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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产科方面，潘蔚的《女科要略》，对胎前产后病证，尤有心得，提出“胎前则顺气安胎，产后则扶虚消瘀”，确是的论。另一医家单南山，强调胎产病之治则是“胎前专以清热补脾为主，。。产后专以大补气血、兼行滞为主”①，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阶段在喉科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主要是由于多次喉痧大流行，遍及全国，为害甚烈。为了探索此证的诊治，不少医家致力于喉证的鉴别。盖因喉证种类多，有急缓轻重之分，此时流行之喉痧，实为现时所指之白喉，医家多致力于其鉴别诊断。著名的专著有沈善谦的《喉科心法》、夏春农的《疫喉浅论》，对喉痧则分其初起及病情变化，因证施治，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中药学和方剂学的进展传统中药学源于《神农本草经》，历代虽出现不少新的本草学著作，但对本经至此时期仍有不少人致力钻研。本时期顾观光对《神农本草经》的辑复，是历代诸辑复本中较好的一种。由于顾氏是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史基础的文人，后来又专志习医，他整复《神农本草经》就具有比其他人优越的条件。他认为：“大率考古者不知医，业医者不知古，遂使赤文绿字，埋没于陈编蠹简之中”②，因而根据他的文史修养，从《证类本草》、《本草衍义》、《抱朴子》、《博物志》、《太平御览》、《本草纲目》等有关著作中辑出365种中药。他明确提出他辑复此书的目的是“为考古计，非为业医计也”①。因此，此辑本是一部比较理想的辑本，具有较好的文献学价值。
正如历代本草学的发展过程所示，这一时期虽比较短暂，仍然有一些本草学家依照历代本草学者的惯例，根据个人用药的体会与经验，重新编纂本草著作。如屠道和的《本草汇纂》和周岩的《本草思辨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本草汇纂》（1863 年）的编纂，是综合了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的，全书共收药560 种，以药物的药性为分类依据，计分成31 类，即温补、平补、补火、滋水、温肾、温涩、寒涩、收敛、镇虚、散寒、驱风、散湿、散热、吐散、温散、平散、渗湿、泻湿、泻水、降痰、泻热、泻火、下气、平泻、温血、凉血、下血、杀虫、发毒、解毒、毒物。书中又以其自然属性另分出谷、菜、果、禽兽、鳞等五部。在另一卷中，则又仿古代通用药之例，以病③ 《霍乱论·热证》。
① 吴尚先：《理瀹骈文》。
② 单南山：《胎产指南·女科总论》。
① 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自序》。
为纲，每纲之下列所用药物，计依五脏六腑各脏器所受之病证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热、痰、气、血、积、痛等，列200 余种病证，各证均列所用之药物。因此，本书是一部切于实用，取诸家之长的本草著作。《本草思辨录》为周岩所作，刊于1904 年，作者对128 种常用中药之临证应用，依据其个人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辨识，其立论主要从张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中的方剂的方意加以发挥，颇有个人见地，具有时代特色。中医的方剂，具有独特的品格，主要以复方为多。每一个时代的方剂，既有继承前代行之有效的旧方经方，又有自创的新方。迨至近代，历经数千年之考验，方剂以千万计，但行之有效的常用方，也并不特别多。清代名医汪昂于1682 年所著之《医方集解》，主要系收集其前代一些验方，加以通俗化的解释，便于医家们推广应用，的确起到很好的普及作用。经过200 年左右的实践，诸多医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本阶段，名医费伯雄又著成《医方论》（1865 年），书中除肯定了《医方集解》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外，他又发挥了师古不泥于古的精神，对该书中若干方剂之弊病作了无情的批评，如认为书中对李东垣的麻黄白术汤可治六经之各种病证不妥，评以“未闻可以六经通治也”。对书中所用其他古方，如朱丹溪越鞠丸、刘完素防风通圣散等等，也都批评时人滥用套用《医方集解》之弊，劝诫人们：“古人立方，不过昭示大法”，要灵活运用，不可泥古不化，“方能得古人之意”②，确是击中时弊的中肯之言。
这一时期另一重要方剂学著作是鲍相璈的《验方新编》（1846 年）。此书收集民间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剂共3200 余首，分92 门罗列，其中不乏颇有效验的方剂。
② 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自序》。
第二节西方医学的传入西方医学，又称西洋医学，一般简称为西医，是指西欧在文艺复兴以后，在近代实验科学的武装之下，发展起来的医学体系。与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相比，它是另外一个医学体系，从理论体系、思想方法到研究途径等方面，都与中医不同。由于它是近代实验科学的体系，属于直观的、量化的研究和分析体系，易于为人们理解和观察，被认为是科学的，因而在我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事实上，在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有西欧的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如意大利的利玛窦、龙华民（NicolasLongobardi）、艾儒略（Julius Aleni）和瑞士的邓玉函。其中邓玉函就译有《泰西人身说概》，其他人也译述了《人身图说》、《钦定格体全录》等，但在我国影响很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我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获得许多特权，西医也如潮水一般涌入我国。
传教医士的初期活动就在鸦片战争的前夕，西欧来华的传教士，已经成倍增长。他们深知用医药的方法，比用枪炮更容易使中国人屈服，所谓“当西方大炮不能举起一根横木时，他以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①。这里的他，是指美国传教医士伯驾（Peter Parker）。他于1834 年来华，在澳门、广州等地开诊所行医，并且抓住每一个机会宣传西方的科学和宗教，以扩大其市场和影响。他也曾千方百计想为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治病并接近他。伯驾由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效果而为西方统治者所赏识，最后升任为美国驻华公使。
初期的医疗活动多注重外科、眼科，这些疾病较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时来华的传教医士还有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敦（Livingstone）、郭雷枢（T。Rlledge）等，都是外科医生。尽管他们竭力扩展其工作，但早期的影响很小。
建立诊所和医院1840 年以后，各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在我国开办诊所和医院，业务逐渐开展，影响也随之扩大。
最早的教会医院是由伯驾1842 年在广州开设的眼科医院，10 多年后，伯驾因就任外交职务，其医院改由另一美国传教医士嘉约翰（J。G。Kerr）主持。此医院前后存在约14 年。
影响较大，历史较长的教会医院是嘉约翰主持的广州博济医院。博济医院开办时也是业务清淡，后来，医院聘请了中国人做助手，使业务便于开展。先后在这里工作的早期华人有关杜亚、黄宽、伍亚忠、杨英等。医院主要开展外科手术，并先后应用乙醚及氯仿于麻醉，仅嘉约翰一人在该院进行的手术就有4。9 万例。
这一时期的教会医院，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① 《医方论》卷2。
最早的教会医院或诊所，都是在五个通商口岸建立的，大约从1842 至1848年短短五六年间，共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建了7 所。1856 年的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我国向帝国主义列强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大门，从1860 年开始，到十九世纪结束，教会医院已遍布全国，包括台湾省；甚至象陕西汉中这样的内陆城市和福建的霞浦这样的沿海省份的偏远小城，都有教会医院的踪迹；总数已经满100 所。
培养和吸引留学生西方教会除了就地吸收中国人到教会医院进行培养外，在这一时期还开始吸引较多的中国人到西方留学，以培养较全面而且正规的西医人才。
早期赴国外留学习医的，以广东的黄宽为最早。他先到美国获文学士学位，后于1850 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于1857 年回国，在香港、广州等地开设诊所、医院，还兼任医院附校教员，大量培养医学人才。我国第一位女留学生为浙江之金韵梅，1881 至1885 年在美国习医，回国后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办学，并创办我国早期护士学校，培养护士人才。
除了英、美等国而外，也有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医。我国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如秋瑾、鲁迅等人，早年都曾经到日本学医，如鲁迅就曾在日本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
总之，这一阶段是西方医学以培养西医人才的方式吸引我国留学生的开始阶段。我国早期的主要西医人才，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外就学的。如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创始人，包括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牛惠生、牛惠霖、汤尔和、阎德润以及一些女医人，如甘介侯、石美玉等，甚至还包括最早的留洋护士钟茂丰，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国留学、学成后再回国行医、办学，大大地扩大了西医在我国的影响。
编译医著为了普及并加速西医的传播，一些来华的西方传教医士还十分重视利用出版物作为工具，扩大影响。
在这方面工作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人。
合信（Hobson）：英国人，他从1850 年就开始用中文编译一些西医书，其中最早的有《全体新论》，是一部主要阐述解剖学的书。其他还有《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另有一部介绍自然科学一般知识的《博物新编》，后人将这些书合编为《合信氏医书五种》。这些是西医著作译成中文的滥觞，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嘉约翰：他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先后编译了一些西医著作，共有30 多种，较偏重于临床方面及西药的介绍，如《西药略说》、《药物学手册》、《割症全书》、《炎症论说》、《内科全书》等等。他对精神疾病还有较深入的研究，除创办精神病院外，还发展用西医药治疗精神病人经验的学术论文。德贞（John Dudgeon），这位美国传教医士比较重视生理解剖学的编译工作，编有《全体功用》、《全体通考》等，都附有图解。他还编有《医学词汇》6 卷，对于统一西医药的名词术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他有关的临床著作还有10 多种。
傅兰雅（John Fryer），英国人，也编译有10 多种西医西药著作，如《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和《英国洗冤录》（《法医学》）等。
第三节中西医汇通派的产生本历史阶段西医的输入，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西医作为一门科学，在保障我国人民的健康方面，是有其客观上的积极意义的。由于我国传统医学与西医学在思想方法及研究方法上，并不属于同一个体系，而是各有特点，因此，客观上就形成了两个不同体系的医疗系统。
面对这种客观形势，如何对待外来的西医，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这里，有拒绝接受和排斥的，有全盘接受的，但最具代表意义的却是一种折衷的思潮，也就是所谓中西医汇通的思潮，这种思潮是近代中国文化在医学上的反映，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在明末清初，西医学已经开始对我国医学界产生一些影响。有些医家已在自己的著作中收入一些西医的片断知识，如方以智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收入一些西医的药物和解剖生理内容，但尚未形成中西汇通的思想。经过一二百年的接触，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教会医学的大量传播，终于促成了中西医汇通思潮的形成，并成为近代医学史上的一个学派。
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思想也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是出于维护中医的利益，使中医仍能继续生存，向前发展；有的则是企望从汇通的医学中，创造一种尽善尽美的医学。在这方面，有两位代表人物值得提出。
唐宗海（1846—1897），字容川，四川彭县人，医术高明，活人无数。
在西医的冲击面前，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矛盾。他深知中、西两个医学体系互不相容，也认为西医与中医的医理及生理解剖方面，有一些相通之处，有必要加以融通。因此，他撰写了《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包括《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血证论》、《本草问答》等。他的主观愿望应该说是积极的，但从总的方面看，他对西医的观点并不全面，总认为西医在各方面皆不如中医。他认为古代中医不论在生理解剖，或医理阐释等方面，皆远远比西医高明，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