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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和1921 年毕业。其中不少后来成为著名的农学家和生物学家。如金善宝、冯泽芳、王家楫、伍献文、寿振黄及严楚江等。广东、成都、及沈阳的高等师范设立博物部晚一些，但最迟的到1918 年都已招生。1923 年以后，这些学校都改为大学，为我国的生物科学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1917 年，北京大学也设立了生物学门（后改系），教授有留学法国归来的李石曾和谭熙鸿，以及钟观光。其后金陵女子大学也于1920 年成立了生物系。
上面的论述表明，我国生物学教育的形成，主要依靠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末开始，为了国家的富强和发展，我国有许多青年出国留学。正是早期我国这一批批留学人员把西方的近代科学引进到我国，并使之在我国立下根基和得到发展的。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出国留学的以去日本的为多。其中有不少是学林学和生物学的。如林学家陈嵘和梁希① 王宗训：《近代植物学史总论》，载汪振儒主编：《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121—143页。
① 薛攀皋：《我国生物系的早期发展概况》，《中国科技史料》，11（2）—65，1990 年。都是1906 年留学日本的学生，差不多同一时期留学日本学习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大约还有黄以仁和张珽及张巨伯等。但自本世纪的1907 年以来，留学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学生也迅速增加。其中学农林生物的人也不少。如1907 年，韩安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学林学，并于1911 年获林学硕士学位。次年，邹树文亦至康奈尔大学学习昆虫学。1909 年，秉志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学习，并于1918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与他同年出国留学的金邦正和凌道扬则分别在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林学硕士学位。1910 年和1912 年，钱崇澍和胡先骕也先后到美国留学。较早到西欧留学学生物的有去法国的李石曾等。早期这批留学生大多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求学，学成归来后，如前所述，成为我国的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中坚力量，为我国的生物科学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大约在1907 年的时候，有人即在上海成立过植物研究会②，但没有什么影响。1915 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胡达、秉志、过探先、金邦正等人在美国纽约州的伊萨卡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该社的成立在我国近代科技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的生物学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年，他们还创办了《科学》期刊。1918 年，科学社总部从美国迁到中国的南京。
在我国最早进行生物标本采集的可能是留日学者黄以仁，他于1910 年前后在江苏和山东采集过植物标本，而且曾将标本送到日本请有关的专家鉴定，1911 年日本的《植物学杂志》发表了这批标本的鉴定文章。黄采的标本数量不多，且送到国外，所以在国内没有什么影响。从1911 年开始，钟观光先生也开始采集植物标本，他是我国学者自己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人。1916 年，钟观光在北京大学任副教授，这给他提供了更好的考察、采集和研究植物的机会。从1918 年开始，他带着数名助手，先后到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山西等省作了4 年多的生物学采集，历尽艰辛，共采得腊叶植物标本16000 多种，计15 万多号；动物标本数百种；以及大量的植物果实、根茎和竹类等。为创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标本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我国的学者主要进行的是传播和吸收近代生物学的工作。但也有一些学者也开始发表研究论文。如秉志于1915 年发表的《加拿大金杆草虫瘿内的昆虫》；钱崇澍于1916 年发表的《宾州毛茛的两个亚洲近缘种》；胡先骕1915 年发表的《菌类鉴别法》。一些学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局部地方动植物名录的编写工作。1914 年，吴家煦发表了数篇的《江苏植物志略》，1918 年至1923 年间，张珽发表了十余篇的《武昌植物名录》；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广东和浙江一些地方的植物名录等等。
总之，在1915 年前后，随着我国一批在海外受过良好生物学教育的留学生的学成归来，及与像钟观光等国内成长起来的富于创业精神的生物学家的共同奋斗，使我国近代生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他们教书育人，普及生物学知识，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生物科学人才；他们带头考察、采集生物标本并进行开创性的生物学研究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科学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切磋学术，为祖国的生物科学事业努力奋斗。正是这批人，在这一时期为我国近代生物科学奠定了基础。
② 以益：《植物园构设法》，《理学杂志》1907 年第3 期52 页。
第四十章医药学1840 年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西方医学也随之蜂涌而至，并逐渐发展，终于成为我国一支重要的医学力量，从而与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中医学形成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充分显示出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也显示出这种社会医学的独特的性质。
第一节传统医学的缓慢发展清代以来，由于封建保守思想的极端发展，中医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有些方面甚或停滞不前。
医学文献学在尊经复古之风的影响下，医学考据之风盛行，对前代重要经典著作进行了大量的文献学研究，包括考证、校勘、注疏及辑复等，并出现了一大批文献整理性质的著作，如类书、全书、丛书等一类作品。
作为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黄帝内经》，是受到最多注意的一部医经。这一时期，有关《黄帝内经》的考证、训诂、注疏及校勘等著作层出不穷。如著名考据家、经学家俞樾，对《内经》做了48 条经文的考证，后经他人集为《内经辨言》（1850 年）。另一考据家陆懋修则著有《内经难字音义》、《内经音义稿》等等，对该经的难字进行训诂和考据（1866 年）。其他尚有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1880 年）、高玉章等的《素问直讲》（1867 年）。除了一般的注疏训释之外，还有一类是对《内经》中某些专题进行研究和发挥的。如廖平曾辑有《六译馆医学丛书》（1913 年），共辑有5 种有关《内经》的评注及考释。对《内经》中运气学说的研究则更多，包括陆懋修的《内经运气表》、《内经运气病释》，薛福辰的《素问运气图说》、陈在山的《运气举要》、高思敬的《运气指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当然，在西医学思潮的影响下，也有少量开始用一些初步的西医知识对《内经》进行阐释的。如唐容川的《医经精义》（1892），就属于这一类，但由于其对西医的了解有限，故其见解的新义也十分有限。
这一时期，对另一部医经《难经》也做了一些文献学的整理工作。如叶霖的《难经正义》（1895 年），对原著进行了校注，并参照以往注家的内容作了发挥。王廷俊的《难经摘抄》则整理和保存了原著的面貌，对后世研究该书有一定参考价值。
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由于其在临证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研究者不乏其人，较清代以前有明显的增多，有的还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和见解。例如，陆懋修的《校正王朴庄伤寒论注》、高学山的《伤寒论尚论辨似》，都提出个人的新见解，以与其前代的注家进行商榷质疑，各不失为一家之言。应当提出的是，由于受西洋医学思想的影响，有些医家提出以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对《伤寒论》进行发挥和重新评价。其中以中西医汇通大家唐容川最有代表性。他的《六经方证中西通解》（1884 年）、《伤寒论浅注补正》（1894 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对《金匮要略》一书进行整理和发挥的，则有陆懋修《仲景方汇录》、杨希闽的《金匮百七十五方解略》、王介庵的《金匮平脉辨脉汇编》等。当然，也不乏对张仲景这两部书进行综合研究者，如胡嗣超的《伤寒杂病论》和李缵文的《订正医圣全集》，都属于这一类。
医案和医话这两类著作的整理出版，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医案大致有两类：一是整理个人临证心得，一是把他人主要是前代医家的验案加以收集。前者如温病学家王孟英的《王氏医案》。此书包括《回春录》、《正续编》、《仁术志》、《三编》等；还有《王旭高临证医案》、《马培之外科医案》等。后者则有柳宝诒的《柳选四家医案》、罗定昌《医案类录》等。在医话方面，陆以湉的《冷庐医话》最为著名，五卷中包括医范、医鉴、慎疾、慎药、保生和诊法、用药，最后还集有历代名医的验案，以病证为纲，此书对后世颇有影响。柳宝诒的《惜余医话》，也属于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编纂大型的医学丛书、全书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其中著名的有陈修园的《南雅堂医学全书》。陈氏的著作文字较为通俗，为一般医家所乐于接受，切于实用，流传颇广，后世书商常于其中加入其他医家著作而形成《陈修园医书二十一种》，或四十种、六十种甚至七十二种者；而陆懋修的《世补斋医书》、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邹汉璜的《邹氏纯懿庐集》、雷丰的《雷氏慎修堂医书三种》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另有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等，则是中西医汇通方面的丛书。在全书方面，本阶段末期有《医学易知》，又称《医学捷径》，全书包括医药及临证各科内容共14 种，比较全面。
临证医学尽管这一阶段的临证医学发展缓慢，也比较平淡，缺少突出的成就可言，但仍有少数医家值得一提，其中费伯雄及王孟英两人较有成就。费伯雄（1800—1879）为江苏武进孟河人，幼时聪颖过人，人称“神童”，因其医名而曾奉召进京为道光帝及其太后治病获效而名噪一时。他曾著有《医醇》一书，自认为所言皆醇正不杂。后因战乱，其稿毁于兵火，及至晚年，仍凭记忆，追记原书内容，与原稿相比，“不及十之二三”①，遂取书名为《医醇剩义》。其医疗思想以师古而不泥于古，“巧不离乎规矩而实不泥乎规矩”①，对内科杂病颇有发挥，如仅以“火”证一门，就列出十多种火，除内脏火证外，还提出诸如毒火、郁火、痰火、邪火、湿火、风火等一类火证，论证较详。王孟英主要贡献为温热病，其著作《温热经纬》等有不少创见。其先著成之《霍乱论》，经二十余年之实践，于晚年增补成《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862 年），认为霍乱一证有时疫与非时疫之别，指出大流行之原因乃“人烟繁华，地区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廓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②之故，这是很正确的。治疗则分寒热两大类。此外，王旭高的《肝病论治》，也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之作。
在外科方面，中医外科至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外治法。马培之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的治疗特点是强调外证不能只着眼于局部，而要内外兼治，在使用古代各种丸、散、膏、丹等从内而治之外，还用刀针相结合，内外并举，具有辨证论治的整体观思想，主要著作有《马评外科全生集》、《外科传薪集》及《医略存真》等。另一外科医家为吴尚先，更确切一些应称为外治法医家。吴尚先（1806—1886）字师机，为杭州人，他从事外治法研究长达20 年，提倡不论内、外、妇、儿各科之病证，均可以外治薄贴（膏药）之① 公侠：《植物研究会缘起》，《理学杂志》1907 年第5 期，9～10 页。① 费伯雄：《医醇剩义》。
② 《孟河四家医集》。
法治疗，并罗列出枕药、捣涂、掌摊、绢熨、点眼、纳脐、卧砂、围炉等多种外治方法，提出“凡病多从外入，故医有外治法。。矧上用嚏，中用填，下用坐，尤捷于内服”③。其治疗心得经反复记录修改，著成《理瀹骈文》一书，别树一帜，对后世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出现的张振洌А独逭茨σ酢罚杂谟檬址ㄖ瘟菩《浦≈て挠蟹⒒樱胰橥嘉牟⒚Ｊ橹谢固岢霭茨κ保行杓嬗梅谕馔巍６品矫嬷档锰岢龅氖且芽即ノ鞣揭６唤又郑⑷衔淮且恢逐萜戳倚源静 �
在妇产科方面，潘蔚的《女科要略》，对胎前产后病证，尤有心得，提出“胎前则顺气安胎，产后则扶虚消瘀”，确是的论。另一医家单南山，强调胎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