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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报》1912 年7 月28 日《同盟会大会纪事》。
① 《宋教仁集》下册，第419 页。
② 《辛亥革命首义回忆录》第1 辑，第59 页。
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之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在外交方面，“自库俄事件发生以来，国人嚣嚣然群起诘责，而荏苒至今，将及一载，不闻有当解决之法。。。兄弟（宋教仁自称）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世凯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然而，“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他明确指出，北京临时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①。3 月9 日，他在国民党南京支部的欢迎会上，则简单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全部政治主张：“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现已发露，毋庸赘述。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地方问题，则分其权之种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②任何政治家的思想，总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这个时候的宋教仁已经不再以组织一个纯粹政党责任内阁而满足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要使袁世凯担任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选举“最为愚昧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才能“组织同志内阁”，充分发挥责任内阁的作用。因此，当他去武昌访问黎元洪的时候，就对黎元洪说过：“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我要我党党员选你当总统。”①这个消息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2 月18 日北京的《亚细亚日报》就对此作了公开报道。
宋教仁的这一计划，对袁世凯无疑是个威胁，况且国会选举已经揭晓，国民党在每个选区都高奏凯歌，在参众两院870 个议席当中，国民党独得392席，占议席总数的45％，而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所得议席总和只有223 个，还不到议席总数的26％，国民党取得了压倒的多数，宋教仁的这一计划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从此，袁世凯杀害宋教仁之心益坚，其行动的速度也大大加快。2 月1 日，洪述祖密电应桂馨，声称“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第二天，洪述祖又在给应桂馨的一封密函中说：“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桂馨）须于题前径电老赵（指赵秉钧），索一数目。”②其中所谓“紧要文章”，“激烈举动”，就是指的暗杀宋教仁的事。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指使其大小喽啰，匿名投稿全国各报，并以“救国团”的名义通电全国，对宋教仁进行恶毒攻击。尤其卑鄙的是，袁世凯购求宋教仁在日本时的所谓“劣史”资料，编印成册，大量散发，妄图彻底毁坏宋教仁的名誉。结果，前者遭到宋教仁的驳斥，后者也未收到什么效果。袁世凯在收到应桂馨3 月14 日发出的“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的密电以后， 18 日拍了“寒（即14 日）电应即照办”的复电①，正式下达了暗杀宋教仁的命令。宋教仁完全陶醉于国会选举，他在上海与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商讨在国会中应当施行的党略，起草国民党大政见，准备带到北京国民党本部议决实行。他的好友陈犹龙和谭人凤发现，袁世凯已有图谋不轨的端倪，劝他① 《宋教仁集》下册，第456—457 页。
② 同上书，第457—458 页。
① 《宋教仁集》下册，第467 页。
② 刘基胜：《为民主而斗争：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英文版。①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71—172 页。
应该有所戒备，他却认为那是“蛇影杯弓之事”，全不放在心上。他只考虑到，袁世凯一旦大总统落选，倒很有可能要同国民党最后摊牌，所以他对他的党员们说：“在不久的将来，（袁世凯）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②这时袁世凯来电，催他赶快进京，他便决定于3 月20日乘夜车同其他几个新当选的议员一起北上。
这天晚上，宋教仁来到《民立报》社，向他的同人友好辞行话别。徐血儿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他若无其事地笑着回答：“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然并力赴之。”③10 时45 分，宋教仁和黄兴等人走出沪宁车站议员休息室，准备上车。
他们刚刚走到剪票处，就听到低低的一声枪响，随后便是第二声、第三声。宋教仁摇晃了一下，便倒在旁边的一张铁椅子上，说道：“吾中枪矣。”由于前来送行的人忙于救护，竟使凶手武士英逃去。
宋教仁被送到车站附近的铁路医院里，他不知道向他开枪的主谋人就是袁世凯，还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的不幸，提出他的要求，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①。延至22 日凌晨，这个年仅32 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便与世长辞了。② 同上书，第172—173 页。
③ 《宋教仁集》下册，第457 页。
① 徐血儿等编：《宋渔父》第1 集后编。
第三十章袁世凯第一节在朝鲜的政治活动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别号容庵，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 年9 月16 日）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叔祖袁甲三官拜漕运总督，生父袁保中为本县著名豪绅，胞叔袁保庆官至道员，从叔袁保恒历任户、吏、刑部侍郎，袁保龄为候补道。袁世凯行四，约在同治三年（1864）过继给胞叔袁保庆为嗣子。
同治五年（1866），袁世凯随嗣父袁保庆至济南任所，开始读书。后迁江宁。同治十二年袁保庆病逝后返回原籍，与嗣母牛氏一起生活。
同治十三年（1874），袁保恒将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严师授读。但袁世凯纨袴子弟的习性甚深，以读书为虚应之事，故成绩不佳。光绪二年（1876）秋回籍应乡试，结果落第而归。次年夏，随袁保恒至河南办理赈务，历练做官本领。光绪五年（1879）秋，他又一次应考乡试，仍名落孙山。其后曾报捐中书科中书。继之，捐纳实缺，不果，于是决心投笔从戎，于光绪七年（1881）至山东登州投奔其嗣父的至交、淮军统领吴长庆，获得帮办文案之职，开始踏入仕途。
光绪八年，与清廷有宗藩关系的朝鲜发生兵变，国王李煦和闵妃集团被围攻，向受闵妃排斥的大院君李昰应（李熙之父）重握朝政。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命令吴长庆率淮军六营至朝平乱。七月东渡前，幕府名流张謇等人推荐袁世凯任执行前敌营务处事。平乱后，吴长庆对袁的表现十分赞赏，为之上报请奖。经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的李鸿章奏准，九月初一日（10 月12日）袁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不久，应朝鲜请求，吴长庆命袁帮助朝鲜整顿军队。
光绪十年（1884）当法国侵略者将战火由越南引向中国边界时，李鸿章为加强边防，奏调吴长庆率兵三营驻防奉天金州，其余三营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命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由此袁在朝鲜成为一个握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十月，朝鲜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配合下发动政变，迫李熙改组了政府。袁世凯果决地说服吴兆有统兵击退日军，赶走亲日派。此次胜利大大助长了袁的政治野心，他自作主张，搬进王宫，以监国大员自居。由于吴兆有反对其企图独掌军权，揭发其挪用军饷等罪状，加之日本扬言要清军从朝鲜撤退，袁心灰意冷，于光绪十年十二月（1885 年1 月）请假回国，返回原籍。
为了进一步控制朝鲜，李鸿章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是释放被软禁在保定的李昰应回朝，利用其影响和力量抵制闵妃集团依赖俄国的倾向；二是以袁世凯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的职务。光绪十一年九月李鸿章奏准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提高其地位，使其参与外交事务。并以知府分发，补缺后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从此，他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中外所知的人物。
清皇朝对朝鲜本来只有宗主之名，而无其实。而袁世凯自抵新任后，为维护“上国”尊严和“属邦体制”，时时摆出监国大员的架势，专横武断，盛气凌人，事事插手，并于光绪十二年（1886）两电李鸿章，请废黜李熙，另立新君。袁世凯的行为促使朝鲜宫廷产生更大的离心倾向，严重损害了中朝关系。
日本自确定霸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后，一直积极进行备战和煽惑发动侵略战争。袁世凯起初对日防制甚力，但后来即为盲目乐观、麻痹轻敌思想所支配，对日本的动向懵无所知。
光绪二十年二月（1894 年3 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四月，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助剿。袁大力支持，屡电李鸿章出兵，且云日本并无出兵之意，接着又将军机泄漏给日本。当日本出兵朝鲜后，袁仍对形势的危机无所认识，一心想着镇压起义。直至日本大兵压境，始请求增兵备战。五月下旬，战争一触即发，袁为脱离险境，再三电李请求回国。经清廷批准，袁于六月十七日（7 月19 日）改装易服偷偷回到国内。
第二节小站练兵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奏派袁世凯仍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兼办辑抚事宜，令其驰赴平壤一带联络官军，协筹粮运。袁对这场战争毫无信心，始终主张议和，一闻败讯，立即逃窜。清军的屡次败北，彻底暴露出旧有军队的腐朽，朝野上下群起呼吁必须改革旧军，建立新军。基于这种形势，袁世凯也向盛宣怀建议改革军制，募练新军，并毛遂自荐要当监督。光绪二十一年又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同样意见。六月十二日（8 月2 日）袁被召见，奉派督办军务处差委。他用钻营请托等手段，并拟订新军营制饷章和聘请外国军官合同，请人译撰兵书，博得知兵之名，终于受到权贵荣禄等的激赏，十月二十二日（12 月8 日）获得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的权柄。十一月初一日（12 月16 日），袁世凯至小站接管原定武军4000 余人，旋派人选募2000 余人，全军共7000 人。军队设督练处，袁自领督练官。新建陆军采取德国和日本建制，营制分左右两翼，每翼分统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教官多自德国聘任，新式武器多从德国购置，全军一律习洋操，实开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先河。袁世凯在军队中大树特树个人绝对权威，通过官禄利诱，严刑峻法，以及灌输封建伦理、升官发财、宿命论等反动思想，很快培植起一批亲信死党，把军队训练成带有浓烈人身依附性质的武装。由于袁世凯作风跋扈，嗜杀擅权，营私受贿，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御史胡景桂对其进行参劾。查办此案的荣禄极力包庇袁世凯，使其度过了难关。经此事，袁越发投靠荣禄，依荣而自固。
次年，清廷以袁世凯练兵有功，晋其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第三节出卖维新志士剿灭义和团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发动具有进步意义的变法运动。对此，袁世凯佯为赞成，阴实反对。七月，变法达到高潮，顽固势力频频密谋破坏。维新派为了将变法进行下去，同时出于对袁世凯的表面认识，乃建议光绪帝召袁进京，结以恩遇，以备不测。八月初一日（9 月16 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擢其为候补侍郎。袁恐引起顽固派怀疑，接连拜谒权贵解释，并探听风声。初三日夜，维新派中最为激进的谭嗣同只身至法华寺见袁世凯，坦率地告以直隶总督荣禄和慈禧太后欲废光绪帝的阴谋，请其竭力相救，否则便向慈禧太后出首，求得富贵。袁世凯正言厉色地表示：“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当谭说荣禄不易对付时，袁怒目而视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②初五日（20 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