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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洋务运动》第1 册，第5—6页。
权势很大，地位突出。这样，在咸丰帝回銮以前，无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䜣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奕䜣在“自强”名义下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增强清皇朝的军事实力，尽快“剿灭”太平天国和连绵起伏的各地农民起义。奕䜣在奏折中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②。由此出发，奕䜣于正月二十一日（3 月2 日）向咸丰帝提出：“法夷枪炮均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应请饬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①咸丰帝再次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购买洋枪洋炮事宜立即进行，曾国藩很快便在安庆办起军械所，开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枪洋炮。接着，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工业便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奕䜣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计方针，差不多均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各地的洋务事业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洋务派的首领。此外，奕䜣作为钦差大臣，曾负责抚办“和局”，在与列强的频繁接触中，密切了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迎合外国的需求，深受列强的赏识和信任。它们极力支持和培植奕䜣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增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声望，希图由他来掌握清政权的中枢机构，迅速接过军政大权。但是，清廷中掌握实权的另一股政治势力，即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对外国侵略者的疑惧未解，对奕䜣鄙夷不屑，将奕䜣的内政、外交政策搁置不理。咸丰帝虽委托奕䜣办理和局，而且后来的和议经奕䜣办理结束，但咸丰帝与奕䜣的隔阂始终未能消除。和议成，奕䜣多次请求咸丰帝回銮，咸丰帝却一再延宕，迟迟不肯回京。七月初，咸丰帝病重，奕䜣力求到承德省侍，他强起倚枕，手书批示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②彼此的恶劣关系至死未曾改善。奕䜣对此十分伤感，并迁怒于咸丰帝所倚重的载垣、肃顺等左右权臣。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双方的斗争迅速激化起来。
② 《洋务运动》第1 册，第5—6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 页。
② 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 册，第354 页。
第四节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8 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䜣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䜣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䜣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载淳的生母懿贵妃，本是咸丰帝的宠妃，她常代咸丰帝批阅奏章，与闻政务。肃顺精明干练，跋扈专擅，但深得咸丰帝信任。他对懿贵妃一直严加防范，每欲裁抑，懿贵妃因之恼恨，视肃顺为仇敌。幼主继位，母以子贵，懿贵妃被尊为慈禧太后。她想利用皇太后的地位，用心揽权。但“顾命”制度使慈禧太后大权旁落，因而与肃顺等人严重对立。面对“顾命”制度的挑战，慈禧太后与奕䜣均痛感自身的权势受到威胁。利害攸关，只有一个办法，即推翻“顾命”制度，除掉顾命大臣。于是，慈禧太后和奕䜣勾结起来，开始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
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请“垂帘”，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说：“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垂帘建议立即遭到载垣、肃顺等人坚决反对。慈禧太后虽然恼怒，但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隐忍让步，把高、董分别治罪，平息风波。不久，在奕䜣授意下，大学士贾桢、钦差大臣胜保等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向无女主垂帘为理由，痛加驳斥。慈禧太后和奕䜣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暗中却加紧部署。八月初一日（9 月5 日），奕䜣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访英、法等外国公使，说明意图。外国侵略者对肃顺这派政治势力的外交路线不满，深感这派势力是办理对华交涉中的障碍，他们决意扶植奕䜣为首的政治势力，故对奕䜣此举，明确表示赞成和支持。肃顺等人对奕䜣早有防范，曾以各种借口阻挠，不允许奕䜣到承德。奕䜣到热河后，肃顺又以太后无召见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为词，阻止奕䜣和慈禧太后见面。慈禧太后设法拉拢、劝诱忠厚的慈安太后出面，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恭亲王，“奏对良久”，终于达成了默契。奕䜣认为，要发动政变，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对外国侵略者尚存恐惧、猜疑，怕回銮北京难保安全，奕䜣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①慈禧太后释此顾虑，遂与奕䜣密商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奕䜣于八月初七日（9 月11 日）兼程赶回北京。他凭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亲信们的多方疏通游说，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刑部尚书赵光、户部尚书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支持，还争取到了蒙古亲王和大臣的臂助。奕䜣又竭力拉拢统领重兵驻扎在京津地区的兵部侍郎胜保，并把胜保的部队布置在密云一带。同时，还笼络了拥有重兵的实力人物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样，便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抓住了发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
九月二十八日（11 月1 日），慈禧太后携载淳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当天，她便立即召见奕䜣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睿亲王和醇亲王至① 王辏г耍骸鹅飨楣适隆罚抖皆又尽返�14 卷，第12 期。
密云迎捕了担负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彻底失败。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五大臣均“革职”，或充军，或“加恩免其发遣”。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61 年12 月2 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䜣参与政变有功，“扶倾定危”，破例地以议政王的名义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兼摄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复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赏食亲王双俸，王爵世袭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后特许他在紫禁城骑马，把只有中宫嫡长女才能享有的“固伦公主”称号授予他的长女，以示优礼。至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慈禧太后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奕䜣在朝廷中的权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五节对外妥协与御侮的双重心态辛酉政变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䜣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䜣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①，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图。他所倡导的洋务活动基本是围绕“灭发捻为先”的方针，“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画”。以其显赫的权势，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借用“外夷”之力，生产枪支弹药以征剿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奕䜣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发逆”的计划，奏请朝廷对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等东南疆吏“借师助剿”“有请必行，不为遥制”，严厉镇压太平天国，以“俾洋人益形鼓舞”。咸丰十一年（1861），他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䜣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还招募了600 多个英国海员和水手。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除清朝皇帝以外，他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对皇帝的谕旨有权加以选择。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䜣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懦弱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将舰队解散。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䜣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同治三年（1864），奕䜣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䜣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䜣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䜣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①奕譞还指责奕䜣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䜣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譞的指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应该看到奕䜣矛盾的对外态度。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奏请练兵“自强”的奏折中说道：“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① 王辏г耍骸鹅飨楣适隆罚抖皆又尽返�14 卷，第12 期。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26 页。
患。”后来，在谈到为什么要购造轮船以求“自强”时又说：现在“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患正不可不深。”同治三年（1864）初，他见太平天国大势已去，“金陵死守孤城，断难久踞”，对清皇朝构不成威胁了，便与英公使卜鲁斯言明：“金陵不用帮助，当议定撤退常胜军，专用中国官兵围剿”，无须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躏。。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①。天京攻陷后，太平军余部转战福建、广东，福建巡抚徐宗幹慌乱中又奏请借师助剿。奕䜣极为恼火，上奏“请旨饬下福建、广东两省将军督抚，毋再仓皇议调洋兵，致滋流弊，贻患疆圉”②，可见奕䜣借师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他在屈从列强、妥协退让的同时，又认为“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声称英、法等侵略军“为我仇敌”，只是“时事多艰”，不得不忍辱退让，“隐消其鸷戾之气，尚未可遽张以挞伐之威”。事实上，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候，奕䜣举办洋务的目的也有两重意思在内。在奕䜣看来，乘太平天国还没有被镇压的时候，“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如果太平天国业已荡平才去学习，“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故应乘此时机，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练兵与办军事工业，“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还说刻下列强凭强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