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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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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上谕。但是,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①实际上是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并且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借口,没有宣布实行立宪的时间①。由于要求速开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参加这个行列的已经不只是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还包括一些驻外使臣、地方督抚、中央官员以至皇室成员。为了拉拢立宪派,共同对付革命党人,慈禧太后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 年8 月27 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且宣布:预备立宪以9 年为期。
  这时,清皇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慈禧太后“万几待理,心力俱殚”②。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天“时有不适”,九月(10 月)出现了腹泻。十月初十(11月3 日),她在西苑度过了她的74 岁生日。由于举行庆典,她的活动过多,病情继续发展。十月十四日(11 月7 日),出现了“头痛目倦,。。烦躁不安,口渴舌干,咳嗽,时而恶寒发热”等症状。次日,又“周身疼痛,面目发浮”③。十月二十一日(11 月14 日),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含恨死去。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掌握朝政大权,将光绪帝的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之子、年仅3岁的溥仪立为皇位继承人,年号宣统,继承同治帝、兼祧光绪帝,慈禧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仿照顺治朝故事,授载沣为摄政王。但是,一切军国政事,载沣都要秉承慈禧太后的“训示”,“裁度施行”④。她万万没有料到,第二天的未正三刻,她的长达47 年的统治就随着她生命的终结而结束了。因为她和光绪帝的死仅相隔一天,所以光绪帝的死因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产生了种③ 《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① 《上谕档》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① 《上谕档》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② 《上谕档》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③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甲戌。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太医院档案》。
  种传说,成为晚清的一大疑案。慈禧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她的丧礼,按照清朝列代皇帝的规格举行。她生前的徽号,已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十六字,她死后的谥号,将徽号全部保留,前面加“孝钦”二字,后面加“配天兴圣显皇后”七字,史称孝钦显皇后。宣统元年十月初四日(1909 年11 月16 日),葬定陵东菩陀峪,称定东陵。第八章奕䜣第一节兄弟积怨奕䜣,号乐道主人,生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 年1 月11 日)。道光帝第六子,由孝静成皇后所生,与咸丰帝(奕裕┦粢炷傅堋5叁€生母孝全皇后早死,是奕䜣生母孝静皇贵妃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奕䜣。奕䜣与奕裕谝荒刚辗髦拢夷炅湎喾拢谑榉垦亩辆抟煊谇仔值堋^叁€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6岁进乾清宫上书房读书,拜状元翁心存为师。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䜣乃师事贾桢。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典籍10 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病逝,遗命奕裕次弧^仍}登基后,改元咸丰,封奕䜣为恭亲王。咸丰二年(1852)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翌年九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丰帝命奕䜣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赐白虹刀,以示隆崇。十月,任军机大臣,旋兼任都统、宗人府宗令等职。
  奕䜣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裕希拦獾垡沧钪影飧龆印0辞宄常饰淮罨首又胁诺录嬗耪撸叁€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裕闹鞘恫啪叨肌巴虿坏小鞭叁€,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裕媸诨耍匀市⒅娜≡糜诘拦獾邸R蝗眨拦獾哿熘罨首俞髁裕仍}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①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裕亓魈椋辞幸斐#暗鄞笤茫交仕淖尤市ⅲ⑽凰於ā!毕谭岬鄣梦挥腥∏芍樱厦鞯霓叁€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咸丰帝乳母(已尊为康慈皇贵太妃)去世,失去中间调节人,双方感情日益疏远。咸丰五年(1855),恭亲王生母孝静皇太后崩。早在孝静病笃之时,奕䜣即请旨尊封皇太后,抚育之恩,咸丰帝不能不依奏,但奕䜣请封时不免冲动,形同挟制,咸丰帝心终怏怏。孝静皇太后死后,“帝虽持服百日如制”,但在给太后上谥时却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减杀太后丧仪”,谥法有异,对孝静皇太后“不系宣宗谥,不袝庙”①,表示嫡庶究竟有别。对此,奕䜣深表遗憾和懊恼。手足参商,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䜣异常悲痛的时刻,咸丰帝却责其“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②,降旨撤销其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仍在内廷行走,回上书房读书,以示惩罚。咸丰七年(1857),奕䜣复起,受命为都统,九年授内大臣。
  ① 《上谕档》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① 《清史稿》卷385《杜受田传》。
  ② 《清史稿》卷214《后妃传》。
  第二节留守京师办理“和局”
  时值内忧外患,纷至迭起,清皇朝险象丛生,危机四伏。太平军雄踞金陵,虎视江南,与清廷严重对峙,虽几经曲折,其势仍迅猛异常。江南未平,外患又起,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奕䜣年轻气盛,主张左右出击,以消除内外两大敌人对清皇朝的威胁。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主战情绪时高时低,举棋不定。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溯白河西上,直扑天津,摆出进攻北京的架势。在侵略军咄咄逼人的威慑下,咸丰帝速派员赴天津谈判。奕䜣对此表示不满,上奏《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反对对侵略者委曲顺从,指出“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后已。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③。但咸丰帝无心抵抗,为解京畿之危,他采纳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等人力主妥协的意见,决定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奕䜣又立即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指名道姓地指斥其岳父桂良的妥协言论和张惶恐惧的心理,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咸丰帝则企图通过“和谈”方式促使英法联军退兵。但是,《天津条约》的签订助长了英法联军的嚣张气焰和侵略欲望,它们向清廷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主战派一片主战呼声。奕䜣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战,对侵略军进行坚决抵抗,“实可制其死命”①,希望咸丰帝拿定主意,坚持对外作战,上下同心,统一意志,与敌军决胜于疆场之上。再次表达了他对外主战的态度。鉴于英法两国要价太高,“天朝体制”面临严重破坏,咸丰帝也表现出强硬态度,欲修改或废除《天津条约》,并表示英、法如果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于是,咸丰九年(1859)发生了大沽口激战。咸丰十年(1860)八月,清军连连败北,九月下旬,英法联军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清军防线发动总攻。清军一败涂地,死伤惨重,八里桥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咸丰帝闻讯,大为震惊,在慌乱中命奕䜣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
  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战守均不足恃”,于是奕䜣的主战热情开始冷却,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发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权衡利害,奕䜣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认为如不对外妥协,则内患不已,最终确定了对内镇压、对外乞和的方针。十月初,英法联军洗劫、烧毁圆明园,向清廷提出更为严厉的勒索和讹诈,促成奕䜣加快了对外妥协的步伐。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接着,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以中国出卖大片领土主权结局。
  ③ 《清史稿》卷221《恭忠亲王奕䜣》,第9105 页。
  ① 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 册,第367 页。
  第三节中外“合作”镇压农民起义《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回天津,迅速南驶,表示并无取代清朝统治和占据土地的野心。奕䜣以为“外夷”尚执条约为据,战争的结果只是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产生了洋人“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①的思想。英、法、俄等侵略者,出于各国私利,都曾先后主动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①,并多次派人向奕䜣表示这一愿望。“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他愈发坚定了先对付人民起义的信念,强调要首先“安内”,肃清“匪患”,摆脱“捻炽于北,发炽于南”的困境。所以,在咸丰十一年(1861)初,他上疏奏陈:“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②在这份奏折里,奕䜣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窥伺中国的侵略嘴脸,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被侵略的险恶形象,包含着防范外来侵略的因素,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才能维护清朝统治的战略部署,开始酝酿“借师助剿”的计划,以扑灭人民革命的烈火。是年正月十一日(1861 年2 月20 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建言,认为当今之势,必须采取三国时“联吴伐魏”的策略,称“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③要求咸丰帝和西方列强“约共伐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了消除朝廷对英、法的疑惧,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䜣还提出一个原则规定,即所谓“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①。奕䜣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批准,也得到地方实力派湘系军阀曾国藩等的支持,当太平军攻占宁波又连克镇海时,清廷害怕太平军会由海道北上。奕䜣派人与英、法联系,大沽海口各炮台拟由英法两国派兵防守,而清军则专守北塘。对清廷“助剿”的请求,英、法欣然同意,并表示“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以便尽早“扫除狂寇”。至此,中外反动势力终于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为进一步调整中外关系,便于与列强“合作”,奕䜣又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此前,清廷并无专门的外交机构,《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向奕䜣提出专门设立外交机构的要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表示: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机构,则数十年求之不得。奕䜣向咸丰帝多次请求,力陈此举势在必行。迫于大势,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61 年3 月1 日)任命奕䜣、桂良、文祥等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这是一个规模小、权力大的机关,它的职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实际上,它是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① 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 册,第367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3,第54 页。
  ③ 《洋务运动》第1 册,第2 页。
  ① 《洋务运动》第1 册,第5—6页。
  权势很大,地位突出。这样,在咸丰帝回銮以前,无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䜣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奕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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