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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晚，宋美龄向蒋介石汇报了会谈的经过和内容。蒋介石蹙着眉头沉思良久，不无伤感地问：“夫人，你对周恩来的印象如何？”这又勾起了宋美龄的无限感慨。瞬间，她想起了周恩来那英俊的仪表、潇洒的风度，以及令人折服的纵谈宏论。不禁脱口赞道：“难得的治国之才！”
“这正是他的危险之处！”蒋介石望着宋美龄那敬佩不已的表情，匆忙补充说。
蒋介石万万不曾想到，就是这位周恩来在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并在南昌打响了反蒋的第一枪。整整10年了，蒋介石为得到周恩来的头颅，曾悬赏8万大洋，可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死里逃生。蒋介石为消灭这位老部属可谓伤透了脑筋，但是，历史却如此无情地奚落蒋介石，他做梦都想捕杀的周恩来，今天竟然前来参与释放蒋介石的商谈。
宋美龄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复又缓缓地吐向空中，漫不经心地问：“大令，周先生有意和你面商国家大事。”
“我不和他谈！”蒋介石习惯地操着领袖的口吻，断然地回答。
“不，你一定要和他谈。你想要回南京过圣诞节吗？没有这位周先生从中斡旋，你恐怕是难以离开西安的。”
在生死的关口上，领袖往往比百姓更看中生。他想到了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作用，经宋美龄的提醒，断然地回答：“我立即召见周恩来！”
接着，周恩来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陪同，会见蒋介石。宋氏兄妹告诉周，蒋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周一进蒋的卧室，蒋介石仍不免尴尬，勉强坐起来，扶住摔伤的腰，请周坐。周恩来神情庄重，态度从容，同蒋握手。二人双目对视，周恩来注目蒋介石，但见当年的蒋校长已经青春不在，脸色憔悴，两腮深陷，鬓角微秃，清癯削瘦，目光黯淡，可能因为腰伤，身体也有些佝偻。
还是周恩来先开口：“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你显得苍老多了。”
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用眼睛直看着周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立即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责问蒋介石说，“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
蒋介石回答：“我等你们到西北来。”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
蒋介石没有回答，周恩来心里很清楚，蒋介石的意思是在西北消灭红军。
这时，宋氏兄妹一致对周表示感激，宋美龄伏身对蒋说：“周先生是来同你商谈救国大计的，你听清了没有？”直起身来又说：“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会面，要互相见谅。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在轻松的气氛中，周恩来和蒋介石拉起家常：“蒋先生，好些年没有见过经国了吧？如果想见，我们可以设法向斯大林交涉，将滞留苏联的经国接回来。”
周恩来一提到蒋经国，蒋介石马上鼻子一酸，要落下泪来，许久说不出话来。最后压低嗓音说：“恩来，我们再也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以直接来找我谈。”
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以下三点：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
他回南京以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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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说：“周恩来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3）
周恩来见蒋介石困顿不堪的样子，便起身告辞：“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谈。”周恩来与蒋介石相隔10年后的这次见面，气氛是好的，也是有成效的。
这一夜，蒋介石和宋美龄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这是他们被扣留以来的第一次。所以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使委员长在西安事变中能够安然无恙地离开的人。”国际舆论认为，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时，一跃成为闻名世界的主角而登上了舞台。
12月25日下午3时，张学良为顾全蒋介石的面子，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当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火速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远去。博古通今的周恩来，黯然神伤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对蒋介石“放他，已经够幸运的了；亲送实在没有必要。汉卿太感情用事，以感情代替政策，总是要吃亏的！”后来的事态，果然让周恩来所言中。
“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张学良回首话当年（1）
1936年12月12日华清池的枪声，掀开了中国现代史新的一页，中国乃至世界的进程因之而改变。西安事变发生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会见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西安事变中，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张学良与杨虎城二位将军，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以民族大义为重，发动惊心动魄的“兵谏”，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战，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不朽英雄。但是张、杨二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虎城一家惨遭国民党杀害，张学良则被蒋介石长期拘押，熬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
历史学家唐德刚撰文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同时也应看到，确实因为有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把蒋介石“一关”，促其觉悟，促其走上光明正大的抗日之路，促其走上领导全民抗战的大国领袖之路，关出了一个“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成就了蒋介石一段辉煌的历史。为功为过？应褒应贬？当赏当罚？世人心中自有一杆秤。但是，蒋介石并不领情，他始终耿耿于怀，唠叨着“八年之功，毁于一旦”，没有把共产党铲除干净。蒋介石并不感谢成就他功名的大恩人，反而以怨报德，在近50年的时间里，把张学良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支配他的个人命运，支配他的个人生死，支配他的行止呼吸。先是用国法军法差遣了他10年，接着又用“家法家规”“管束”了近40年，他的生命因蒋介石的存在，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轨迹。倒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曾说了一句良心话：“我们对不起张汉卿。”
但是，历史没有忘记他。张学良，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段历史。当年，张学良在溪口雪窦寺手植的四株楠木，现存两株已枝繁叶茂，刚劲挺拔，直矗蓝天。当地人奉赠雅号“将军楠”，后人来此观赏者络绎不绝，睹物如见其人。
湖南郴州苏仙观庙宇的墙壁上留有张学良的手迹：“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张学良写这诗句的时候，是1939年，抗日战争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他集国仇家恨于一身，东北3000万父老翘首企盼少帅带兵打回家乡，几十万东北军子弟兵期盼他们的统帅，重新披挂上战场，和日本鬼子决一雌雄。可是，这时的张学良却被拘押在远离抗日战场的贵州山洞中。读其挥挥洒洒书写在寺庙墙壁上的诗句，似乎感到他的胸中如火山即将爆发。
贵州阳明洞孤馆寒窗，青灯黄卷读明史。张学良在这里留下一首七律：
犯上已是祸当头，作乱原非愿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权把贵州当荆州。
想当年，金戈铁马雄姿英发，何等豪迈风流；视如今，身陷囹圄，难耐寂寞，纵有美景良辰，又何能抚平躁动的灵魂。这是张学良被“管束”之后，第一次论及西安事变的诗。读其诗，仿佛感受到诗作者对从暗处泼来的污言秽语，在奋力辩驳，在极力抗争。正是：“犯上”“作乱”莫须有，一片赤诚可对天。
台北士林教堂，步入晚年的张学良虔诚皈依上帝，早已放弃明史研究，开始在家中养兰花。陈毅元帅曾赞美兰花“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张学良将养兰花看做是一种陶冶、一种享受、一种心灵的寄托。观赏兰花娉婷优雅的姿态，呼入带着幽香的气息，陶醉于一片宁静、高洁的气氛中，仿佛养花人也变成了山谷幽兰，超凡脱俗，纯洁高尚。1995年1月18日他亲笔写下一首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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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张学良回首话当年（2）
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
主恩天高厚，富贵如浮云。
天若有请天亦老，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像张学良那样经历过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又像他那样经历过大风大浪、大劫大难的人，真是少而又少。唯其如此，这首小诗，无疑是张学良晚年对百年人生苦乐的总结。他的感受深邃，他的见解悠远。只有将富贵视若浮云、将虚名当成粪土的老人，才能从他的笔下流露出如此寓意深幽的诗句，他让所有见到这首华章的人们都为之心动。
张学良到了晚年，埋在心中半个世纪的话，陆续找机会倾倒出来。1990年5月3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台湾80位国民党党政要员庆祝张学良90大寿，他坦然地对记者说出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他说：“我同蒋总统存在政见之争，就是蒋总统主张要安内攘外，我就主张攘外安内，就是攘外就能安内，那么蒋总统说先安内，以后再攘外。从开始我们两人就存在这方面的意见分歧，但没有后来那么尖锐。”
谈及关于共产党问题，张说：“我根本不愿意剿共。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他们不愿意同共产党作战失去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
张说自己坚决反对内战：“当时根本不愿和共产党打仗。实实在在地不愿意。”临潼扣蒋，是“尖锐到无法解决才断然发动的”。
当记者问道：“张先生，您是在西安事变后，同蒋总统一起坐飞机去南京，结果受到审判。为什么当时您会决定和他一起走呢？是有些什么原因吗？”
张答：“我过去说过多次。我是一个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去南京是为了请罪，请罪包括把我枪决。临走，我把家都交给了我的一名学生，他是一个军长。我一当军人的那天，我父亲就教导我说：‘你要做军人吗？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带上’。”
记者问道：“您说，您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您当时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50年？假如时光倒流，您还会这样做吗？”
“我一定还是这么做！”张学良侧脸望着记者，语气坚定地说，“我是军人，需要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有什么后悔的！假如是现在，我还是会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记者们惊呆了，望着张学良那张满是寿斑的脸，发出阵阵感叹。50年的磨劫，并没有销蚀掉当年的少帅风骨。
有记者问：“那么事变中共产党究竟担当什么角色？对事变发生的态度如何？是赞成还是反对？”
“事变开始时共产党并没有参加。事情起来了，我们才把周恩来先生接来，谈此事该怎么办。他们没有预谋，他们也很惊讶突然出来这个事情，没有赞成或反对的意思。此事我说不出来。”
“那您觉得周恩来先生怎么样？您有无与毛泽东先生接触？”
“毛泽东我没见过，”张学良很爽直地回答，“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也反应很快。这个人说话一针见血，没有什么委屈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
张学良晚年述说，他这一生有两大憾事：一、没能参加抗日；二、没能再见周恩来一面。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一家医院逝世。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从北京给张学良先生亲属发出唁电，电文说：
惊悉张学良先生逝世，十分悲痛。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