们的房子就麻烦了。”这一下把他点出来了； 原来带着红卫兵到基督徒家里去抄家的是公安局的干部。据说那位姓刘的干部是专管基督教的。
他们二位每两三个月到王先生那里去一次。姓刘的去过三次； 以后就不去了； 换了另外一个人。
他们最注意的一个人是阎宝田大夫的儿子。他好几次去给王先生送西瓜和食物； 都给他们碰上了。阎大夫是山西太谷人； 二十岁左右在火车上得识王先生； 从那以后他们就有了交情。他很爱王先生； 一直称他为大哥； 并说：“耶稣是我的救主； 大哥是我的恩人。”每逢王先生到他所在的城里去讲道； 他一得知就去聚会。
有一天孔、刘二位干部在王先生的房里坐着； 正好时魏素兰姊妹来了； 站在床那边； 姓刘的扭过头来说：
“这是谁啊？”
“这是我们的亲戚。”王太太回答。
他就没再问下去。后来他说：“有的人好； 有的人不好； 你们不要跟那些不好的人来往。比方说； 像俞崇恩、俞成华啊 。。。。。。”他怎么知道俞崇恩来过呢？ 原来在王先生的书架上有一张纸条； 上面有俞崇恩弟兄写的字：“我父亲叫俞成华； 我妈妈叫。。。。。。”姓刘的干部老远看见那张纸条； 就知道俞崇恩来过了。俞成华先生老早就去世了； 怎么还可能来呢？ 可知都是因为那张纸条的缘故。他们说这样劝告王先生是为他好； 其实是怕他跟更多的人接触。
安息日会也有一帮人是反对三自会的； 因而那时三自会对安息日会就有积怨。两位干部要了解安息日会是怎么一回事； 就跟王先生谈这个问题； 并且叫他写篇文章驳驳它。王先生说：“我不写； 我不给人写什么东西。多年以前在我还没有进监的时候；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 叫《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吗？》； 你可以去看。我写文章都是自动写的； 别人叫我写； 我从来不写。”
从国外带来的书； 王先生和王太太当然不愿意多让人知道； 但政府是知道的。有一天孔、刘二人来时； 正好有人带过来两三本书； 放在桌上。姓刘的拿起来看看； 然后又给姓孔的看。姓刘的问王先生：
“你对香港印你的书有什么看法？”
“我很高兴。”王先生说；“我进了监； 我的书在北京不能出版了； 香港给我出版； 那好极了。而且在他们所印的《五十年来》里； 还附录了《真理呢； 毒素呢？》和《我们是为了信仰》两篇文章； 叫各地的人都晓得我坐监是为了反对三自会。”
一九八零至八一年； 上海市公安局的干部总是两个人一起来。一九八二年起。 他们就谁也不来了。
王先生的户口迁得很顺利； 他到了上海以后没几天就报上了。他不接受释放证； 荫营就把“释放证”几个字改为“裁定书”； 而且也没有什么“提前释放”的字样； 所以就没留个尾巴。天铎拿了裁定书到派出所去； 很快就报上了户口。但王太太的户口迁得就很慢； 一直留在唐庄； 没有迁过来。唐庄农场每月给她寄廿五元生活费和粮票、油票。一九七七至七九年间； 每次寄来她总是收着； 因为她想即便自己不用； 还可以给别人用嘛！ 但王先生对此另有看法； 他反对接受这个钱。有一次； 那边寄钱和粮票、油票的信给王先生收到了； 他就把它退回去； 并且还附了几句话：“无功受禄； 寝食不安。请以后不要再寄粮票和工资来了。”其实王太太刑满释放后在唐庄农场劳动； 是那里的退休职工； 得原单位发的退休金； 不能算是无功受禄。
王太太的户口很长一段时间未能迁入上海。上海派出所要求唐庄农场出两项证明文件： 一是证明她没有劳动力了； 一是证明她只有一个儿子。唐庄肯证明前者； 不肯证明后者。王天铎的工作单位给开了这个证明； 可派出所还是说不行； 结果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了； 一拖就是五年。那位姓刘的干部虽然答应帮她办； 但始终没有办成。到一九八二年； 还是公安局的一位干部帮她办好的。其实哪有下级不听上级的？ 但姓刘的就是没有帮她办成。一九八二年以后； 姓刘的不来了； 王太太心里倒觉得踏实些； 因为他每次来总是恐吓人； 把人搞得心神不定； 好达到他的目的。但王先生就是不买他们的账； 他回答他们总是很硬的； 所以姓刘的一事无成。
一九八零年； 贝小姐在北京说：“王明道受管制呢！”王先生听了非常生气； 写了一封信给她； 托柯桂贤姊妹转交。信上说：“谁告诉你我在上海受管制？ 没有人管我！”王先生知道她是因为害怕而去参加‘三自’的； 但她却说是神让她出来参加‘三自’； 王先生对她甚为不满。
王先生出监以后； 原北京基督徒聚会处的蒙贤超弟兄； 给王先生寄去一信； 大意说：“听说你家里只有你儿子一个人有收入； 你生活现在不太富裕； 特寄上三十元给你； 请查收。”
蒙弟兄是个开钟表店的商人； 在宽街教会负责。因为他们的传道人阎迦勒弟兄参加了‘三自’； 并且担任北京三自会的副主席； 所以他们宽街教会又开堂了。蒙是参加三自会的； 一九八零年在南京开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时； 他是以北京市代表的身分去参加的； 并且还当上了三自会的常委。王先生收到此款后覆他一信说：“我听说你参加了三自会； 并且还当常委； 请你告诉我你跟三自会的关系。”他回信说：“是的； 我是三自会的常委。”王先生就把那三十元钱买了一张汇票寄回去； 说：“你是三自会的常委； 我是反对三自会的； 咱们两个没有共同言语； 你寄给我的三十元现在还给你； 谢谢。” 蒙回了一封信； 把王先生大骂了一顿； 这是 一九八零年冬天的事。
王先生莅沪后的头一年； 除了在家门近处走走之外； 从来没有到外地去过。虽然北京的一些肢体与王先生有书信来往； 但能亲自去上海看望二位老人的毕竟还是少数。 一九八零年冬； 王先生夫妇去京的消息甚嚣尘上； 北京方面甚至有人积极筹划迎接他们北上。有人说：“王先生到了北京； 礼拜天就在米市大街圣经会门前一站； 就得围一大圈子人。”如果王先生真的去了； 说不定会惹出一些事端。天铎对此当然不无顾忌； 所以他在一九八一年春节前写了一封信给李再生先生； 邀请他和甄品道先生去沪度岁。李先生因为太太生病； 甚难走开。但经研究； 决定请一位姊妹代劳； 他们二位遂于二月四日晚自京去沪； 次日（旧年元旦）晚到达。李先生得见他所敬爱、阔别二十余年的老友王先生； 心中快慰之至。
他们到了之后； 天铎随即拍拍甄先生的肩膀； 领他到过道处小声说：“这次请您来； 是因北京多人来信； 欢迎二老北上。其意甚佳； 但他们年老体弱； 我们又因工作关系不能同往； 殊不放心。请在此多盘桓一些日子； 劝劝老人打消北上之意。”甄先生允于尽力而为。他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 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
一九八一至八二年时； 王先生忽然唱出他儿时唱的一首歌。王太太与他结婚几十年； 从来没有听他唱过。这首歌是他的外祖母（一位很虔诚的老太太）在他三、四岁时教他唱的。歌词说：
“我是耶稣门徒； 他是我救主； 虽然我有罪孽真是苦；
主已为我死亡； 救赎我罪恶； 所以我时常快乐。
耶稣能救我脱离各罪； 我因为蒙他大恩惠；
无论黑夜白日心里总是乐； 主已使我胜罪恶。”
王先生十四岁信主之后； 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承认他自己是罪人； 蒙了神的恩典； 所以他常常快乐。他相信主耶稣不只能拯救他的灵魂； 还能救他脱离各样的罪恶； 所以他的人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八年的失败得到神的赦免； 重新站立起来； 恢复了他以前那个快乐的人生； 心灵就如同儿时的光景一样。
王先生到上海以后； 灵粮堂的长老周复清先生常去看他； 而且与他关系很近。该教会负责青年工作的路春方弟兄与他同去； 就显得跟王先生的关系也甚好。以后周长老的两条腿有病不能去了； 路仍旧照常去； 差不多两三个月就去一次。王先生知道他是参加三自会的； 就对他说：
“你是‘三自’的人； 常到这里来； 不对。”
“没关系； 根本没有人知道。”
以后路又拿了一盒蛋糕来； 王先生不肯接受； 请他拿回去。王太太觉得不好意思； 还是收下了。从那以后； 路就不再来了。王先生对‘三自’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一九八二年； 听说有“飞机医院”到广州。“飞机医院”是一批外国医生； 乘飞机去世界各地； 专门作眼科手术的。王先生事先已经登记过了。该“医院”到达广州后； 上海的一位眼科专家王医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他就在九月廿日由儿媳陪同乘飞机去广州； 作白内障手术。王医生随后也去了。但这次手术没有作成； 到底什么原因？ 谁也不敢说定。有人说是因为王先生说了一句外行话：“这个晶体将来坏了； 在中国不好配。”那位医生听了不高兴； 就不替他作手术了。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儿媳用英文同外国人讲话； 没有通过广州医院的中国医生。总之是空此一行； 九月廿八日他就被撵回上海去了。王医生说：“回去以后； 我给你治。”
同年十一月三日； 王先生入住仁济医院。十一日王医生为他作左眼白内障手术； 廿六日出院。以后又配了一副眼镜； 视力似有好转。王先生住院时； 因为二十多天没有活动； 出院后生活就开始不能自理； 吃饭穿衣均要有人照顾； 但过了一个时期又转好些。一九八三年九月廿日第二次入仁济医院开右眼； 廿四日手术； 十月十一日出院。两次住院； 身体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手术后他的眼睛虽然当时是好的； 但过了一些时候就全不行了； 无论看书或是写字都成问题； 手术完全失败。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默默中都有神的美意在内。
一九八零至八二年在生活上照顾二位老人的； 主要是周媛姊妹。从八三年起近十年之久； 在生活上照顾二老的则是章冠英弟兄。
第 三 十 八 章 迁 居 武 康 路
平江路的住处； 只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