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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收录此前的诗247 首，未曾刊行。光绪二十四年，黄遵宪“放归”嘉应，购筑“人境庐”，继续编著《人境庐诗草》，辑成11 卷，按年编次，生前亦未印行。宣统三年，诗集首次刊印于日本，由从弟黄遵楷初校，部分经梁启超复校。之后有1926 年出版的古直笺注的铅印本，1930 年北平文化学社印行的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本，1931 年上海出版的黄能立重校本，193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萼孙（仲联）笺注本，1957 年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钱仲联新式校点笺注本，198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重排本，共收古今体诗641 首。此外，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人境庐集外诗辑》，辑录《人境庐诗草》以外的黄遵宪诗260 首，其中94 首系《人境庐诗草》初稿所辑，定稿本删去的。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③“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①这是黄遵宪诗歌创作的主要思想。
黄遵宪的许多诗充满炽热的爱国激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感。同治十一年他到香港，眼见30 年前被英国割让去的香港如今“居然成重镇，高垒矗狼烽”，不禁感叹“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认为割让香港，是因清政府的“自误”。《琉球歌》，记述光绪三年使日抵达神户时，一位“颓髻斜簪衣惨绿”的琉球“白头老臣”，登上使团轮船“倚墙哭”，出示国王密勅，诉说琉球受日侵吞之苦，恳请清皇朝援救。《冯将军歌》歌颂冯子材在中法战争镇南关龙州战役中，英勇打击法国侵略军的爱国行为。《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台湾行》和《度辽将军歌》等，讴歌了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的爱国将士，鞭挞贪生怕死的文官武弁。《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车驾西狩感赋》、《闻驻跸太原》、《闻车驾又幸西安》、《聂将军歌》、《奉谕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回銮感赋》、《和议成志感》、《启銮喜赋》和《车驾驻开封》等，是一组反映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清将领聂士成抗击侵略军，为国捐躯，以及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史诗。晚年他还写有《出军歌》八首、《军中歌》八首和《旋军歌》八首，每首末字联起来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②。这是鼓舞斗志的爱国主义战歌。
黄遵宪认为变法维新已成为一种趋势，并且积极参与维新活动。戊戌政变，一批维新志士或流血牺牲，或受到迫害。《己亥续怀人诗》抒发了黄遵①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② 《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 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三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第24 页。① 《杂感》，《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42 页。
② 《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 页。
宪对维新派人物陈宝箴、徐致靖、张元济、江标、徐仁铸、严复、夏曾佑、皮锡瑞、欧阳中鹄、唐才常和麦孟华等的深切崇敬和怀念之情。
黄遵宪的诗继承了中国传统诗的优点，不仅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善于吸收民歌风格。他在《山歌》序中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③他的《新嫁孃》、《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①等，也都是有浓厚民歌色彩的作品。
黄遵宪的诗在晚清有重要的影响。康有为说：“公度之诗乎，亦如磊场д伤桑粲羟啻校裱荫帝郑瓴凰溃弦癜自疲绿魅怂把雠腔舱咭病！雹诹浩舫钠兰凼牵骸敖朗耍苋壑滤枷胍匀刖煞绺裾撸蓖苹乒取！雹酆嗜衔盎谱裣苁怯幸庾餍率摹雹堋ＶＵ耦烊衔坝诠啪傻氖逯校嘧⒁孕孪实纳摺保拔┳裣苁且桓龀晒Φ淖髡摺雹荨�
黄遵宪诗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他写的关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作品，则表现了他对民众斗争的错误态度。
③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264 页。
①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54 页。
② 《人境庐集外诗辑》，第8—11、62—67 页。
③ 《人境庐诗草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1 页。
④ 《饮冰室诗话》（四），第3 页。
⑤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118 页。第五节革职回乡，未忘尽“生人应尽之义务”
黄遵宪被革职回乡后，遂退出了政治舞台。两广总督李鸿章屡次请他协办广东巡察和矿务，均被谢绝。但他犹未忘欲尽“生人应尽之义务”⑥。兴办教育是黄遵宪放归后的重要活动。“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以小学校为尤重，名之曰普及教育。”①他认为应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爱国心和团结力，“虽责效过缓”，然而“此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②；并奉劝同乡有识之士“同心协力，亟起而图之”③。光绪二十九年，他曾联络一批地方文人，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所长。
黄遵宪主张发展教育，“必须先开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他把原东山书院改为师范学堂，计划一年免费培养各乡推荐的师范生200 人左右。他还派遣杨徽五、黄之骏去日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为东山师范学堂培养师资。
黄遵宪还要求各村乡成立兴学公所，做好6 至14 岁小学适龄幼童人数的调查工作，选择好办学处所，必要时可借用乡村神庙佛寺，扩大小学入学人数。其目的“系专为大局计，专为将来计”④。为解决“有心向学之士，现在年既长成者无地就学”的困难，黄遵宪还打算设立补习学堂，“兼综各科而择行之”。对那些偏僻闭塞的村邑，黄遵宪提出开设讲习会的设想，“略仿专门学校，俾分科肄业，以期速成”⑤。
黄遵宪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国革命与立宪之说开始进行激烈论争的时候。他曾抱着中国应“以立宪为归宿”的信念投身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被放归数年后，他的信念依然“未改”。然而，他既对当时盛行的“立宪之说”“缄閟而不敢妄言”；又对“提倡革命、主持类族”，“闻之而不以为妄”。黄遵宪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认为，“必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宪政乃得成立”①。
在对待中西学问题上，黄遵宪指出：“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他主张“中国固有之学”要在“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②中加以发扬光大。晚年，他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供养案头3 年，还阅读了严译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名著《原富》和《名学》③等。
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以遏止革命运动的兴起。黄遵宪对“新政”曾抱有幻想，“私谓我目的庶几可达矣”。然而事实很快令他失望。次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⑥ 《文学大纲》（4），商务印书馆1927 年版，第611 页。
①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② 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③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④ 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⑤ 《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① 《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②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③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今回銮持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④他还表示：“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他以为挽救的宗旨、方法和策略，“当避其名而行其实”⑤。黄遵宪在伦敦曾染上了肺病，光绪三十年底（1904），病情加重，他作《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⑥他断言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势必取代封建帝制，中国将如睡狮惊醒。
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黄遵宪知道自己的病“在今日医术中，尚无治疗之方”，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表示：“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颓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①黄遵宪临终前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他对自己晚年生命价值的评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905 年3 月28 日），黄遵宪病逝于故乡。④ 《黄遵宪致严复书》，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⑤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⑥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1985 年版，第178 页。①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075 页。
第二十章张謇第一节从状元到资本家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 年7 月1 日）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5 岁就读于乡间私塾。16 岁考取秀才。19 岁以后热衷于攻读桐城派古文和宋儒著作。
同治十三年（1874），因家道中落辍学。22 岁的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在孙所负责的江宁发审局任书记。当时南京有几个大书院，山长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张謇经常向他们请教“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其中尤以凤池书院山长桐城派大师武昌张裕钊对他影响最大。光绪二年（1876）夏，张謇应庆军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幕府，是为他政治生涯之始。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在京师结交袁昶等名士，见闻渐广。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当时边疆危机已渐趋严重，日、俄加强侵略朝鲜，意在染指中国东北。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张謇随庆军从海上疾趋汉城，协助朝鲜国王恢复统治，暂时杜绝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口实。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增长了阅历，并且以处事冷静而又干练受到赞誉。他曾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
吴长庆、张謇的建议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和等的赏识，但却受到对外主张妥协的李鸿章等实权人物的冷遇。吴长庆于光绪十年（1884）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郁郁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寄人篱下的游幕生涯，重新致力于科举考试。
张謇于光绪十一年前往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以第二名中举，时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均遭蹉跌，这不能不使张謇为之心灰意懒。他回顾自己从同治七年（1868）到光绪十八年（1892），总共25 年的时间，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20 余次，其中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120 天之多，结果无非是供考官“喜怒而寒燠之”。失意之余，他把自己多年所用的一套考具也丢掉了。
但是，这些年张謇也不是毫无作为。光绪十三年（1887）曾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又曾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赢州书院，讲学著述之余还兼事县志纂修工作。同时，张謇又开始了“经营乡里”的活动：一是办理通海地区的花布减捐；二是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三是协助筹办滨海渔团，防范法国侵略者从海上侵犯。他明确提出“欲固国必去厘捐”的口号②，并且主张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说明他已初步具有维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通过这些活动，张謇与通海地区的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般中小地主及富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人，以后②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成为大生纱厂创办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