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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第54 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 卷，第163 页。
修改，提出“君权变法”，“乾纲独断”以及“开制度局于宫中”等“温和”主张。这些倒退的政见，意味着他们与洋务派的距离缩短了，李鸿章与维新派之间的隔阂也就随之逐渐消除了。其三，签订《中俄密约》后，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仅仅做个“伴食之宰相”②。为了改变这个处境，在戊戌变法后期，他一面继续依附慈禧太后，一面又或明或暗地给维新派一定的支持，希冀事成之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借助维新派力量，实现其洋务抱负。
基于上述原因，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诏令，李鸿章并不反对，或保持缄默，或表示赞同。关于加强军事建设、发展农工商业，以及废除八股、兴办学校等项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李鸿章均抱支持态度。尤其对于设立京师大学堂，他更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③，甚至还推荐康有为出任总教习，难怪后来康有为向别人说：李鸿章“助吾革政”①。戊戌政变发生后，李鸿章一面不敢违抗慈禧太后捕杀维新派的通缉令；一面派人慰问康有为等人。康有为出走时，他“遣人慰行”②；梁启超逃亡日本，他托人转言相慰。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南下就任两广总督。到任后，李鸿章采取严厉镇压“盗匪”、会党起义的措施，“募巡警”，“办团练”，“昼夜梭巡，随时警察”，在街道“遇有身带火器刀械，立即擒捕”③。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李鸿章电奏清廷，要求迅速剿办团民，保护使馆，以免中外失和。五月十九日（6 月16 日），清廷谕令李鸿章到京主持大计，他借口“粤人呼吁攀留”，暂难北上。实际上他是要等待帝国主义军队开抵北京城下，经过“一二恶战”④，清廷改变态度时，再决定自己的行动。
五月二十五日（6 月21 日），清廷颁布了“宣战”上谕，命令各省督抚集义民成团，“借御外侮”。但李鸿章拒不执行，宣称“廿五（阳历21 日）矫诏，粤断不奉”⑤，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宣称：长江一带只有“会匪盐枭”，“并无拳会之党可招”①。可见，李鸿章是东南督抚违抗“宣战”命令的首倡者。他还积极参与了刘坤一、张之洞发起的“东南互保”，以破坏义和团在南方的发展。
李鸿章在广东如此卖力保护洋人，英国就提出广东“需要这位总督坐镇”②，并认为他是建立“华南独立政权”的理想人物，因而千方百计不让他北上，要他与孙中山“合作”，在粤“宣告独立”。李鸿章则认为此事必以“清帝后存亡为断”③，在联军未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尚未“遇难”之前，不能贸然从事。因此，他一面坐观局势的发展，一面假意邀请孙中山前来与他“合作”，阴谋一举搞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这时，孙中山已应邀来② 《戊戌变法》第1 册，第467 页。
③ 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① 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1 页。
② 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1 页。
③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30 页。
④ 《义和团》第3 册，第335 页。
⑤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3。
①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2。
② 《义和团》第3 册，第333 页。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 卷，第246 页。
港，抵岸后，得到革命党人密告，获“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④之意，急乘原船转赴越南。
④ 转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87 页。
第六节最后的对外屈服妥协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上，一面压制和破坏群众反帝爱国斗争，一面观望形势，等待时机北上，扑灭义和团斗争烈火，同帝国主义妥协议和。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 年7 月）初，慈禧太后授命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催他迅速兼程北上。李鸿章仍是踌躇不动。六月十九日天津陷落，李鸿章在清廷的催促下，于二十二日首程赴沪。但到上海后，借口“感冒腹泻”，寸步难行，盘桓申江，继续观望。七月十三日（8 月7 日），清廷授予李鸿章“议和全权大臣”，他还是没有立即动身赴京。二十日，帝国主义军队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狼狈西逃。三十日，清廷授给李鸿章“便宜行事”、“不为遥制”的更大权力。八月十四日（9 月7 日），清廷又发布“剿匪”。于是，“养疴”沪上的李鸿章欣然出发赴京。
八月二十三日（9 月16 日），李鸿章离开上海，二十五日抵达塘沽，俄国军队将他护送到天津。下车伊始，他便命令直隶官员认真剿灭“拳匪”。半个月后，李鸿章在俄军的保护下来到北京，连日“拜会”各国公使，急谋议款订约。但帝国主义在拟订议和条件问题上分歧较大，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还准备扩大军事侵略，因此，各国驻京公使“不甚与全权见面，亦不与议公事”⑤。
为了迫使清廷接受苛刻条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四出攻掠，扩大侵略范围。李鸿章唯恐清军进行还击，影响和议进行，有负清廷对他的重托和期望，因此，他命令各地驻军“在一切场合只要碰到外国军队就撤退”①。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将中国兵队之防线形势，制成报告给瓦德西”②，使侵略军对清军的布置了如指掌。
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吓坏了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她授意荣禄电告李鸿章“早安大局”。在慈禧太后催促下，李鸿章加紧进行议和活动。十一月初三日（12 月24 日），北京公使团提出议和大纲后，李鸿章立即电奏西安，要慈禧太后“迅速乾断，电示遵行”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1年1 月15 日），李鸿章与奕劻奉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议和大纲签订后，接着与帝国主义议订条款细目。李鸿章害怕“和局中败”，因此处处让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 年9 月7 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与11 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赔款银45000 万两；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全部炮台，准许各国军队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等十二个战略重地；清廷要严防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行动。从此，帝国主义又在中国人民身上套上一付沉重的锁链，清廷堕落成为列强的驯服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九月二十七日（11 月7 日），李鸿章病死于北京，清廷赐谥“文忠”。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8 页。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0 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 卷，第339 页。
③ 《义和团》第1 册，第114 页。
第十二章左宗棠第一节究心经世之学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 年11 月10 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左家塅一个下层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
从4 岁开始，左宗棠就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儒家经传。19 岁时，才正式到城南书院读书，受教于名儒贺熙龄。贺熙龄主张经世致用，左宗棠受他的影响很大，一直以宗师事之。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是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时为江苏布政使，在回乡时见到左宗棠，对这个年轻人很为器重。贺的藏书很多，左宗棠每次借书，他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①，还经常同他讨论问题。通过贺氏兄弟，左宗棠逐渐密切了与封建统治阶级中士大夫集团的关系，思想逐步向经世致用发展。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20 岁时，参加了本省的乡试，与他哥哥同榜中举。这是左宗棠在科举道路上获得的唯一一次功名。同年，他与湘潭一位富室千金周诒端结婚。由于家境清寒，此后就以招赘女婿的身份一直住在周家。
当时的左宗棠，年轻气盛，自负不凡，极想由此一举登上仕途，曾三次赴京会试，但连遭失败。科举的失意使他愤懑不平，“遂绝意进取”，“弃词章为有用之学”①，精力完全集中到经世致用方面来。由于外患日深，不少士大夫特别注意边疆史地的研究，左宗棠也深受影响。他17 岁时，即从书肆中购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齐氏水道提纲》等书，“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①。科举失意的几年中，他悉心钻研地学，尤其是西北、西域的史地著作，加深了对社稷安危的关切和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了比较远大的政治眼光。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担任了醴陵渌江学院的主讲。这年，两江总督陶澍“乞省墓道”，回湖南安化，路过醴陵。左宗棠应醴陵知县之请，为陶澍的公馆作了楹联。联中巧妙地嵌入道光帝钦赐“印心石屋”予陶澍之事，大得陶澍的赏识，特地邀见左宗棠，“倾谈竟夜，与订交而别”②。此后来往不断。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殁，与陶澍有深交的贺熙龄要左宗棠担负起教育陶子（陶桄）的责任，于是左宗棠于次年来到安化小淹陶澍家教学。
在小淹八年之久的教馆生涯，对左宗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陶澍家中所藏书籍，特别是“本朝宪章”十分丰富。左宗棠“课读之暇，博观纵览”③，阅读了大量有关水利、田赋、盐政的书籍，探求如何上慰宸衷、下安百姓、振刷纲纪、济世匡时的途径，以挽救正在衰落的封建皇朝。同时，又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0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7，第30 页。
① 贺熙龄：《寒香馆诗钞·舟中怀左季高》，《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第16 页。② 《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第14 页。
③ 同上书，第10 页。
从陶澍的往来书信中开始知道了林则徐，并产生了仰慕之情。林、陶都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他们关心民情，刚直不阿，主张改革弊政和抵制外来侵略。这些，对左宗棠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第二节御“外患”与除“内忧”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军犯浙江，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消息传到湖南，激起了左宗棠的爱国热情。于是他研究了反侵略的“战守机宜”，写出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善后》诸篇，并在给贺熙龄的几封长信中，详细讨论了这些问题。其中不少主张与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策略不谋而合。他还尖锐地指出：“方今时事之坏，无过上下相蒙，贤奸失别”，必须对琦善这样“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的罪魁祸首“驰使封剑，斩首军前”，“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①。对于被无辜问罪、发配新疆的林则徐，他则寄予满腔的同情，心“如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心神依倚，惘惘相随”②，表现了对这位民族英雄的高度敬仰。
但是，左宗棠在主张抵御“外患”的同时，又深为农民起义的“隐忧”
而焦虑。特别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清廷的屈辱求和，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而国内的阶级矛盾又因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而尖锐化。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他常与好友胡林翼（陶澍之婿）在小淹“彻夜长谈”，深为“国威屡挫之余，乱民益无所忌”而“百忧攒集”③。地主阶级的立场、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以及自负不凡的性格，都使他“梦卜夐求”干一番为“圣君”清除“内忧”的大事业。这正是他不久后与曾国藩、胡林翼等“中兴名臣”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共同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林则徐引疾还闽，经过长沙时，特遣人召左宗棠一见。左宗棠“谒之长沙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①。林则徐很赏识左宗棠，称他为“不凡之才”②。
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礼聘，入张幕充当谋士。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在省城内为张亮基调兵遣将进行顽抗，还献“河西合围之策”，企图一举包围、歼灭太平军。在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毅然撤围北上后，左宗棠又协助张亮基训练兵丁、整饬吏治，并对响应太平军的广大群众进行报复。他以“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