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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轫于西晋的地理总志，历经几代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官修全国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经3 次修撰，终于在1842 年完成。这部560 卷的巨著，体例严谨、考核精详，并集图、表、志于一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编撰最好的全国地理总志。
2。地理考证的发达。
清乾嘉时期形成的以考据见长的地理学派，至清末民初得到继续的发展，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清末民初从事《水经注》研究的学者颇多，其中较著名的学者和代表作为：王先谦（1842—1917）以30 年之功于1892 年完成的《合校水经注》一书；杨守敬（1835—1915）和弟子熊会贞（1859—1936）集清代《水经注》之大成于1904 年完成《水经注疏》40 卷初稿及《水经注疏要删》等书。清代以地理考证著称的大家丁谦（1843—1919）首次对我国历史上边疆和域外地理著作29 种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考释。其研究成果由浙江图书馆于1915 年出版，书名《蓬莱轩舆地丛书》（又称《浙江图书馆丛书》），分2集共69 卷。
3。大型历史地图集问世。
1911 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辛努力，杨守敬和弟子熊会贞编绘的大型历史地图集《历代舆地图》全部刻成。它共358 卷，分45 个图组，装订成34 册。此图集前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概略表示历史疆域大势；后为《历代舆地图》，自春秋至明代，以朝代为序安排图幅，表示其统治势力的范围、行政区划、山川等。这一图集，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绘制技术较以前图集更科学和精确。它是当时最完整的大型历史地图集，是中国古代舆地学最重要成就之一。
4。边疆世界地理研究的繁荣。
鸦片战争后，由于边患日益严重，一些爱国学者痛感边疆和世界地理知识的贫乏，因而开始积极调查和研究边疆世界地理，撰写了大量的边疆域外世界地理著作。
①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曹廷杰（1850—1926）是清末第一个对东北地区的边疆史地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的学者。1883、1885、1895 年，他曾三赴吉林任职。其间，十分注意边务。1885 年，他完成《东北边防辑要》2 卷，系统汇辑和研究了东北古代战守险要、边界沿革等方面的文献。同年十二月，他又完成《西伯利东偏纪要》，记述这一地区的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兵数多寡以及与边防有关的军事遗迹等。1887 年出版的《东三省舆地图说》汇集了他关于东北史地的学术札记。这一时期，关于东北边疆地理的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858 年）、宋小濂的《北徼纪游》（1890 年）、吴禄贞等的《延吉边务报告》（1908 年）等等。张穆（1805—1849）著、何秋涛校补的《蒙古游牧记》16 卷于1867 年刊印，书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内、外蒙古的地域、沿革、事迹等。姚莹（1785—1852）特别注意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在对西藏进行了考察后，著《康酋纪行》，对西藏的地理、人文、气候、民俗等作了记载。
魏源（1794—1856）和徐继畬（1796—1873）是清代积极编写世界地理著作作者中最杰出的人物。魏源的好友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时，曾组织译员翻译了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等书，编译成中国最早的世界地理译著《四洲志》。林则徐离粤时，将多年收集到的资料和《四洲志》初稿交给魏源。魏源以此书为基础，大加增补，于1842 年出版50 卷本的《海国图志》。此后二次再加增补，于1848 年出版60 卷本，1852 年出版100 卷本。这部图文并茂的巨著，记述了当时世界地理范围几近所有已知世界，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名著之一。书中所附84 幅地图，可以组成一册世界地理地图集。此书对我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活动，都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它还传入日、朝、英、俄等国，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在日本流传最广、刊本最多，对明治维新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徐继畬久驻闽广，悉心收集世界各国的资料，编撰成10 卷本的《瀛环志略》于1848 年出版。此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疆界、位置、山脉、河流、地形、气候、物产、风俗、人种和历史等，并附地图40 幅，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名著之一。
1897 年，清代王锡祺（1855—1913）编汇的中国古代最大的地理丛书之一《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出版。此书收录600 余位中外地理学家的论文近1500篇，其中边疆和世界地理占有很大的篇幅。
近代地理学的萌芽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了解世界的首要对象和手段的地理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首先，地理学不再是历史的附庸，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次，它逐渐摆脱古代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体系，开始走向近代科学地理学的道路。
1。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地理学知识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传入我国：一是来华的外国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详见地质部分）。他们的工作对西方人研究中国有较大的帮助，但是对1919 年以前中国地理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二是赴国外任公职和观光的中国人。这其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在国外时留心观察和记录国外的风土人情，归国后编撰旅行记，扩大了国人的地理视野和加深了他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如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黄遵宪（1848—1905）先后出任日、美等多国外交官，他于1887 完成了40 卷的《日本国志》一书。1897 年，湖南新学书局出版《游记汇刊》，收集十九世纪末编撰的域外旅行记16 种共计21 卷，其中包括邹代钧的《西征纪程》、李凤苞的《使德日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日记》和黄懋材的《印度札记》等。
三是留学人员。他们是1911 年以前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中国的中坚力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大批出国留学的人员中有不少人主攻地理学。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留学期间就开始翻译地理学著作，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地理学知识和理论。1900—1911 年，中国出版的大量地理学译著中多数都是留学生翻译的。这些地理学译著有几个特点：（1）几乎都是适应初中水平读者的普及性著作；（2）以日文译著为主；（3）区域地理著作所占比重较大。这一时期出版的地理学译著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一本近代西方地理学的代表作问世。2。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启蒙者邹代钧①。
邹代钧（1854—1908）受祖父和叔父的影响，自幼爱好舆地之学。成年后，通晓历代疆域沿革和江河迁徙，尤精于测绘地图。1886 年，他随刘瑞英出使英俄，行程“海道二万九千四百四十里”，“陆程二千四百八十里”（邹代钩《西征纪程》）。在国外期间，邹代钧潜心学习和研究西方测绘地图新法。1889 年，他带着欧美各国地理图籍多种回国。归国后不久，邹代钧先后撰写《上会典馆书》和《湖北测绘地图章程》，较为详细地介绍西方测绘地图的新方法、新仪器等。甲午战争后，他又在武昌创立译图公会（后改称“舆地学社”、“舆地学会”），积资编译中外名图，以推进地理学的发展。此会是中国地理学方面的最早组织。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邹代钧主持实测和编绘了大量地图，并设法刊印。这些绘制精细、印刷精美的地图成为当时地图中的精品。此外，邹代钧还撰写了大量的世界各国地理志和边防地理著作。3。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张相文①。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号沌谷，江苏泗阳人。甲午战争时期，他经常阅读地图了解战局，从此开始研究地理学。他在认真学习研究我国地理著作的同时，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创立了我国近代地理学。
（1）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
张相文一生主要以教书为职业。他早在1899 年就开始在南洋公学教授地理课，此后又在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和北京大学从事地理教育。在地理教学中，他吸收西方地理学知识，结合我国特点，编著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如1901 年初刊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上海南洋公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上海兰陵社）和1908 年初刊的《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我国有教科书始于地理学，“教科书”一词由此创立。前两书的发行量达200万册以上，影响极大。《地文学》一书则是国人自编的较早的一部自然地理学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相文在书中首先增加了生物界一编，将无机自然界与有机自然界联系起来，这是中国近代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进展。
（2）创立中国地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
① 参见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424—454 页。① 参见张平：《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 年第1 期，第81—90 页。为推动中国现代地学的发展，张相文积极筹建地学学术组织。1909 年9月28 日，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召开了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大会。张相文当选首任会长。该会以全面研究地学，坚持爱国进步，谋求救国救民为宗旨。它拥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聘请了外国名誉会员。学会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各种活动，是民国初期中国地理学最重要的组织之一。中国地学会的成立促进了中国舆地之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化。
（3）创办我国第一个地学学术期刊——《地学杂志》。
中国地学会成立之后，张相文就决定要编辑出版学会会刊。1910 年2 月，《地学杂志》第1 期出版。开始为月刊，后来因经费不足出版周期时常变化，至1937 年抗日战争前夕被迫停刊。28 年间，共出版181 期，刊载论文1500多篇，各种地图大约140 幅。《地学杂志》早期刊登的论文偏重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后期侧重人文地理学。这些文章以新的观点论述地学事物的成因及其发展变化，突破我国传统舆地学单纯记述地理现象的旧框架。该刊既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科学期刊，又是中国最早传播新地学的刊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地学的发展。
第二节地质学1840—1919 年，中国地质学经历了引进西方近代地质学和综述外国人的地质调查结果两个阶段后，终于建立和发展起来。
外国地质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西方地质科学传入中国，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一些传教士在编写书刊中，已涉及到一些地质学知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Muirhead，1822—1900）首次将地质科学知识较全面地介绍给国人。他的以中文撰写的《地理全志》下编（上海墨海书馆，1854 年）卷一为“地质论”，这是近代意义的“地质”在中文文献中首次出现，并沿用至今。书中还分层叙述了地层，并附有一张地质年代表。
至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地质学开始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晚清最重要的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出版了多部地质矿物学译著：初刊于1872 年由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的《金石识别》12 卷译自英国代那的《矿物学手册》（J。D。Daina，Manual of Mineralogy），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西方地质学译著；初刊于1873 年，亦由玛、华二氏翻译的《地学浅释》译自英国雷侠儿的《地质学纲要》（C。Lyell，Elements of Geology），首次完整、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的基本知识和主要内容。此外，该馆还先后出版了舒高第与郑昌棪合译的《链石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与徐寿合译的《宝石兴焉》、傅兰雅与应祖锡合译的《银矿指南》、傅兰雅与潘松合译的《求矿物指南》和王汝■译《相地探金石法》等译著，对西方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译著多是国人与外国人合作完成，术语的翻译多较蹩脚。
至本世纪初，国人始大量独立翻译外国地质学著作，其译著的水平亦有较大的提高。1900—1911 年，中国有几十种地质学译著出版。这些译著主要是地质学教材，且多译自日文著作。它们对在中国普及地质学知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外国人在华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1840 年后，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不同身份和目的的地学家蜂拥来华，进行探险和资源考察，并撰写了一批报告和专著。这些从总体上说是为列强侵略中国服务的考察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地学的发展。下面仅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