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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团结； 我们应当承认各教会、各宗派、各个神学观点间的区别； 确立互相尊重的原则。”（注） 这些话的实质； 就是要基要派（即福音派）尊重现代派（即不信派）的信仰； 与他们和平共处。对于现代派那些假先知、假师傅所传讲的异端之道不能揭露； 也不能批评； 因为一揭露； 一批评； 就破坏了团结。既要和不信派搞团结； 就不能坚持圣经上“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的真理。既要搞团结； 就要跟假先知虚与委蛇； 就不能遵行主耶稣的教导：“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马太七章十五节； 约贰七至十一节）。基督徒撇开圣经； 撇开信仰； 去跟不信派的假师傅们搞团结； 其结果可想而知； 必然是十分严重的。
会议中还举行了控诉大会。由于王先生拒绝接见北京和上海的两批代表； 大会特地请出安息日会的单乐天牧师来控诉王明道。安息日会跟其它教会向来是格格不入的； 这次大会也把他请了去； 作为代表登台控诉。他说：
“我很知道王明道的事。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 是你们大家不知道的。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 他给日本人献过铜。他谄媚日本人； 帮助日本人。当日本人需要铜； 用铜来打中国人的时候； 他就领着大家给日本人献铜； 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啊！”单牧师的意思是想堵住王先生的口； 并且告诉他：“你也有把柄在我们手里。现在你若不来参加大会； 我们就要追究你以往的事。”王先生没有理他。对这件事； 王先生说了这么几句话：
“那不是献铜； 那是征铜！ 北京市长命令每一家市民都要交铜。保、甲长挨家挨户地去送信； 告诉人要交多少铜。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小户人家各交多少； 都有规定； 少一点也不行。市民把铜送去； 他们还要拿秤称； 秤砣低一点都不行。交了铜以后； 就发给你一张小单子； 上面印着两个红字“铜品”； 要市民把它贴在大门的门框上； 不然还得再交。这个单子在会堂门上贴了不少日子； 可能单乐天看见过。今天旧事重提； 为的是要找把柄来控告我亲日、媚日。”
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 与会代表、《荒漠甘泉》中文本译者唐守临弟兄去看王先生。适巧他不在家； 出去理发了。王太太见到他； 就问他说：
“听说与会的代表们今天都去游园了； 你怎么没有去？”
“琴还挂在柳树上； 我哪儿有心去游园啊！”他这句话透露出了一个有生命的人的心声： 中国教会已经被掳了； 哪里还有心去游山玩水啊？
会议结束后； 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同道书》； 正式宣布把“三自”原有的名称改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并且成立了它的全国领导机构ΔΔ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注：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天风》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期
第 十 二 章 全 国 会 议 以 后
八月五日晚上； 王先生夫妇乘火车到北戴河去了。第二天一早； 徐州的王恒心牧师去会堂找王先生； 请他在一张反对原子战争的签名单上签名。王先生不在； 迟太太接见的他； 告诉他王先生夫妇都到北戴河去了。于是他对迟太太说：
“那就请你代他签个名吧！”
“我不能代他签。”迟太太说；“签名要由他自己签； 我代他签不合适。”
他们所以要王先生签名； 是因为大会的会员名册上印有王先生的名字：“王明道 北京基督徒会堂负责人”。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如果王先生在上面签了名； 那就可以说他去参加会议了。既然迟太太不肯签； 他也只好走了。
王先生夫妇在北戴河住了十几天。回来以后看见《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 说美国人造谣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为什么《大公报》要在这个时候刊登这个消息呢？ 因为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 八月十四日到达北京访问； 并将于十七日上午与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举行座谈。现在刊登出来； 为的是叫他们知道王明道依然健在。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 陈见真主教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谈话说：“外面传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 没有这回事！ 我去见过他； 他仍然在北京； 而且很安好。”于是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把柄； 说王明道不肯辟谣。
九月廿三日； 王先生收到北京市宗教事务处的一个通知； 邀请所有不参加三自会的团体； 在九月三十日上午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后面的议事厅去开会。这是政府的又一次争取活动。
那天应邀赴会的教会团体计有基督徒会堂、基督徒学生会、基督徒聚会处、香山灵修院、香山恩典院、杨襄城先生的福音堂、彭鸿亮先生的东大地福音堂； 以及杨牧师的美以美会教会等十一个团体； 共一百余人。基督徒会堂出席的人数最多； 约二十人。那时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 基督徒会堂的一位刘姊妹； 因为不是教会的执事； 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但她很爱王先生； 怕王先生被逮捕； 就悄悄地到公园里去观看动静； 直到散了会才放心地回家。
议事厅里的主席台上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现任的宗教事务处处长； 另一个是未来的宗教事务局局长。会议开始； 首先由李处长讲话； 劝大家都参加“三自”。讲完以后就问：
“大家有什么话要说； 可以随意发言。”
王明道先生第一个站起来； 激昂慷慨地讲了大约一个小时； 述说他为什么不参加三自会。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 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 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
李处长当然明白他指的是吴耀宗先生。李处长在谈话中也提到美国人造谣； 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 可是王先生对此却没有辟谣。王先生说：“北京城里跟我在一个地方的人造谣控诉我； 我都没有办法限制他们； 何况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 我怎么能干涉得了他们； 叫他们不造谣呢？”
王先生发言以后； 还有好几位相继发言。最后李处长说：“本来我预备请大家在这儿吃午饭； 因为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会； 所以就不能留大家了。”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当天到达北京； 政府要在中山公园开欢迎大会。散会时； 李处长请大家每人拿一本有关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书回去； 这是政府送给赴会的人的。
会议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当王先生激昂慷慨地讲论他不参加“三自”的理由时； 一位与会的老太太主动给王先生倒了一杯开水传过去； 放在王先生跟前。王先生正讲得口渴； 拿起杯来； 一饮而尽。主持会议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点燃了一枝香烟； 夹在手指间未吸； 直至燃尽。而后又点燃了一枝； 还是夹在指间未吸； 直至燃尽。于是有人写了一句对偶句：“一杯开水饮尽； 两枝纸烟未吸。”用以形容主持会议的人的紧张神情和信徒对王先生的敬爱。
散会的时候已经中午十二点钟了。从香山来参加会议的人赶不回去； 王先生就请他们到会堂去吃饭。他们对王先生说：“你今天在会上讲的话； 等于给我们开了一次查经会。”
开过这次会以后； 政府知道王先生的态度非常坚决； 绝对不肯参加‘三自’； 就另提出一个建议； 告诉这些教会的负责人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 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 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
政府提出新的建议； 不参加“三自”的团体当然要作出回应。于是彭鸿亮先生和杨襄城先生召集没有参加“三自”的人去基督徒会堂开会。通知信是由杨襄城先生出面寄发的； 以后这就成了他一个很重的罪名。
那天的会议有十几个人参加； 由杨襄城先生作主席。他先讲了几句话； 然后各人发言； 谈自己的看法； 最后由王镇牧师作总结。他说：“每个人参加学习； 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 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团体也不以教会的团体参加。”这样； 就把李处长的新建议给拒绝了。
争取的办法看来不行； 政府就另换了一个办法： 召开控诉会； 对王先生进行打击； 迫使他就范。
十月初； 北京市掀起了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 这是单乐天牧师在全国会议上的控诉的延伸。作法是无论哪个团体； 凡是有基督徒会堂信徒的； 哪怕是一个市民小组； 都要开展这个运动； 来控诉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控诉会全是由上面布置下来的； 并且派有专人报告王明道献铜； 而且讲的话几乎完全一样：“日本人要灭亡中国； 他们没有铜； 不能造子弹； 王明道就给他们献铜； 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参加控诉会的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纷纷站起来反驳说：“这不是献铜； 是征铜！ 就像上税一样； 非交不可； 不交就犯法。不是王明道一个人给日本人交铜； 北京的市民； 除了讨饭的和外国人以外； 谁都得交铜。”
在交通大学的控诉会上； 一位教授听了报告以后就站起来； 对那个主持会议的秘书说：
“先生； 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认识王明道； 他不会给日本人献铜。他曾抗拒过日本人组织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 怎么能说他谄媚日本人？ 你们控诉他； 太没道理。”
“我也不晓得这些事的详情。”秘书说；“上面叫我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
协和医院也开控诉会； 医生、护士、教授都参加了。孙振陆弟兄站起来说：“你们说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 谄媚日本人？ 王明道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在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 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组织的那个‘华北中华基督教团’； 怎么能说他媚日呢？”孙弟兄很有口才； 说话也很有力； 对协和的控诉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他发言之后不久； 就被调离北京； 到长春第二军医大学去了。
此外在道济医院、市民小组； 都有人站出来为王先生说话。在西城； 还有李再生先生和另一位信徒到市政府去； 说：
“搞出这么一个控诉会； 说王明道先生给日本人献铜； 没有这个事儿。这是征铜！ 我们都交过铜； 只要是住在北京市的市民； 哪家都得交铜； 怎么能说是王明道先生‘献’铜呢？ 他不只没有献过铜； 而且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搞的伪组织。”
控诉会的目的原是要对王先生施加压力； 迫使他参加三自会； 谁知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敢于站起来反驳； 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就不了了之了。
打击的办法仍旧没有奏效； 政府就再变更策略： 团结已经参加“三自”的； 争取除基督徒会堂外那些可以争取的； 以孤立王明道； 使他感到大势已去； 不得不来参加。
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 北京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发出请柬； 给全市各教会团体负责人； 邀请他们在一月廿六日到新桥饭店去聚餐； 但基督徒会堂负责人王明道和他的同工石天民没有被邀请。令人不解的是； 王先生的同工、基督徒会堂南城布道所负责人杨润民却被邀请了。这里有一段故事； 道出那个原因：
一九五四年； 北京市民政局向全市各市民团体发出通知； 要求他们填写团体之名称、地址、产业、领导人及其成员等等。因为圣经里讲教会只有两种职称； 即监督（或称长老）和执事； 王先生在填写“教会领导人”时； 就只填了这两种人。在“监督”一栏里他填了两个人； 即王明道和石天民； 在“执事”一栏里却填了十一个人； 其中之一就是杨润民。杨先生看了以后很生气； 就说：“这是王明道想要开除我； 不叫我在基督徒会堂里工作。”于是他跑到宽街基督徒聚会处去讲； 后来这个消息传到宗教事务处李处长的耳中。处长以为杨润民跟王明道之间有矛盾； 所以这次邀请各教会团体负责人聚餐时； 就特地邀请了杨润民； 而没有邀请王明道。其实李处长不晓得； 基督徒会堂里反对“三自”最厉害的人； 第一个是王明道； 第二个就是杨润民。杨先生收到请柬后不但没有去赴宴； 而且连个回答也没有； 可知他的态度多么强硬。他说：“我才不回答呢！ 宗教事务处请教会的人吃饭； 没存好心； 就是想消灭教会。”
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出席这次聚餐的； 只有杨襄城先生一个人。基督徒聚会处的人虽说准备去的； 但实际没有去。很有趣的是； 聚餐的时候李处长说：“现在大家吃饭前要谢恩。”可是谢恩的时候； 只有三自会的牧师们留在那里； 政府的人都退出去了； 等谢过恩再回来； 令人啼笑皆非。
当天晚上； 基督徒会堂有个特别聚会。王先生在会上重点叙述一九五四年灵战的经过； 虽然出席者只有廿五人； 但包含的地区却相当广泛； 有来自酒泉的； 天水的； 上海的； 沈阳的； 天津的； 哈尔滨的； 保定的； 昌黎的； 赤峰的和太原的。王先生从一九五零年的基督教访问团讲起； 一直讲到一九五四年终。这个见证被带到各地去； 使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