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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主力不利于长久的停留在这一地区，在这一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也是不利的。因为这种不良的地形，使我们不能以大踏步的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这种地形，是便利于我们箝制敌人，但同时也便利于敌人封锁我们。给养的困难，在这一地区内是不容易解决的，并且在我们的西北与西南，则是广漠无际的青海草原与西康，很难成为我们后退的依托。
“现在，敌人正在使用全力，力图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杨森、邓锡侯的部队，正在从南面建筑工事，逐步推进。东南，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队，正在完全封锁岷江以及威州到北川以南的地区。胡宗南指挥二十七个团的兵力，盘踞在平武松潘一线，而蒋介石的主力，也正在川军的后面集结待机。在我们的西面的西康与丹巴一线，刘文辉、李抱冰也集中了约15个团的兵力，防止我们向西康发展。综合起来判断，蒋介石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内的企图，是十分明显不过的。
“同志们，我们不能长久的停留在这一地区。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好好的研究一下目前的战略方针，朝有利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发展来考虑。下面，请总政委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然后大家再讨论，发表意见。”
洛甫的这段开场白，是有准备的。他在开会前两天，就在懋功认真分析研究了当前敌我双方的态势，为了解决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曾写下《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印发向部队宣传。刚才讲的，基本是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
张国焘听了洛甫的讲话，心想，过去一直认为洛甫是个书生，肚内马列主义的东西倒装了不少，但军事方面的事，知之甚少。今天，当着大家，竟大言不惭地谈起战略方面的问题来了，不简单！说明过去对洛甫的认识有片面的地方。但他隐隐感到不快的是，洛甫开场白里讲的，明显不同意他对目前战略方针的看法，还影射了数日前他给中央电报里提出的问题。他在心里说：洛甫表面看起来温良谦让，是一个谦谦君子，但实质上思想却很敏锐，看问题尖锐，讲起话来也不躲躲闪闪，态度鲜明。
洛甫点了周恩来的名，周恩来代表中央与军委回顾了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来，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之后，着重讲了目前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战略行动与战争指挥三个问题。他说：
“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再转到西康，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两个方面军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应在什么地方建立苏区呢？这是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苏区的条件中央和军委认为应该是，第一，便利于我们作战，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应该比较大，以便于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然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我们，使我们不易反攻。敌人正企图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第二，群众条件，要人口较多，有利于红军本身的发展，便于我们做好扩红的工作。但是，松潘、理番、懋功、汶川、抚边一带，据我们初步调查，人口只有20万左右，其中少数民族还占多数。第三，经济条件，应是能解决军队供给的地方。而这一带粮食奇缺，牛羊有限，解决我们的穿衣都成问题，军事上的补充更困难。因此，在岷江两岸的懋、松、理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长久陷在这里，没有前途。我们新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至于谈到战略行动问题，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发展不利，向东过岷江对我亦不利，因敌在东岸有130多个团；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氓山山脉以北，背向西，争取这一地域。这里道路比较多，人口多，山少。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开展运动战消灭敌人。可向陕西还击敌人，再向北行动，背向西发展，南可以以青海南部作依靠。四川方面，现有地区可以成为游击区。得到的地方，是否再扩大，到时再决定。我们现在是反攻，是无后方的运动战，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消灭蒋介石的主力，是我们的任务。现在，我们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行动要迅速。第二，要高度机动。现在敌人已先我部署，因此我们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让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我们不要被敌牵制，不要因此妨碍我们的机动。第三、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的统一指挥，如遇到困难，也要统一意志来克服。
“关于战争指挥问题，我想简单讲三点：一是应集中统一，指挥权要集中军委，二是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三是要实现战略计划，须有政治的保证，当前的一些困难，须从政治工作的加强来克服。”
周恩来最后说：“同志们，我就讲这些意见，供大家研究，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
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洛甫用严肃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说：
“针对恩来同志的报告，请同志们发言。”
张国焘对洛甫说：
“我讲讲。”
洛甫转对大家说：
“现在请国焘同志发言，大家注意听。”
张国焘操着一口江西话说：
“我首先向中央和诸位报告一下四方面军的情况。四方面军于3月28日开始强渡嘉陵江，然后进行了彰明、中坝战役。3月末攻克剑阁，进占阆中，接着克南部。当时面对的敌人是邓锡侯部三个旅和军部所属部队，他们布防于梓潼、魏城、中坝、绵阳一带。4月10日，我军占梓潼，派一部进入绵阳县境。敌人误以为红军将攻取成都，而我军却强渡涪江，包围了江油县城武都镇，接着克中坝，占彰明。另一路军则袭占青溪，继而克平武。敌军大败，邓锡侯几乎被生擒。敌人为防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根据地，组织了对江油、中坝地区红军的围攻。刘湘主力王缵绪部为右路纵队，邓锡侯、孙震两军各一部为左路纵队、胡宗南则南下青川、平武配合。当时我军的处境有些不利。于是便于5月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岷江地区西进，攻下茂县。接着兵分三路，一路北上松潘，一路西北上黑水，一路南下威州。此时得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已渡过大渡河的消息，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即令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三十军的八十八师和九军的二十五、二十七师各一部，迅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兵分两路，一路克理番，一路从汶川向卧龙方向前进。6月初，攻克两河口，懋功，歼灭邓锡侯部两个营和地方武装近千人，继而占领南部要镇达维，同中央红军会师。
“以上就是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最后与中央红军会合的简略情况。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恩来同志刚才已经谈得很多，本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但是，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向成都方向进攻，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发展，我们要受地势所限制；向西边发展，要越过茫茫草地，一片泽国，如果过冬没有帐篷，部队无法生存。现在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调查清楚，估计胡宗南至少有15到20个团的兵力牵制我们，我们也要集中20个团在松潘地区对付胡宗南，不然会吃亏。如果我们要向甘南发展，一定要打下胡宗南的几个团，才能站稳。两大主力红军会合以后，力量增强了，指挥统一了，经验增加了，但另一方面，敌人也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占领大的区域。”
接着彭德怀、林彪、博古相继发言，均赞同周恩来对当前所处的环境与敌情的分析，以及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要继续北进，歼灭敌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博古发言之后说：
“恩来报告及国焘等人的发言，我同意。下面我想着重讲五个问题，即建立根据地问题，战争性质的问题，高度机动的问题，集中兵力的问题，统一指挥的问题。
“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用全力放在川陕甘这一地区，这样可以把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国焘同志准备去打成都，这个计划我看应该放一放，向四方面军做好解释工作。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去创造的。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的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为使我们更好地向甘南发展，部队必须高度机动，以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去应付敌人，要保持红军游击战的传统，不能跟敌人硬拼，我还是那句老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们不是已经走了好几千里了嘛，搞不好已经上了万里，你强大，让你一下嘛，忍耐着点。目前，我们主要是集中兵力去进攻松潘，打开北进通道，迅速打破胡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因为等到天冷了，解决皮衣困难，国焘同志说，如攻松潘，要集中20个团是对的。应力争在6月突破，虽然那里要经过草地。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区条件太差，后退不利，现在就是要力争经过松潘到川陕甘去建立根据地，实现我们的战略方针。要完成我们的计划，必须统一指挥，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相信一、四方面军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指挥下，为实现自己奋斗的目标，做出优异的成绩。”
毛泽东发言之后，又有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洛甫等人相继发言，都表示同意周恩来钓报告和他提出的北进的战略方针。最后，周恩来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了总结。
开完会，张国焘回到住处，在与参谋长黄超共进午餐时，黄超拿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红星报》递给他看。张国焘接过来看到第一版上刊登有一篇《列宁论联邦》的文章，署名是凯丰。他指着文章问黄超：
“你看过没有？说些啥？”
黄超不动声色他说：
“张主席，你看看再说。”
张国焘简单浏览了一遍，脸红筋涨地大声说：
“嗬！我一到懋功，中央就唆使人写文章反对我，看来是有预谋的哟。”接着将竹筷朝桌上一拍：“列宁反‘欧洲联邦’，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嘛，列宁也并未根本反对联邦制。我们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的一员嘛。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里，不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吗？这怎么能同列宁反对欧洲联邦相提并论？”
黄超看张国焘生气了，“劝慰”道：
“张主席，把饭吃了再说，中央的同志怎么能随意批评我们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哩，不像话。”
张国焘余怒未息他说：
“中央的留俄人物，就会生硬地拿着列宁的教条来打人。我们的西北联邦政府，有哪点违反列宁主义？有哪点违反中共的苏维埃路线？居然无中生有说我搞西北联邦政府，是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生性多疑的张国焘，认为这不是一件平常的小事，一定是中央在他未到抚边之前，就策划好的一场“反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凯丰，只不过是一个马前卒而已。这篇文章也不过是在两军会师表面欢乐融洽的空气里，升起的一颗信号弹，他仿佛闻到了一点火药的味道。他气得只吃了一碗饭，便停箸急匆匆离开用餐的地方。
黄超紧跟在张国焘的身后边走边说：
“张主席，这张报纸，是一方面军的一个干部私自交给我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前就印发了，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
“噢！有这等事！怎么将一、四方面军分别对待？这是小组织活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中央越搞越不像话了。”张国焘气冲冲他说着，不安到了极点。
张国焘回到下榻地方，刊登《列宁论联邦》这张《红星报》，像一幅巨大的阴影，罩在他沉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