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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下定的决心又发生动摇。谭人凤坚信武昌发动在即，再三催促宋教仁赶快上路，并于八月十七日（10 月8 日）先自抱病登程，而宋教仁却仍然迟迟未动。
八月十九日（10 月10 日），武昌起义爆发了。由于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均不在场。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宋教仁得到这个消息，悔恨不已。他认为，根据同盟会的一些规定，革命的领导大权一定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所以他极力设法进行挽救。九月初三日，当黄兴从香港来到上海时，他就劝黄兴去南京率领第九镇新军起义，夺取东南诸省，以扩大革命党人的势力，削弱黎元洪的影响。黄兴不仅没有同意，而且还把宋教仁拉上轮船，一起西上，前往武汉。到武汉后，黄兴仅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总司令，到前线去指挥革命军同清军作战，宋教仁则协助胡瑛办理外交事务，没有得到任何正式职位和实权。宋教仁看到黎元洪的都督地位已经巩固，他的政略在武汉无法施展，所以在为湖北军政府起草《鄂州约法》之后，就于九月二十三日（11 月13 日）乘船东下，去策划占领长江下游地区，以便成立一个由革命党人直接控制的中央政权。
宋教仁心事重重地回到上海，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他一再强调：“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时一地之胜负，实在统一机关之成否。”①他努力调解江苏各军之间的纠纷，以稳定江苏的局势。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以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将中央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他便为推举中央临时政府的革命首脑而积极活动。十月十四日（12 月4日），他和上海都督陈其美等人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的方式选② 同上书，第289 页。
① 《宋教仁集》上册，第327—328 页。
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因黄兴坚辞不就，黎元洪来电要求取消，各省都督府代表又在南京集议，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元洪仍驻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中央临时政府。黎元洪表示赞同，黄兴也勉强接受。恰在这时，孙中山即将归国的消息传来，黄兴立即改变了马上赴宁就职的原议，继续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到来再作决定。
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12 月25 日）到达上海。宋教仁开始并不欢迎。后经张继等人出面劝解，他才改变了态度，从南京赶到上海，和孙中山一起筹商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央临时政府。面对当时的局势，他同意建立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革命中心，但在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还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问题上，他却同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则坚持要实行法国式的内阁制。黄兴劝他取消自己的提议，他拒绝。最后由黄兴把两种意见提交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的提议被否决。
宋教仁的主张未被采纳，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认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很不完备，必须进行修改，应增设临时副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有自由制定官制官规而不必经过参议院同意的权力。十一月初九日，他在南京宴集各省代表，发表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阐发他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思想。然而，附和者寥寥。直到次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也同样感到这个大纲有修改的必要时，他的修改方案才获得多数代表的通过。可是，仅仅过了3 天，这个修正方案又被推翻了。
在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宋教仁费尽心思，出力不少，但他那急于要挽回革命党人已经失去的对革命的领导权的心情，却无法被别人充分理解。特别是因为章太炎在十月十一日（12 月1 日）发表的九则《宣言》中曾经写道：“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为此，宋教仁招来不少人的嫉妒，而他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修正，又引起这个大纲起草者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他的一切言行，都被看作是出于争当总理、捞取大权的私心，使他有苦难吐，百口莫辩，连孙中山也无法坚持任命他为内务总长，最后只好让他担任总统府法制院院长。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抵挡不住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很快就被迫向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妥协，推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同时，孙中山还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 个条件，以维护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防止袁世凯背叛民国。1912 年2 月18 日，孙中山特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和汪精卫等为欢迎员，前赴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狡猾的袁世凯表面上表示“极愿南行”，暗中却密令陆军第三镇的部分士兵发动“兵变”，为其不能南下制造借口。淳朴忠厚的蔡元培识不破袁世凯的阴谋诡计，便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要求对袁世凯进行迁就。袁世凯又请宋教仁提前回南，报告一切。宋教仁知道袁世凯品行不端，“北京兵变”的发生，肯定是袁世凯耍弄的手段，但他从抵制俄国和日本的侵略阴谋考虑，却同意把北京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由于他在入京时“多所结纳”，马君武“谓其卖党于袁世凯”，他知道后怒不可遏，在南京总统府打了马君武一记耳光。马君武立即还击，打伤了他的眼睛，被送入医院，“旬日始愈”。事后，马君武十分惭愧地说：“因不识钝初政治之手腕，故有是言。钝初诚愿始终忠于党，我甘承其过。”①① 《宋教仁集》上册，第369 页。
第四节为宪法而牺牲1912 年3 月10 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命唐绍仪组织第一届内阁，宋教仁被任为农林总长。尽管他最有兴趣并努力学习和研究的是政治和法律，农林非其所长，“然犹以为既列阁员之群，亦参赞大政方针之一人，则主持所信之政见，以期见诸实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间，以图展布有日”①。然而，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他这美妙的想法就被打得粉碎。由于袁世凯的专横跋扈及其爪牙的从中破坏，这届内阁一事无成，形同虚设，唐绍仪不得不在6 月间就宣布辞职，宋教仁也随即向袁世凯递上了辞呈。但是，这种严酷的现实未能使宋教仁意识到必须设法组织政治军事实力同袁世凯较量，只是令他感到，仅仅组成责任内阁，还不能保证政府内部意见的一致，所以，在6 月28 日同盟会再次开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时，他进而提出了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主张。
纯粹政党责任内阁是同政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时候，一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与旧官僚为了能在新政府中争得一席之地，或者达到其他政治目的，纷纷组织公开政党或政治团体，致使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同盟会虽然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就变成一个公开政党，但在宋教仁看来，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政党政治的需要。他公开宣称：“统一、同盟两党，政纲本无不同，故与两党皆有关系。惟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然感情用事，统一党人亦有不免，如将来两党均不能化除意见，余意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之地。”②尤其是这年5 月，统一党又和国民协进会以及民社等几个小党派联合在一起，组成共和党，充当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在临时参议院中和同盟会对抗，更使宋教仁感到，组织一个大党，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已经刻不容缓。
7 月16 日，宋教仁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本部全体职员大会，讨论同盟会的改组问题。多数人主张仍然沿用同盟会旧称，宋教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作了两点原则性说明：一是对于赞助同盟会的其他政党要极力联络；二是要注意国会的选举，“必使会员能于国会占多数席位。彼时无论政府如何，可以会员力量改良之，是皆扩张势力之最要者也”①。他所要极力联络的其他政党，主要是指参议院中的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这个党的不少党员过去都加入过同盟会，与同盟会有着一定的联系，后来虽然独树一帜，并在参议院中对共和党颇为偏袒，但因袁世凯要陆征祥于继唐绍仪之后组织内阁，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立场已经开始动摇，只是由于他们还不赞成宋教仁提出的不参加陆征祥内阁的建议，所以两党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到了7 月26 日，袁世凯用武力强迫临时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出任总理，统一共和党不仅没能将陆征祥否决，而且受到共和党与军警界的攻击，许多党员都非常气愤，便决定和同盟会一起参加正式国会的竞选。于是，两党合并的问题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① 《胡汉民自传》。
② 《宋教仁集》下册，第405 页。
① 《宋教仁集》下册，第390 页。
宋教仁组织大党的心情十分迫切。统一共和党提出，要实行两党合并，必须改变同盟会的名称，废除民主主义纲领，改良内部组织。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应允后，在8 月5 日，双方代表进行正式谈判。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得到讯息，也先后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表示愿意一起实行合并。经过反复商讨，他们决定以“国民党”作为这个新党的名字，并且通过了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和维持国际和平等五条政纲。在8 月25 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宋教仁被举为理事，不久，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
国民党的成立，使宋教仁踌躇满志。他以喜悦的心情写信对海外的同盟会员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①可他并不知道，组织庞大的国民党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活动时期“平均地权”的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以后的“男女平等”主张，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了“维持国际和平”，从而失去了积极的斗争意义。他还把社会上一大批官僚政客也拉入国民党内，使国民党的成分更加复杂，这就大大削弱了它的战斗力量。
凡是企图实行专制独裁的人，总是容不下有抱负有才望的政治家。袁世凯除了蒙骗孙中山和黄兴以外，对宋教仁更是大费心机。他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政治手腕比较灵活，比起孙中山和黄兴来更加难以对付。正是因为这样，他对宋教仁很不放心，总想把宋教仁控制在自己手中，为己所用，最低限度也要使宋教仁无法施展本事。所以，他曾对宋教仁赞扬不已，百般笼络，甚至放出空气说，他很有可能要宋教仁出任总理，继陆征祥之后组织内阁。
宋教仁没有理睬袁世凯的拉拢，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努力奋斗。10 月18 日，他离开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去探望别离8 年的老母和妻子，同时布置南方诸省的国会议员选举事务。临行之前，袁世凯送上50万元交通银行支票，他原封退回，拒不收受。袁世凯知道宋教仁决“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暗萌杀意，密令心腹赵秉钧谋之。赵又委其走狗洪述祖、程克二人主其事”①。洪述祖和程克寻找到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由应桂馨负责物色执行暗杀的凶手。
宋教仁在桃源老家只住了1 个多月，就重新踏上了政治斗争的巇崄征途。从1913 年1 月开始，他由长沙到武汉，过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到处都发表竞选演说，对北京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对袁世凯的阴险奸诈进行无情揭露。他在2 月1 日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会上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②10 天以后，他又在国民党鄂省交通部的欢迎会上再次点了袁世凯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名，他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在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① 《民立报》1912 年7 月28 日《同盟会大会纪事》。
① 《宋教仁集》下册，第419 页。
② 《辛亥革命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