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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我把殷三、杨海龙、王建勇三个人的采访记录反复进行了比对，突然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这三个人都不是具体开矿的却肯拿出那么多钱来承包省“义兴寨金矿0号脉”，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动议一提出无论是殷三等人还是省金矿、繁峙县政府三方都一拍即合，原来大家都想借共同治理矿山环境来大发“私开滥采”之财。
首先看看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殷三、杨海龙、王建勇都怎么回答？
“你们承包既然自己不开采，那为什么要对‘0号脉’进行承包？”
殷三的回答：“不承包开采就不合法。过去就有人三天两头地上山清理。矿主们也不愿意交钱。”
杨海龙：“不承包，所有矿都开不塌实。”
王建勇：“承包是为了取得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
品一品这三个人的回答，承包原来是拿钱来买“私开滥采”的“合法性”。
“那么承包了，交了钱，还有人来清山、封洞吗？”这是我紧跟着的第二个问题。
殷三：“没了。”
杨海龙：“交了钱就合法了。”
王建勇：“这就像你到街上去开个小买卖，不交钱好多部门都来找你的麻烦。交了钱就没事了。”
客观地讲殷三等人承包后，特别是在给繁峙县和省“义兴寨金矿”分别上缴了60万和50万的“承包费”后，两位“公家”谁也没有再找过他们的“麻烦”。
过去没人搞承包繁峙县的“私开滥采”也是屡禁不止，政府各部门上山收钱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现在有人承包了，县里和省金矿每年都有了一份旱涝保收的收入，大家当然“何乐不为”？
繁峙县政府每年财政本来就入不敷出，60万可不是个小数；义兴寨金矿一年的盈利才一百多万，50万即使比繁峙县得的少，也是半年的收益；殷三等人一次性拿出了一百多万，33个洞转手就向下承包，每个月每个洞能收到2—5万的“管理费”，当年就能收回全部承包投入，第二年就净等着收“矿租”；而下面具体探矿、采矿的，比如王全全只要按时给殷三上缴了“矿份儿”，全年爱怎么开采就怎么开采，再也没有来自政府的任何压力。
多好的办法，双赢、多赢、大家赢，一个承包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只是这“双赢、多赢、大家赢”谁都无视了一个前提，谁都践踏了一个的规定：国家根本不允许私人承包国有矿山！政府和企业更不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中饱私囊！
难怪杨林河一提起承包就把责任一个劲儿地往繁峙县政府身上推；难怪繁峙县原县长王彦平一提起此事就要极力否认，大家都觉得理亏，都觉得这种事是属于“只可做，不可说的”。
在最初的合同中殷三等人其实只从“义兴寨金矿”拿到了8个洞的委托探矿权，合同被批准后，殷三又给杨林河打了报告说8个洞不够，要再拿25个。杨林河二话没说，拿过报告就签了“同意”。殷三等人的承包从8个洞到33个，这后边的25个洞究竟是补上的，还是一开始就说好，只不过一步棋故意要分成两步走？
如果殷三等人承包了“义兴寨金矿0号脉”，省金矿和繁峙县均对孙涧沟33个洞的安全生产进行了经常的监督管理，这样事情还好说，大家都是为了生产，“发展是硬道理”嘛，但是“王全全探矿”在殷三等人承包后不到三个月就发生了大爆炸，省金矿和繁峙县的安全监督上哪里去了？如果说有安全监督与管理，那么“王全全探矿”副井一步井的平台一直都设有炸药库，这么重大的违规操作怎么没人发现并被及时制止？
“只收费不管理”或“只收费疏于管理”，这恐怕是“义兴寨金矿”和繁峙县政府最怕人触击的软肋。
有钱能使“人”推磨
尽管，和近年来全国有些地方相继出现的官员腐败的一个个大案相比，“义兴寨金矿0号脉”被承包和“繁峙矿难”所暴露出来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无论性质、数量和隐蔽程度绝对都是小巫见大巫的游戏，然而，只要是游戏，就有相同的游戏规则：你给我钱，我就给你承包权，你给我好处，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你送上种种方便，在这个平台上一切幕后交易都显得很平常、很自然。
在围绕“义兴寨金矿0号脉”被承包和“繁峙矿难”的调查中，人们可以想象山西省“义兴寨金矿”矿长杨林河如何拿了殷三等人的钱财，胆大妄为地把国有金矿承包给了私人，也可以想象繁峙县某些领导如何得了承包人的好处积极做主支持殷三等人对国有金矿的承包，不幸的是人们的想象和我在后来的采访中证实了的情况一点不走样地重合到了一起，让人忍不住嗟叹：“哼，事情不如此才怪呢！”
过去中国有句老话，“有钱能使鬼推磨”。在“繁峙矿难”中我听到了一个新的说法：“有钱能使‘人’推磨”。殷三等人手里有钱，“义兴寨金矿”矿长和繁峙县政府领导手里有权，一个简单的钱权交换，一些人就成了给殷三等人“推磨”的人，道理就是这么浅显。
也许殷三等人已经被公安和检察机关录下了口供，在回答我为了承包究竟给什么人送过好处的问题时一点都没有回避。
采访中我先问殷三：“为了‘拿下’杨林河你们给他送了多少钱？”
殷三回答：“送了10万。”
“给繁峙县政府的什么人送过吗？”
殷三说：“送过。给县长王彦平20万，县黄金中心主任韩跃伟5万，义兴寨金矿管理站站长郭富恩2万。”
殷三的话在杨海龙和王建勇的嘴里随后我也得到了证实，而且给县长王彦平具体送20万的感谢费的“经手人”就是杨、王二人。
2002年4月2日当王彦平在山西省“义兴寨金矿”和“繁峙县黄金开发服务中心”联合给县政府递交的《关于共同管理省金矿划定区内孙涧沟0号脉的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上做了“县长批示”以后，殷三等人对山西省“义兴寨金矿”的承包很快办成。4月15日，为了对县长大人表示感谢，杨海龙和王建勇在繁峙县最高级的金龙宾馆摆了一桌宴席请县长赏光。王彦平领情到场。席间杨海龙和王建勇并没有当着其他陪客的面拿出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20万现金，酒席快散的时候，杨、王二人把王彦平的司机叫了出去，给了司机一包东西并说：“麻烦你了，一会儿请把这个包交给王县长。”
杨、王二人交给司机的那个普通的包里就装着送县长的那20万，此时司机并不知道，王彦平本人“也没想到”。宴会结束，司机把王彦平送回家，告诉他“车上有包东西是杨海龙和王建勇让我交给您的”，王彦平说：“哦，先放车里吧。”第二天司机如约开着车送王彦平去北京，王彦平在车上打开包，司机这时看见包里装的都是一沓一沓的人民币。
到了北京，王彦平什么也没说，二人住进北四环安徽大厦，王彦平叫司机在大厦里等他，自己就将车开走，三天以后再露面司机发现那个装钱的提包已不知去向，从此他和王彦平谁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
记得在看守所，我想让王彦平亲口向我叙述一遍围绕着这20万后来发生的故事，王彦平承认：“那笔钱我的确是收到了的，”但他同时很激动地告诉我：“可那笔钱我从一开始就不想要，我是要还的，后来我也还了！”
不错，这个20万王彦平后来的确还给了王建勇，但是这个“后来”不是王彦平收到20万后的第二天，也不是第三天直至2个月内，这笔钱是在“繁峙矿难”发生后的第五天，6月27日还的，彼时“繁峙矿难”风声已紧，殷三等人要么已经畏罪潜逃，要么准备逃跑，王彦平不早不晚这个时候还钱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如果要还钱为什么不早点呢？”我是很平和地问王彦平的。
王彦平恨不得咬下自己的舌头：“那一段我工作太忙，打了几次电话让王建勇来取，他都没来。”
我说：“那你不会让司机给送回去，反正一开始钱也是司机转给你的？”
王彦平愣了一下：“咳，我觉得这么大的事，还是自己办比较好。”
“可是工作忙，‘6·22’以后你不是更忙，那时候怎么倒有时间还了呢？”
王彦平不语。
说实在的，也许是过去我采访的贪官太多，对于王彦平我真愿意相信他确实是不想收殷三等人为了“感谢”他而给他送上的这20万。用20万换自己的政治前途不是一笔合算的买卖。但是我听办案人员讲（王彦平在卷宗中有这样的交代）：4月16日王彦平拿到了20万，当下在北京就花掉了2万，其余的18万他是于4月17日以“王山”的化名到太原将钱存入了太原市商业银行并州北路办事处。
王彦平既然要还钱，王建勇就在繁峙，他干嘛要把钱存到太原？既然要存钱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目的为什么要用“化名”？2002年中国早已实行了实名制存款，“王山”是谁的名字，何许人也？
我继续问王彦平：“你存款时用的是一个叫‘王山’的身份证，对吗？”
王彦平说：“对。”
“那上面贴着的照片是谁？”
王彦平：“是我。”
“这么说，你一个人有两个名字？两个身份证？”
王彦平又不说话，我也无话可问，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我再问什么也是“白开水”，继续追问又让他往哪里躲呢？
2002年5月，第四次去山西以后，公安和检察机关已经对“义兴寨金矿0号脉”被承包以及“繁峙矿难”所涉案的四五十名犯罪嫌疑人准备提起公诉，这些人所涉及的犯罪罪种有“渎职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行贿罪”、“非法采矿罪”、“重大事故责任罪”以及“帮助毁灭证据罪”，王彦平在里面会占上几样？
血淋淋的“原始积累”
平心而论，无论是“富源矿难”，还是“繁峙矿难”，围绕这两个矿背后发生的黑色“故事”都没有什么太大惊人之处，相反有人说，任何一个国家、地方、个人在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会与野蛮生产、不择手段、无视生命，甚至权钱交易相伴生，这倒引起了我的注视与思考。
1978年中国放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吹响了发展经济的进军号角，整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大搞经济建设的热潮便风起云涌，而当十几亿中国人在“发财致富奔小康”新的生活目标的鼓舞下人人心头被点燃了追求物质生活的强烈欲望，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划时代局面也就从此拉开了序幕。
中国人要发展经济这样的选择有没有错？没有，当然没有。
中国人当然不能永远用羸弱的身体支撑着一个硕大的政治脑袋一代人一代人地把穷日子过下去。
中国人要改变经济上的窘迫，快速赶上发达国家这是民众的要求、历史的期盼。只是当我们抓经济、奔小康的时候，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也就是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有没有汲取？有没有研究透？我们在“能不能避免”的问题上究竟动过多少脑筋？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淋淋的。这个“血淋淋”在一切无序的情况下呈现出一种自然状况完全可以理解并无法控制。那么回想自80年代以来，中国凡是有矿山的地方几乎都存在“私开滥采”的问题，凡是有森林的地方也都有“乱砍滥伐”的情况。人们要迅速致富，没有资金，没有技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林吃林，靠草原吃草原，靠廉价劳动力吃廉价劳动力；官员们没有东西可靠，就靠权吃“权”，事实上这十几二十年我们看到的情形不就是如此？
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中国的矿山都是由国家专有，由国家开采经营，守在矿山的老百姓找不到生财之道，疯狂的“私开滥采”就很快呈现出燎原之势，而既然是“私开滥采”，哪里会有健全的安全保证？老板要捞钱，不在乎或者根本无视矿工的生命，反正肯下矿的农民在农村成堆成片，这样矿山事故就不断发生，死人也就成为政府不愿意看到又不得不经常看到的一桩桩事实。
再看看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中国的职业病危害已经夺去了多少来自中、小城市特别是全国各地农村进城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的性命。什么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原始资本积累？就是你的国家穷，不得不用资源、人力去和有技术、有财力的国家进行交换。
中国，本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人文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