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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张学良先生逝世，十分悲痛。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先生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后，张学良先生虽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却始终淡泊荣利，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景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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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张学良回首话当年（3）
10月23日上午11时，那些悲伤的悼念者簇拥着张学良的铜棺，向美国檀香山郊区最大的公墓“神殿之谷”启灵。秋日的阴云，带来了一阵霏霏的细雨，那小雨似在为故去的中国一代名将洒泪祭祀。
“神殿之谷”处在一片茵茵的绿地中央，张学良的墓地恰好就在那片偌大的草地中间，它从地面上深深地凹了下去，从地面上可以走进一条一米深的地下人行道，沿着那条由水泥铺就的地道，一直走进墓穴前面就是铺满了花束的陵墓。左侧的墓穴一年前已经葬下他的夫人赵一荻女士，现在右侧是留给张学良的。
在一块块由花岗岩垒砌成的墙壁上，镌刻着张学良生前从《圣经》上自选的诗句作为墓志铭：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
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墓前鲜花簇簇，所有参加葬礼的亲友们，在陵墓前默哀。人们都为这位世纪老人的不幸去世心绪悲恸，哭泣之声越来越大，最后在沙沙秋雨中形成了一阵催人泪下的声浪，与太平洋的波涛融为一体，涌向台湾，涌向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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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上庐山，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3月下旬，杭州西子湖边的一座别墅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开始了高层直接会谈。
周恩来向蒋介石重申了中共的立场和诚意，希望国民党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具体要求国民党做到以下六点：（一）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必须达4万余人；（三）3个师以上必须设立总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表示愿意重新合作，口头答应周恩来提出的各项意见。并说了许多好话：“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又说“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帝国主义占领中国”，表示希望“即使他死了，也要不发生分裂。”
蒋介石要周恩来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来，周恩来说，必须有一个作为双方行动准则的共同纲领。蒋介石没有表示异议，希望周恩来赶快起草一个共同纲领。
4月初，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同意拟定共同纲领和合作宣言作为两党永久合作的基础。
6月4日，周恩来一上庐山。8日至15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宋美龄、宋子文、张冲也参加了。周恩来提交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的草案。但蒋介石却把这个纲领草案抛在一边，提出了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其目的是从组织上把共产党融化在国民党内。又公开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使谈判陷于僵局，6月1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7月初，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到达上海。正好在到达上海的晚上，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周恩来一行随即二上庐山。就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亲率张冲、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举行谈判，双方的谈话都有诚意，富有成果。但也有重大分歧。在承认边区政府的同时，国民党拟派官员担任边区政府主席，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安排上，不同意红军设总指挥部，坚持派员参与红军军事指挥，谈判又陷于僵局。
7月20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蒋介石下山前，他的国策顾问、正在庐山养病的陈布雷前来话别，蒋介石看着他心爱的“文胆”，忽然叹了口气说：“周恩来也来庐山，与我谈判红军改编的事。”说到这里，他凝思着说：“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啊！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显然他为对手高超的谈判艺术和随机应变的才能所折服。7月28日，周恩来一行再次回到延安。
8月10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到南京参加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大战火烧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蒋介石此时认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从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迅速得到解决。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第120师师长贺龙；第129师师长刘伯承。
另将原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新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接着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经过九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历史的车轮把中国革命带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及时转变了政策，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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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1）
中日战争，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敌强我弱，相差悬殊。1937年日本已武装250万人，可供前线使用兵力100万，还可征壮丁200万。日军经长期法西斯主义和武士道精神训练，陆军武器装备也比中国先进得多。海军舰艇190万吨。航空队约2700架，其中陆军飞机1480架，海军飞机1220架。
到抗战爆发时，国民党总兵力约170余万人，经过整顿能用于前线者只有约100万人，空军各类飞机约600架，预定使用第一线作战飞机305架，海军舰艇总吨位11万吨，仅及日本的十八分之一。
这种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曾使蒋介石产生“恐日症”，1934年曾散布过“三日亡国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是表象。从战争的全局、战争的本质分析，还有敌小我大，敌退步、非正义，我进步、正义，敌在国际上寡助，我国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哀兵必胜等多种因素。军事上敌强我弱是暂时的，我之长处敌之短处将是决定战争最终发展趋势的主导因素。
这种实力对比，使中日双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战略方针。日本现有战力强大，而持续战争潜力不足，它国土小，人口少，兵源不足，资源贫乏，经不起长期消耗，因而采取速战速决战略，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色厉内荏。
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颇有潜力，堪胜长期消耗，因而采取持久战略，一面消耗日军，一面培养国力以支持持久抗战。
1937年8月7日至1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最高国防会议，出席者有各战区、各省军政长官，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参加会议。会议中心是制定抗战战略方针，明确宣布“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即“持久消耗战略”。
8月18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公开宣布了“持久消耗”为战略方针。他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们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拼死抗战，来挫折他的士气。他不能实现速战速决的企图，他就是失败，也就是我们的胜利。”
毛泽东在1936年7月16日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争取胜利的方针和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的基础上，于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小册子，明确地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它全面分析了抗日持久战的依据、特点和规律，把“持久战”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为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提出了根本的战略指导，而且对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有重要影响。白崇禧得悉《论持久战》的精神后，非常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军事方针，并把其精神传达于蒋介石，蒋也十分赞赏。在蒋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以军委会名义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与中共的持久战思想相比，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存在许多不足。
（一）中共的持久战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强调“兵民为胜利之本”，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则奉行的是一条单纯依靠政府、依靠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所以，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如鱼得水，有声有色。而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湖北交界处派出成建制的大部队与日寇打仗，却收效甚微，大部分都投降日军，成了伪军。
（二）中共的持久抗战是把基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之上，虽然也希望有外援，但争取抗战胜利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奋斗。国民党蒋介石的持久战则有严重的依赖外援思想，总是冀望苏美英的干预和援助来改变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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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2）
（三）中共的持久抗战是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强调以运动战为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蒋介石则把阵地战放在首要位置，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蒋介石曾把“坚守阵地，凭借深沟、高垒、厚壁，粉碎敌人的进攻”当做“抗倭胜利的唯一要道”。这种阵地消耗战虽然也能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但限制了战果的扩大，容易增加自己的损失，用这种被动挨打的防御战很难实现战略持久的目的。连白崇禧都承认：“我们军事上的失败，可以说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战术不能与我们的最高战略相适应。”
初战坐失先机，三次叫停为哪般（1）
“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后，中国方面事先在战略上是有所准备的。7月30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向蒋介石报告，提出他的战略方针是“争先一着”，又叫做“先下手为强”，军事术语叫做“先发制人”。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
“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列征候之一，如：（一）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轮输送时；（二）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三）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四）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即断定敌发动无疑。则因我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在需时，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曾迭电具审意见，未蒙核示。兹预拟本军行动标准，谨申呈核，是否有当，敬祈示遵。”
张治中的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赞同，统帅部的复电是：“卅未电悉，应由我先发制人，但时机应待命令。”
为争取淞沪之战的主动权，张治中认真贯彻了南京统帅部的这一战略方针。然而，令张治中意想不到的是，南京统帅部在战争爆发后，在指挥淞沪之战过程中，特别是在8月13日至20日，最初的一周时间里，却出现了犹豫不决，三次命令淞沪前线部队暂停。挫伤了前线将士的士气，同时，也给日军争取后援提供了时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丧失先机，造成被动，为整个淞沪之战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蒋介石三次叫停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背景？下面是张治中的回忆：
我是8月11日夜半离开苏州，统帅全军从苏州、常熟、无锡一带向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