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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统，“愈改而愈进也”。还写了《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等攻击古文经传之书。
光绪十六年（1890），移居广州云衢书屋，在学海堂肄业的高材生陈千秋听到康有为的声名，前往谒见，大为钦仰。是年秋，陈千秋告诉梁启超，康有为的学说“乃为吾与子所未见，吾与子今得师矣”。梁启超随同往见，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感到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对康有为极② 《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未刊，原藏康同璧先生处。1947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制成显微胶卷，后美国加州大学刘广京教授将该片影印本复制赠予康同璧先生。又《康子内外篇》共15 篇，内9 篇曾在《清议报》发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予辑入。
① 分见《教学通议》中《六经》、《从今》等篇，稿本，上海市文物保管会藏。为佩服，“自是决意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①。① 梁启超：《康有为传》第三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第四节长兴讲学，撰《伪经考》、《改制考》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①，“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②。次年，“移讲堂于广州卫边街邝氏祠。十九年（1893），仍讲学于卫边街。冬，迁草堂于府学堂仰高祠，这时已有100 多个学生了。
康有为在长兴讲学时，“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主张治学要“逆乎常纬”，反对“积习”。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之外，增加“经世之学”，以“通变宜民”。认为孔子“因时立教”，“天下道术至众”，而应“以孔子为折衷”。后来，还到广西桂林讲学，鼓吹孔子改制。这几年中，他在弟子的帮助下，刊行了《新学伪经考》，并从事《孔子改制考》的编纂准备。
《新学伪经考》大旨谓：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所以叫做“新学”。“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③。这种“逆乎常纬”的反抗，予汉学、宋学以根本的打击，予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以大胆的扫荡，它在学术意义上是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义上是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了理论条件。《孔子改制考》的“立例编括，选徒助纂”，始于光绪十七年，而正式出书则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革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周末诸子纷纷起来创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托为古代曾经实施，借以争取人们的信仰。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孔子成为全国教主。他打通了《春秋公羊传》、《王制》、《礼运》、《论语》以及其他各经各子，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把孔子装扮成为“托古改制”者，成为变法改制的张本。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在戊戌时期两本最主要的著作，它不是一般的“考辨专著”，而是冲击封建势力提出改制变法的理论著作。它是披着经学外衣，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从而为变法维新创造条件的著作。① 梁启超：《三十自述》。
② 梁启超：《三十自述》。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七年辛卯，三十四岁”。
第五节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又一次惨败；次年三月二十三日（4 月17 日），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更是迫在眉睫。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 余人，于四月初八日（5 月2 日）联名请愿，发动“公车上书”。他在“公车上书”中，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国纲领。认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国之法有六：一、钞法，户部用精工造钞票，设官银行，以扩充商务；二、建筑铁路，收我利权；三、制造机器、轮舟，奖励新制造，并发展、保护民营工业；四、矿务，开设矿学，请比利时人教导勘测，选才督办，不滥用私人；五、铸银，各省设铸银局，以塞漏卮；六、邮政，设邮政局。养民之法有四：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教民之法则为分立学堂、开设报馆，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公车上书”被拒绝代呈，光绪帝没有看到。不久榜发，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又于同年五月初六日（5 月29 日）呈送《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有四：即富民、养民、教士、练兵，而如何审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这次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光绪帝第一次读到他的上书。
接着，他又上《第四书》，再次吁请“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并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
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于是先办《万国公报》，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 年8 月17 日）创刊于北京，“遍送士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并于十月初（11 月中）成立了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参加强学会的还有梁启超、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钧、杨锐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强学会成为改良派与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 日）正式出版，双日刊，有阁抄、新闻及“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译印后每加附注，论说不多。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 年1 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请饬严禁”。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这样，“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已违失原旨。
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筹组强学会后，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 月17 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在南北之汇的上海设立强学会，“以上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十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设立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 年1 月12 日），刊《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北京强学会被劾奏，上海强学会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础上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鼓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议论敏锐，文字新颖，在当时影响广泛。
第六节推进戊戌变法维新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赶回北京，于十一月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提出亡国危险的严重警告说：如果现在再不变法强国，“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 年1 月24 日），光绪帝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康有为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具体措施。旋又上书统筹全局，说明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设待诏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制度局下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分别推行各项新政。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纷纷倡设学会，“以续强学会之旧”。于是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此时需“成一大会，以伸国愤”，遂于三月二十七日（4 月17 日）开会，拟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一、“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三、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共集会三次，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举人孙灏出面攻击，说康有为是“厚聚党徒”，“辩言乱政”，“形同叛逆”。御史潘庆澜也上疏弹劾，说康有为“聚众不道”。御史黄桂洌Р污辣５峄帷⒈Ｕ慊帷⒈４ɑ幔衔恰俺嘶炕螅篮喜坏诰僮樱哑浠晒闹浴保叭糇几魇》追琢⒒幔只岱宋欧缍穑浠疾豢墒ぱ浴保笱辖Ｕ庋９崴湮捶獗眨灰研未媸瞪ⅲ昂先航嵘纭保泶锪擞晖即娴陌庠福偈沽烁魇∽员５木韧鲈硕汀摆ü恰钡氖迪帧�
这时，康有为又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又代杨深秀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宋伯鲁拟《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光绪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 年6 月11 日），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并于二十八日（16 日）召见了他。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等，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适当的发展；要求重练海陆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要求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才。这时，他还和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异常尖锐，例如废八股疏上，后党即多方阻挠，公开宣称嫉恶康有为如仇敌，说是“摇惑人心，混淆国是”①；还有人严参康有为，说其“聚集匪徒，招诱党羽”，“遍结言官，把持国是”①。康有为和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予以反击。但是，后党掌握了军政实权，而光绪帝则只有起草上谕权。七月中旬，后党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荣禄，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帝先后发出两次“密诏”，担心“今朕位几不保”，并明谕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八月初五日（9 月20 日），康有为离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政变发生。①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序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 年8 月版，第92—93 页。① 许应骙奏，《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 年版，总第4100—4101 页。第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