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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调夫役。规定“田赋征粮米，除丁银”。“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取。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每年征粮一次，其余大小苛敛一律豁免”。并轻征商税招徕外地商人、商贩和手工业者免税；在交通要道或险要地带派兵保护，以利外地商人通行；在外商贸易之地设立专门办事机构；对进入滇西货物数量及其价值进行登记，如其在境内被盗或遗失，由地方当局负责赔偿；整修道路，促进滇西与四川和缅甸之间的贸易；在大理南门外、永昌、腾越等地设立行店和货栈为商人提供方便。滇西地区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一些城市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大理城内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滇西地区“百姓安居乐业”。
伊斯兰教受到了保护，还有了一些发展。掌教阿訇有一定的地位，有的大掌教直接参与政事②。文秀下令修复了各地被清军毁坏的清真寺，在大理城内新建了几座清真寺，各清真寺设立“经馆”，聘请著名经师担任“经馆教谕”、“训导”，发展经堂教育，培养伊斯兰学人。同治元年（1862）刊刻《古兰经》，名曰《宝命真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古兰经》刻本。自咸丰六年（1856）杜文秀得大理建立政权，延揽人才，励精图治，扩充军队，向四方发展。经11 年之久，至同治六年（1867）十月，大理政权已奄有云南之半。昆明西之镇南、姚州、赵州、弥渡、宾川、云南、邓川、浪穹、云龙、丽江、鹤庆、剑川、永昌、永平、龙陵、腾越、顺宁、云州、缅宁、永化、蒙化、大姚、姚安、广通、中甸、维西、禄丰、安宁；昆明南之思茅、普洱；昆明北之罗次、武定、元谋、禄劝，均已归大理政权掌握。其最盛时已占有云南53 座城池。昆明东之曲靖、寻甸，阳受云南政府的任命，实亦阴听杜文秀的指挥。贵州方面，则有金万照、张翎翔、马河图等，占据新兴府及普安厅所属各州县。陕西、四川方面，则有蓝大顺、蓝二顺、蓝朝鼎等先后攻至绵竹、西安。这几方面都是大理政权的别动队。此时大理政权几近掌握西南各省。
② 详见《回民起义》第2 册，111—120 页。
第五节四反围剿咸丰六年（1856），大理政权建立伊始，提督文祥奉朝廷命自姚州向大理进发。都司何有宝奉恒文命西上，与文祥会师。何有宝骁勇当前锋，所向披靡，从镇南直攻至红岩、赵州，距大理30 里。杜文秀亲率大军前往迎敌。暗派吕藩诱说何有宝之子自清。文祥拟诱捕何有宝父子斩之。何有宝杀捕者，远遁。杜文秀挥兵掩杀，文祥营溃乱，退回镇南。清军第一次西征，被杜文秀击败。
十年（1860）二月，提督褚克昌倾师西犯，连陷姚州、大姚、云南等县后，又分兵进攻红岩、弥渡、宾川。大理震动。杜文秀亲率大军于红岩、赵州对敌，急调扬威大都督蔡发春于云州星夜来援，乘其不备，相继克复红岩、弥渡、云南县等要地。时迤东南友军马如龙率领东南回民义军赴迤西援助，自曲江出发，取道通海、。峨（峨山），出易门，入南安州（今双柏）。宜良汉族诸生李芳园亦率部由安宁经易门至南安州，联合攻取广通县，进占楚雄，截断褚克昌后路。褚克昌粮运不济，军心动摇。七月，蔡发春攻克褚克昌的宾川大营，褚克昌兵败身亡，全军覆没。清军第二次西征，也被杜文秀击败。
同治二年（1863）八月，署云南布政使岑毓英镇压了迤东曲靖等地回民起义军，率大军西征，破杜文秀于罗川，进占楚雄，分军取景东，复元谋、镇远。邓川、云南、赵州、浪穹、鹤庆、弥渡、宾川均不战而得。继陷永北，败杜文秀于镇南。岑毓英遂命张润、张愉等攻上关，钱大川攻下关。杜文秀督师力战，清军攻上下关者皆败。杜文秀挥兵追击，诸城已失复得。岑毓英腿部中伤，命李惟述扼楚雄，余部退归省城。清军第三次西征，历时一年，终被杜文秀击败。
同治六年（1867）正月，马如龙已降清，为临沅镇总兵，继署提督，久久无功，不为清廷大吏信任，急于立功自效。清军分中路（西路）、北路和南路发起攻势。中路又分为二支：一由参将杨振鹏、副将李惟述指挥，自楚雄攻镇南；一由参将杨先芝、游击合安国指挥，夺取姚州。北路由昭通镇总兵杨盛宗指挥，自昭通进攻永北，再出鹤庆、丽江，攻占上关。南路由署腾越镇总兵田仲兴和署普洱镇总兵李锦文指挥。其一自景东攻蒙化，一自普洱攻威远、云州和缅宁。马如龙亲率宾9000，在楚雄、定远之间往来策应①。四月，杜文秀分三路反攻，一出大小骠川进攻楚雄；一援镇南，攻大姚；一驰援姚州。马如龙本与杜文秀同时起兵反清，其部下大都为回民，今马如龙同室操戈，屠杀同族兄弟，部下多不乐意。合安国、杨振鹏且与杜文秀暗有联络。马如龙军容虽盛，实无战志。未几，杨振鹏溃于宾川，合安国溃于姚州，李惟述退保楚雄。其北路杨盛宗溃于永北，撤回昭通。南路以“瘴疫盛行，粮饷不继”为借口，田仲兴退守新平，李锦文部撤归普洱①。马如龙称病，引兵东归昆明。清军第四次西征，又被杜文秀击败。
① 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后注文43 引“印度事务部档案”称：大理文职官员等级表中包括一些宗教领袖的官衔，如维持清真寺都掌教（从二品），都掌教（正三品），副都掌教（正四品），都掌教典籍（从四品），都掌教中书（正五品），司经馆教□（谕）（正五品），司经馆训导（正六品），司经馆主簿（正八品），司经馆司务（正九品）等。这段记载的实施情况，尚不了解。①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28，6 页。
第六节反招抚清朝云南地方当局对大理政权实行军事围剿不能得手，巡抚徐之铭奏请朝廷从事招抚。以马德新为云南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人望甚著，马如龙与杜文秀同为回民，遂委马德新、马如龙出面遣人西上议和。同治元年（1862）二月，派马载堂抵大理，招抚未成，马载堂反被杜文秀说服留居大理任职。五月，遣督标中军副将杨振鹏奉命再赴大理劝降。行前马德新、马如龙分别致函杜文秀。杨振鹏尚未到大理，五月十五日杜文秀即致书杨振鹏，说明不可议和及难于议和之故，并劝其“无烦尊驾到榆”。其文云：想滇南大势，自兴师以来，我等所据城池不少，所戕官员甚多，而今竟转和息，复予官职，是无异杀刺史者为刺史，杀宰相者为宰相。体制何存？在朝廷岂不虑贻笑于天下后世乎？推其心，不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必将举全师以压我境。迨至彼时，我兵已散，我将各离，始知朝廷包藏祸心，则谋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毙，悔之晚矣。此不可和者，一也。
数年以来，我兵到处，杀其父母，夺其子女，搂其玉帛，焚其房屋。凡受害者，无不饮恨于心。所恃者，用威之后，继之以恩。纵有一二不平之人，亦因兵权在我，一切精壮尽为我用，彼即思逞，附和无人。若一从和，则精壮散，兵权分，不平之人于以得计，暗中调为，乘隙生变，以雪前仇，以报前仇。彼时外兵压境，内患迭兴，真使我等手足无措，必将坐受其困矣。此不可和者，二也。
当此时也，我以图谋大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凡有驱策，莫不听命。则此时之民，无不视我为父母，即视彼为仇雠。为我驱策，无不听命。若一从和，是为朝廷之民，归之朝廷。彼又将视朝廷为父母，视我为兄弟。一旦有变，犹欲驱百姓以迫敌，则是驱兄弟以攻父母。有是理乎？有是理乎？况为兄弟也者，势必顾父母以攻抗傲之兄弟，未有顺弟兄以攻恃怙之父母。此不可和者，三也。
若一从和，则半年两载之后，或朝廷另委督抚，另委提镇，来滇视事，将现受其职者调往别省。欲不从，则抗违君命。欲从之，则虎已离穴。当乎其际，势必不从。不从，即叛矣。昔日之叛，实因灭回激成，犹可说也。后日之叛，必因违君命而起，有何言哉？则前日之误，犹为不误，后日之误，终为大误矣。此不可和者，四也。
天下穆民，本属一家，何分低昂，今之所设都督、将军、先锋、统制等官，外虽各有官职，而内实顾持教门。所以远近亲友，无不乐从。若一受大清之职，则某也身荣显贵，某也食贫居贱，富贵失望，贫贱攸分，人心含怨，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伤，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想朝廷以和相议，以官相饵者，尽在此矣。此不可和者，五也。
抑或谓：既受清职，权自我操。远近亲友，莫不尊亲。岂不思曩日之督提镇州县府厅，实因灭回之故，遂至戕杀多员。彼朝廷命官尚难免此，况由叛而得之官乎？异日人思报复，心怀不平将谓我杀官而得官，彼又杀官而得官，又何不可乎？出乎尔，反乎尔，事有必至者矣。此其不可和者，六也。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十八土司俱各袭职。文则划策，武则立功。三教同心，联为一体，纵不能远期大成，亦可以偏安小就，效法南诏，历年八百。其诸时势，差堪自信。若一从和，则回之受职者固无庸议，汉之受职者将置之于何地乎？富贵失望，贫贱交迫，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残，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此难于和者，一也。
凡此旧官，秩然有序。若谓现在城池，即令守其土者仍旧职守，我迤西官多地少，安彼则此怨，安此则彼怨。况此同僚，视为手足，一切英雄，素有大志，誓不愿为贪官所屈。若一从和，则各率兄弟，分别四方。昨接来函，传集百议，无一应者。此难于和者，二也。
现在迤西边患已息，内政就绪。府厅州县安堵如常。士农工商，各归本业。同心捍卫，众志成功。一闻讲和，纷纷聚讼，情愿敌忾，不愿从和。犹恐误中奸计，别生事端，则已安之地，反遭蹂躏。揆之人情，和之一说，不惟回不愿，而汉更不愿矣。此难于和者，三也。②文秀对于当时不能妥协的局势，洞若观火。大理政权领导集团反抗清政府情绪之炽烈，更跃然纸上。同年冬，徐之铭、马德新派田余庆三赴大理招抚，被杜文秀断然拒绝。三年（1864）四月，马德新亲赴大理“和谈”，当他劝杜文秀接受清政府委任的官职时，杜文秀义正词严地说：“以一个合法运动的领袖，竟卑怯地放下武器，从压迫者手里接受一个平凡的职衔，我深深替这些人感到羞耻。”①马德新大理之行也以失败告终。稍后杜文秀致马德新函说：“官吏反覆无常，前车在鉴，未可信也。且满人夺我中夏，主政二百余年，今之官吏大都忘其根本。吾三迤，回汉一心，誓绝满虏，有进无退。况今者太平天国业已克复十有余省，石达开奉命来滇，将与吾歃血为盟，互相援助，扫尽腥膻，以安吾民，指顾间事耳。”②这里指朝廷为“满虏”，革命情绪堂堂正正，坦然无讳。徐之铭的招抚政策宣告完全失败。
② 《云南通志》卷110，40—41 页。
① 《覆杨振鹏书》，《回民起义》第2 册，105—107 页。
② 罗舍：《清季云南回民起义始末》。
第七节东征昆明同治六年（1867）六月，杜文秀以云贵总督劳崇光病卒，岑毓英引军征黔未归，马如龙围剿滇西“丧师而归，人望顿失”，昆明空虚，遂决计东征。他调集20 万大军，兵分五路，以扬威大都督蔡廷栋为大经略，大司戎马国春为总指挥，率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等十八大司①统摄之。杜文秀誓师，云：此次出师，本为兴汉，戒勿滥杀。如临其境，如遇其民，各当发明宗旨。但得回汉一心，以雪国仇，是为至要。统兵官等须知仁义之师，以道德为甲胄，以亲爱为戈矛，以相应之攻击。
我军有三事焉：始则锄满，次则拊汉，三则除奸。而彼军反对，然反戈矛相见。彼杀我先杀，彼止我先止。
战胜攻取之际：毋肆掳掠，毋贪财货，毋凌妇女。遇官吏顽梗不服者，杀之。良善被挟者，抚之。诸恶元凶，法所必诛，严加惩办，理宜不赦。②又传檄三迤，宣布东征的原因、目的、任务和有关政策，号召回汉各族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清朝统治者，文云：总统兵马大元帅杜，为兴师五路，收复全滇，除残暴以安良善事：窃思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年余于兹矣。妖官偏袒为计，石羊起衅，池鱼皆殃；强者逞鸱张之威，弱者无鼠窜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