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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底六月初，秋瑾从报纸上得悉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被杀的消息。她强忍悲痛，立即烧毁光复会来往函件和干部名册，指挥转移大通学堂所藏的大批枪支弹药。有人向她建议提前起义，但秋瑾以嵊县和绍兴各地的光复军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第140 页。
① 见秋瑾：《光复军军制稿》，《秋瑾集》，第23—26 页。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 篇，商务印书馆1947 年版，第1291 页。尚未集结就绪，坚持待到六月十日预定之期再发动起义。
六月二日（7 月11 日），浙江官府从杭州派遣新军300 多人，由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率领赴绍兴，因担心官兵中有革命党人，行前对全体官兵进行搜身检查，引起骚动，为附近武备学堂学生听到，立即向绍兴通报。大通学堂方面在次日得报，许多人恳劝秋瑾乘早出走避祸。但秋瑾已置生死于度外，且早认为“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②。决心以自己的流血，来一洗“女界之羞”，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她还给在浔溪女校执教时的学生徐双韵寄去一诗，表示自己“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①因而她坚决拒绝出走。她命当时从嵊县赶来劝她出走的王金发快离开绍兴，并要他和竺绍康等人在她牺牲后另谋再起。
六月四日（7 月13 日）下午，贵福、徐方诏和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等人，率清军包围大通学堂。此时学堂内还有三十几人，秋瑾要他们逃出去，有两名学生在冲出去时被清军枪杀。最后只大通学堂教员程毅等6 人和秋瑾留在学堂内。清军攻入，逮捕了秋瑾等7 人，并搜去一些枪支弹药、马匹驴子和秋瑾所写的诗词、文告等。
秋瑾被押至绍兴知府衙门，当晚即由贵福、徐方诏、李钟岳、李瑞年等对她进行了会审，第二天又继续进行审讯，在审讯中，不论敌人怎样花言巧语，或是严刑逼供，秋瑾始终以凛然不可冒犯的英雄气概对付敌人。她斩钉截铁地告诉敌人：“论说稿（即清军从大通学堂内搜去的革命文告）是我所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敌人逼她说出王金发、竺绍康等人的去处，她以对敌鄙夷、不屑一顾的口气回答“不知道”三字。敌人刑逼她供出“匪党共有几人”时，她再也不予理睬，任凭敌人怎样软硬兼施，她始终“坚不吐供”②。最后她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7 个大字，以表示对祖国、民族所处险境的无限忧虑，对革命未成、壮志未酬的无限惋惜。
清廷对秋瑾和她主持的革命活动极为害怕。浙江巡抚张曾敭上奏朝廷说：“此次秋瑾等，乃以学界女子，于国家预备立宪时代，提倡革命，借体育会聚众谋乱，私蓄军火马匹，勾结土匪同时滋事，金华、武义、永康等属，以及绍兴之嵊县，各处响应，拒捕戕弁，又分遣竺绍康、王金发等赴嵊纠匪，谋劫郡城，其意固不专在掳抢，。。非寻常盗贼可比。”两江总督端方在给张曾敭电文中也说：“匪首乃系女犯，党羽多至万人，闻之深为骇异。”①在用尽各种方法皆不能迫使秋瑾屈服之后，贵福决定尽快杀害秋瑾，以免浙江各地光复军，特别是嵊县竺绍康、王金发带人进攻绍兴，营救秋瑾。于是他一面命幕僚编造一份《秋瑾口供》向上司交账，一面电请张曾敭批准杀害秋瑾。张曾敭立即复电同意。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1907 年7 月15 日）晨，秋瑾在绍兴城内轩亭口就义，年仅33 岁。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 册，第43 页。
① 《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7 页。
② 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 册，第218 页。
① 《辛亥革命》第3 册，第96、193 页。
秋瑾从光绪三十年投身社会活动起，在3 年时间里，为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①。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0 年出版了《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 年增补重印。
① 故宫档案馆：《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3 册，第213、211 页。第二十九章宋教仁第一节踏上革命征途宋教仁，字钝初（也作遯初），号渔父，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1882 年4 月5 日）生于湖南桃源上香冲的一个地主家庭。从4 岁起，他就入塾读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转入桃源县城里的漳江书院读书。
清末政治的腐败，外国资本主义的频频入侵，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再不能安坐于书斋中。基于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宋教仁产生了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如何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成了他与同学经常谈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次，他与同学文骏等人登上院东的漳江阁，纵论中西政治的得失、关塞险厄以及古今用兵的胜败，大有感慨地说：“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击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得志于天下。”②因此，虽然他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奉母命参加了县试，考中了秀才，但他并没有把继续博取科举功名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宋教仁到武昌投考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学堂。主持这次考试的武昌知府梁鼎芬出的作文题目是《汉武帝论》，宋教仁下笔千言，洋洋洒洒，极力推崇汉武帝“经营西域、扩张国土、奠定大汉族之基础”的历史功绩①，深得梁鼎芬的赞赏，被取为第一名。然而，革命潮流的激荡，使宋教仁在入学以后无法再埋头书案，他经常思索的是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年6 月，黄兴从日本回到武汉，在文普通学堂发表演说，痛斥清廷的无能，提倡进行政治改革。宋教仁听了大为叹服，立即同黄兴结识。从此，他便经常与同学田桐等人在一起，密传反清革命的思想。清朝官吏对他的言行非常忌恨，打算将他逮捕。学堂监督纪巨维十分喜爱他的才学，却又担心无力庇护，便暗地讽示他迅速逃走。于是，他就在七月间离开武昌，回到湖南。九月二十六日（11 月4 日），他在长沙参加了黄兴所召集的华兴会筹备会议，同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 年2 月15 日），他又参加了华兴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并被推为副会长，从此便走上了革命道路。
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华兴会，把湖南先发动、各省继起，然后“直捣幽燕”作为自己的斗争方略。所以，在华兴会成立不久，他们就派遣“对于本省外省各界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宋教仁和胡瑛奉命到湖北开展活动，“设支部于武昌，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①。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 年7 月3 日），他又和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等联合，组织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湖北支部互通声气，吕大森被推为所长，宋教仁则担任文书。
在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华兴会决定在当年十月十日（11 月16日）慈禧太后70 岁寿诞于长沙发动起义，以武备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力，以会党为辅助力量，省内分浏阳、衡阳、常德、岳州（今岳阳）、宝庆②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87 页，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
① 文思：《故农林总长宋教仁传》。
① 荆嗣佑：《辛亥革命见闻》。
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除了负责与科学补习所进行联系外，具体主持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发动工作。九月间，他在家乡变卖家产，为革命筹措经费，后经常德到长沙，才知道起义事机已经泄露。在曹亚伯等人的劝说与资助下，他搭乘一条运煤船前往武汉，追寻黄兴。
十月初十日（11 月16 日），宋教仁安全地到达武昌，改换姓氏住在一家客店里。他从同学口中得悉“此间风潮颇大，科学补习所已闭，武昌梁知府正访查经武（即胡瑛）的来历”②。而此时黄兴等人在上海新创办了一个启华译书局作为革命机关，准备日后举事。宋教仁第二天搭乘日本“瑞和”号轮船顺流而下，于十五日到达上海。可是，因受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的牵连，启华译书局遭到破坏，黄兴等人已经被捕入狱，宋教仁在上海无法立足，经朋友们的帮助，十二月二十九日（12 月5 日）浮槎东渡，前往日本。
②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 册，第278 页。
第二节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宋教仁从长沙起义失败中认识到，在发动起义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人们的革命情绪。因此，他到东京不久，就为创办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杂志而积极努力。光绪三十年底（1905 年1 月），他与陈天华等人联合组成“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并以此作为杂志的名称。他被推为总庶务，负责组织与联络工作，为建立舆论阵地而整天忙碌。但他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埋头为其他杂志撰写稿件。经过半年时间的辛苦张罗，《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在五月二十二日（6 月24 日）出版，他一个人所写的文章几乎占了整本杂志四分之一的篇幅。
踏实的工作和犀利的文笔，很快就使宋教仁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博得了声誉。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 年7 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通过宫崎寅藏的介绍，结识了黄兴，计议建立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接着，黄兴约集了宋教仁等华兴会骨干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详谈了联合各省人才进行革命的事。但是，在要不要参加孙中山所倡导的新的革命团体问题上，华兴会主要领导成员之间意见很不一致。陈天华主张以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则提出在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宋教仁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声言：“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①。似有缓冲分歧之意。
在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宋教仁和孙中山完全一致。因此，在六月二十八日（7 月30 日）下午，他如约参加了孙中山所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议，被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员。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壮大革命的声势，他和“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的同人共同发起，在七月十三日（8 月13 日）召开了中国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他担任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词。七月二十日（8 月20 日）午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住宅内正式召开，到会者共有100 余人。会上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相当于协理），宋教仁则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随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根据黄兴的提议，同盟会同意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为自己的机关报。可是，就在双方准备交接的时候，刚刚印就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刊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隐情，被日本政府硬栽上“妨害公安”的罪名强行没收。宋教仁向日本有关当局再三交涉，终归无效。同盟会决定改名《民报》，另行出版，仍由宋教仁担任庶务，兼撰述员，主持社内的日常事务。
同盟会成立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迅速展开。这不仅使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十分恐惧，而且也使对中国包藏祸心的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本政府在清廷的要求下，于十月初六日（11 月2 日）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和结社，检查书信来往，强迫他们遵守清朝法令，妄图以此压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中国广大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自动停课退学，不少①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502 页。
人登上轮船回国，对日本政府表示强烈抗议。由于孙中山和黄兴都不在日本，同盟会本部对此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主张继续忍辱求学，宋教仁则坚持进行斗争。他和胡瑛等人发起组织联合会，对继续留日斗争的学生统一领导，对归国的学生进行安排，直到他认为“此次风潮。。现已无可如何，于情于理于势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