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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国其真亡矣！”又说：人有灵魂，国有国魂，“苟丧厥魂，即陷灭亡”。“故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如日本之武士道。而中国的国魂是什么呢？他闪烁其词：“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然而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显然，他指的就是军国民主义。次年，拒俄运动兴起，他参加了拒俄义勇队，稍后该组织即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03 年11 月），蔡锷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在100 多名毕业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三。同时毕业者尚有蒋方震、张孝准，均名列前茅，为人瞩目，时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④。
④ 《秦始皇功罪论》（1898 年9 月）。
第二节在湘桂训练新军光绪三十年（1904）初，蔡锷以日本士官学校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由日本返国。这时他刚到弱冠之年，英气勃发，东南各省督抚争相延聘。七月，江西巡抚夏时聘他为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不久改任材官学堂总教习及监督。十一月，他辞职返湘。次年一月，他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就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 年8 月），蔡锷在广西巡抚李经羲的再三敦请下，前往广西桂林，就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随营学堂总理官。八月，又受委为巡抚部院总参谋官。九月，兼任广西测绘学堂堂长。他乘机邀请革命党人谭人凤等入广西活动，共谈国事；又延请他的老师樊锥入幕，恭执弟子之礼。时同盟会已在日本东京成立，黄兴化名张守正来广西活动，蔡锷与之共商革命方略，并曾挂名同盟会。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6 年9 月），清廷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蔡锷奉令前往观操，被选为中央评判官。秋练结束后，他赴北京考察军事，不久返回广西。三十三年正月，广西创办陆军小学堂，他受委兼任陆军小学堂总办；二月，又兼广西兵备处总办。三十四年三月，他被任命为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自桂林移驻南宁。宣统元年正月（1909 年2 月），他奉命前往龙州，任讲武堂总办，旋改任监督，将讲武堂迁于南宁。二年夏，复迁往桂林。不久，他擢升为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兼学兵营营长、督练公所三处（参谋、兵备、教练）及干部学堂总办。
蔡锷在广西，历时6 年，身兼数职，为在广西训练新军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他提出，“广西练兵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内部”①。练兵的爱国、民主色彩是很明显的。而另一方面，为着扎稳脚跟，团结内部，他处世行事，力求稳健、冷静，避免轻举妄动。广西同盟会支部负责人耿毅、何遂持黄兴介绍信前往联系，他也避免直接接触，还招致了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的怀疑和不满。
广西新军原拟编练一镇一协。由于经费拮据，宣统二年（1910），蔡锷决定将已练成的一镇缩编为一个混成协。这样，干部学堂培养的200 多名军官就难以全部安置。于是，他采取甄别的办法，考核品行，考试汉文，分别去留。结果，合格录取120 余人，其中湖南籍占90 余人，广西籍仅30 余人。广西籍学生为此激愤不平。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遂乘机宣扬蔡锷任用私人，偏袒同乡，排斥广西人。立宪派控制的广西咨议局也开会弹劾蔡锷。从而掀起了一场驱逐蔡锷出广西的风潮。蔡锷沉着应付，不加理睬。直到李经羲（时已调任云贵总督）电邀他去云南任职时，他才决计离开广西前往云南。① 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35 页。第三节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宣统三年二月，蔡锷抵达云南省城昆明，但未立即受到任用。他在待命之暇，伏案著书，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言论，加撰序言、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对新军官兵进行“精神讲话”的材料。他将所选取的语录分为十二章，并在按语中发挥了自己一系列精到的军事见解。蔡锷编辑此书，主要是有感于当时民族危急和清军的腐败，希望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
同年六月，李经羲奏准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两标。时值四川保路运动狂飙骤起，全国革命形势急剧高涨。在云南，同盟会的活动亦有相当的基础，云南陆军讲武堂实际成了同盟会的活动场所，堂长李根源，教官李烈钧、方声涛、唐继尧、顾品珍、李鸿祥、罗佩金等皆为同盟会会员，且多为东京士官学校毕业生。蔡锷“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①。武昌起义爆发后，云南革命党人加紧活动。八月二十五日，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成献、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策划响应武昌起义。继后，又于二十八日和九月初一、初四、初七连续召开了第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蔡锷参加了这四次会议。在第四次会议上，与会者歃血为盟，立下誓约云：“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①在第五次会议上，决定初九日（10 月30 日）晚12 时发动起义，并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初九日晚8 时余，昆明起义提前爆发。蔡锷随即宣布革命宗旨云：“满清专制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首义，四处响应，皆欲扫除专制，复我民权。我辈军人，何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河山，兴我汉室之为愈也！”①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于第二日中午攻占了五华山、总督署，云贵总督李经羲逃匿，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杀，起义取得了胜利。云南各地，传檄而定。
九月十一日（11 月1 日），起义军民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军都督府成立后，即向全省声明：起义“宗旨在铲除专制政体，建设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护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②。同时发布《讨满檄文》，重申同盟会的纲领。为革新政治，蔡锷设置了军都督府政务会议，订于每星期三照例举行，由省直机关、省议会、参议处各派代表参加，讨论本省重大兴革事项。讨论决定后，由都督下令各单位限期办理。他还通知各单位，根据自身的力量和应办事务的轻重缓急，编制滇省五年政治大纲和办事程限表。这样，使“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习，廓除殆尽”③。
① 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蔡松坡先生遗集》卷首第7 页，1943 年版。①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 集，中华书局1961 年版，第3 页。①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②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③ 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 年版，第46 页。为了革新政治，蔡锷还采取果断的措施，“更换重要各地方行政官”①。各部、司、局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由同盟会会员和拥护革命的人士担任，撤换了一批腐败的旧官吏。军队中也起用一批年轻军官，以代替不称职的旧军官。大力整理财政，节约开支。整顿厘税，剔除陋规。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又两次带头裁减薪金。结果，都督蔡锷的薪俸，由原来的600 两减为60两，与一个副都督（营长）的薪俸相等。“此时都督俸金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②。不仅如此，他还将“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贫民贫国”③。在他的倡导下，云南上下克己奉公，“廉洁成为一时风尚”④。
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武汉战事仍然十分紧张。九月十四日（11 月4 日），贵州宣布独立，但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十月上旬，四川重庆、广安、万县、泸州先后独立，而省会成都仍然控制在清廷手中，社会秩序混乱。西邻的西藏地区，则有英印政府支持达赖喇嘛发动叛乱，围攻拉萨等地，进扰西康藏区。在这种形势下，蔡锷于大力整顿云南内政的同时，又先后派遣军队援川、援黔、援藏。九月下旬，援川军组成，向四川进发。接着组织云南北伐军，原拟取道四川赴鄂，后应邀途经贵阳以援黔。1912 年夏，又派遣滇军入藏。这些军事行动，对于支持武昌革命政权，发展全国革命形势，以及抗御英人侵略，镇压西藏叛乱，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① 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49 页。② 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329 页。③ 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51 页。④ 《劝捐军资文》（1912 年2 月）。
第四节对袁政权的幻想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逐步窃取了国家政权。在这个过程中，蔡锷对袁世凯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走过了一段弯路。
“南北议和”是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南北议和中，蔡锷对袁世凯是有所警惕并反对议和的。1912 年1 月20 日，他致电孙中山、黄兴及各省都督说：“我军乘此朝气，何敌不克？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太久，糜饷劳师。试问彼于停战期内，西侵秦、晋，南攻颍、亳，朱家宝又已纵兵寿州，我再株守议和，大局必为所误。伏乞大总统赫然震怒，长驱北指，直捣虏廷。”1 月26 日，又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现民国中央政府已成立，大总统已举定，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此其一。国民会议，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又欲各省州县皆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此其二。主张共和，殆全国一致，所反对者惟少数之满清奴隶耳。设开会议而坠袁之狡谋，定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此其三。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即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此其四。唐使（绍仪）签订之约，而袁不承认，方在停战期内，而北军袭取颍州，进攻陕州，在清廷亦并未决心和议。此其五。故此时直无和议可言，惟有诉诸兵力耳。至作战计划，孙、陈各都督所见甚伟，滇处僻远，未便遥度，惟有简率精兵，结联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⑤反对妥协议和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对南北议和后形势的预计也大体是正确的。
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蔡锷却转而拥戴起袁世凯来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袁世凯业已由临时参议院合法地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也是同他渴望国家统一富强和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分不开的。1912 年4 月11 日，他致电北京全国联合进行会及上海各报馆说：“我国政体确定共和，惟幅员辽阔，统一匪易。此时有能挈五族为一家者，敝省无不服从，以期民国早日成立。。。及袁公受职，敝省复肃电奉贺，非徒表欣戴袁公之意，实亦喜统一国家之成也。”4 月26日，他又发出通电称：“总统就职，宣布共和，薄海欢欣，喁喁望治。乃匝月以来，内则遍地皆伏危机，外则列强尚未承认。究其原因，皆由全国省自为谋，未能统一之故。”又说：“吾国势分力薄，积弱已久，全国士大夫皆思建造一强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然政权不能统一，则国家永无巩固之期。在大总统维持全局，或不欲骤与纷更；然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图指臂相联之效。”①渴望国家统一、强盛，这表明了蔡锷一贯的爱国思想；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身上，则不仅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恰恰迎合了袁世凯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其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曾企图借南京建立起来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