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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和旅居国外的华侨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被谭人凤等人劝阻。闰六月初六日（7 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黄兴支持他们的计划，并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②。这个预计，为后来革命实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 册，第289 页。
② 《辛亥革命》第1 册，第14 页。
① 《辛亥革命》第1 册，第16 页。
② 《黄兴集》，第40 页。
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他还应允湖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准备赴武汉主持起义大计，但未及动身，武昌已爆发起义。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非常恐慌，派陆军大臣荫昌带兵前往镇压，溃败而还。清廷只好起用掌握北洋陆军的袁世凯出马。袁世凯集中精锐部队猛攻汉口，局势对革命军非常不利。黄兴在香港得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随即离开香港，赶赴武昌前线。九月初七日（10 月28 日），黄兴抵达武昌。据记载：“正当前线紧急之际，黄兴由上海乘轮船到达武汉，旋赴都督府与黎元洪会晤。黎闻黄兴到后，即下令做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在武昌城内和汉口没有被清军攻陷的地方跑一圈。前线将士听到黄兴来了，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①黄兴立即渡江赴前线督师，在汉口与清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九月十二日（11 月2 日），清军将领冯国璋攻入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九月十三日（11 月3 日），湖北军政府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任命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他率领革命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20 余日，由于清军占优势，十月七日（11 月27 日）汉阳失陷，革命军退守武昌。黄兴认为继续作战无法取胜，不如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等占领南京后，再训练一支精锐部队来收复武昌。他的主张遭到武昌地区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黄兴便于同日辞职，离武昌去上海。黄兴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坚守汉阳20 余日，使各省得以乘机大举，次第响应，革命军声势一天天壮大，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黄兴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在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结束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① 《黄兴集》，第67 页。
第五节民国初建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 年12 月1 日），黄兴由武昌返抵上海。次日，江浙联军即攻下南京。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因黎元洪反对，于是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十一月初四（12月23 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向众人解释：“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①初六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黄兴和陈其美等人前往迎接。
1912 年1 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兵站总监，负责全部军事工作。陆军部成立后，立即制订出分兵六路北伐的计划，准备在南北和议破裂时，立即宣战，分兵合击，直捣北京。当时，属于南京临时政府领导下的军队虽号称17 个师，但战斗力较强的仅有不满万人的粤军2 个师，其他各师战斗力很差，有的将领专横跋扈，不听命令，而军饷又十分拮据，黄兴的处境很困难。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南北和议就在上海开始了。袁世凯依靠他的北洋军队，凭借帝国主义列强做靠山，一方面利用革命派的势力逼清帝逊位，一方面对革命派耍弄武力和“议和”的两面手法。1912 年2 月12 日，袁世凯逼迫清宣统帝退位。13 日，孙中山实践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接任。15 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4 月1 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重新组阁。南方各省和许多团体纷纷致电袁世凯，要求留任黄兴为陆军总长。但袁世凯不愿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命其亲信段祺瑞任此职，另任黄兴为无实权的参谋总长。黄兴辞不就任。袁世凯随后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南京的军队。南京驻扎有10 多万人的军队，袁世凯却不发给军饷，存心与黄兴为难。黄兴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选择优秀军官和精良武器组成第八师。这个师的中上级军官，大多数是同盟会员，有的还是“丈夫团”的成员。黄兴想用全力把第八师组织起来，作为革命军队的一个中心堡垒，对其余部队则分别进行裁撤或调拨出去。裁兵任务完成以后，留守府就被取消了。
袁世凯为了麻痹和笼络革命党人，于1912 年8 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黄兴继孙中山之后，于9 月11 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隆重接待。黄兴一时受袁世凯的蒙蔽，对袁深表信任，声称“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①。这时，宋教仁在北京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黄兴被推举为理事之一。黄兴积极推行政党政治的主张，他甚至劝说袁世凯也加入国民党，袁世凯自己虽未加入，但他的亲信、代理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大多数阁员都填写了国民党入党誓愿书。黄兴天真地认为这样就可以维持民国前途，于是萌生功① 周武彝：《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 集，第17 页。①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 集，第196—197 页。成身退之意。他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便转而积极鼓吹和致力于发展实业和教育。
1912 年8 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①为了发展实业，他曾发起创办拓殖协会和拓殖学校，旨在开发国家资源，发展农业，移民实边；大力提倡国民捐，倡议创设国民银行和国民银公司，发行不兑换券，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他担任过铁道协会副会长和汉粤川铁路督办，赴萍乡、安源、湘潭等地调查过矿务；参与发起中华汽船股份有限公司和洞庭制革公司，等等。这些活动和主张，目的在于发展经济，收回外溢利权，具有鲜明的爱国色彩和进步意义。黄兴十分注重教育。他说：“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①又说：“兴思二十世纪世界共同解决者，实为发展国民生计问题；而本问题锁钥，则在国民之企业力与日俱高。。。夫发达国民企业力，其途亦多，而有良好之中小学以植其基，则为天经地义之不容或易。”②为此，他主张“普通教科材料应取实利主义”，并“可以实业教育定为全国女子教育方针”③。此外，他还主张延长教育年限、小学用国语教学，提倡军事的国民教育。
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变化，黄兴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这使他对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说：“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且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④可见，黄兴在谈论实业的重要性时，并没有脱离政治，而是要“以国家为前提”。① 《民立报》1912 年9 月4 日。
① 《黄兴集》，第252 页。
② 《黄兴集》，第240 页。
③ 《黄兴集》，第244 页。
④ 《黄兴集》，第267 页。
第六节南京讨袁1913 年3 月20 日，代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
国民党人集议对策，孙中山主张立即起兵讨袁。黄兴认为掌握兵权的人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与孙中山的意见发生分歧。不久，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在上海租界落网，并搜出有关案件的函电多件。4 月25 日，在黄兴、陈其美的敦促下，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44 件，直接布置暗杀宋教仁行动的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真相大白，舆论哗然。作贼心虚的袁世凯，一面替赵秉钧狡辩，反对黄兴提出成立特别法庭公开审理的要求；一面不经参议院议决，不顾黄兴等人的反对，擅自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2500 万英镑的协定。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后，立即扩充军队，准备向南方革命派进攻。同时，袁世凯借口破获“血光党”，诬陷黄兴，并指使北方都督通电攻击黄兴等人。6 月14 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三省都督的职务。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被动地位的革命派，在袁世凯的进攻面前，不得不奋起反抗。江西都督李烈钧在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后，于7 月12 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首先竖起了讨袁的旗帜。袁世凯随即派兵南下，步步进逼，战事危急。7 月14 日，黄兴自上海赶到南京。15 日，迫使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黄兴被举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誓师讨袁。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和上海先后响应，是为“二次革命”。
讨袁战争开始后，南京方面，由于一部分军队被袁氏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作为基本队伍的第八师又因拨出两个团，仅剩2000 人左右；其他部队大都未经训练，战斗力薄弱。7 月22 日，徐州失守。25 日，江西湖口被袁军占领，李烈钧败退。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而南京讨袁军的后方湖南军械库又被袁世凯的奸细纵火焚毁，饷械不支，声援断绝。黄兴见大势已去，只得于29 日乘日本煤轮离开南京，流亡日本。随后，安徽方面也因内部意见不一，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走。福建、湖南、四川又相继宣布取消独立。“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第七节流亡日、美“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国民党人也陆续来到东京。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宋案发生后，即应兴师讨袁，但党人多不听从他的指挥，坐失良机，致使袁世凯得到了“大借款”，可以从容布置，因此对黄兴颇多责难①。孙中山认为党员不听他的号令，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分子太复杂，已不能起作用，主张解散国民党，另行组党。并表示他要做真党魁，不愿做假党魁，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黄兴对孙中山的责难做过些解释，但仍表示：“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①对于“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黄兴认为：“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①黄兴不赞成另行组党，主张国民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以整顿、扩充，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奋斗。
1914 年春，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一定要写誓约，井且一定要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按上中指指模。孙中山自己的誓约则为“统率同志，再举革命”。经孙中山审定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规定：党员分为三等，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首义党员是元勋公民，协助党员是有功公民，普通党员是先进公民；在革命时期内，非党员不得有公民资格②。黄兴对此很不赞成，他认为无论仍用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若要在誓约上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就是服从一个领袖，为一个人干革命；如果还要在誓约上按指模，那就像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了自由平等的精神。至于党员入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