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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买卖越来越兴旺，于是街市和居家便由小河向内陆一点点推进，一点点扩展，河街、正街、堤街，在人们不经意间便冒了出来。虽然一个荒无人烟的汉口被兴旺的买卖形成了繁华闹市，但它街窄径曲，屋陋房低，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杂货摊一样，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章法。
到了明朝晚期，才由汉阳在汉口设立巡检司。这个巡检司守在汉水南岸即汉阳那边办公，官员们只偶尔划条船过汉口来瞧瞧。到明代更晚一些时候，巡检司才搬来汉口。１８６１年，汉口开放后，城市扩大，外交事务日增，清政府设汉黄德道台于汉口。这个汉黄德道台是省以下，府以上行政长官。它分管汉阳府、黄州府和德安府。汉口的地位因此而大大提高。但奇怪的是，这个汉黄德道只管汉阳府、黄州府和德安府三府，却管不了汉口。而汉口仍然隶属汉阳，并无自己独立建置。直到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的十年后的１８９８年，大概他也过意不去偌大的汉口交由小小的汉阳隔江而治，于是，奏准划出汉口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地盘，成立夏口厅。从此，汉口的行政建制方与汉阳平起平坐。而江城的三镇鼎立到此时才名正言顺，名副其实。
四
离开江河之岸，朝汉口纵深处行去。那里地势低洼，湖塘遍布。当年云梦大泽的遗迹无处不在。但逢雨季和汛期，便成一片泽国。所以，汉口的人们一般都将房屋营造在地势偏高的墩台上。为自保性命，抵抗水害，他们又围着这些墩台修堤围垸。汉口星罗棋布的墩台和遍布四周的水面，令人觉得汉口像是一座湖上的岛国。汉口五百多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与水斗争的历史。人们一旦定居汉口，在生意之余，便得忙忙碌碌地修堤，填湖，把陆地连成一片，把水驱逐之外。这样的事，一干便是几百年。说它是世界上最巨大最漫长的土方工程一点也不为过。
对于汉口来说，两堤一堡的修建，是它发展成大都市的关键工程。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两堤一堡是代表着汉口发展的三个时期。可见汉口全然是一座以堤为命的城市，是靠着修堤建市、筑堡扩市的城市。
两堤指的是袁公堤、张公堤，一堡指的是汉口堡。
１６３５年，也就是明朝的崇祯八年，汉阳通判袁火冒主持修筑了汉口的第一道堤防。当时的汉口处于长江、汉水和后湖的三大水域环抱之中，水灾于汉口人是随时即来的灾难。于是修堤便成迫在眉睫之事。这道由袁火冒主持修筑的大堤，长达十里，上至石乔口，下达堤口，呈半月形。因就地取土，堤修成后，堤外便成壕沟，人们将汉水从石乔口处引入壕沟，又让其从堤口处流入长江。于是，汉口在修成一条长堤后，又同时挖出一条河来。汉口人为这条河起名为“玉带河”。这条玉带河上有小桥三十多座，在明清时期成为汉口著名的风景点。这条长堤的修建成功，保得汉口一方平安，水患大减，居民激增，汉口的发展一下子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速度。此堤因是袁火冒主持修建，故后来人们叫它“袁公堤”。
１８６４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与清军继续作战，战事危及汉口。汉阳知府钟谦恐怕汉口遭到捻军攻击，决定在汉口后湖筑堡。汉口的老百姓也恐惧战争，纷然捐钱集资，集资款达２０多万。汉口堡上起石乔口，下迄今之一元路，全长十一华里，如偃月形环绕袁公堤外。堡基木桩密布，堡垣红石层叠。汉口堡在抵挡战争的同时，也抵挡了来自东西湖、后湖方向的水患。堡内低洼地渐被填平，汉口的城区因此而扩大。位处于堡内的袁公堤，在历经两百多年后，已失阻水功能，成为了汉口著名的长堤街。
１９０４年，张之洞主持修建后湖官堤。后湖水患始终是汉口的腹背之敌。尽管汉口不断填土，但低洼之地仍然遍布于城。汛期时，后湖的水自是汹涌而至，即令非汛期时，也常有大水不请自来。为彻底解决后湖水患，张之洞共耗资八十万两银，专请来外国工程师设计，一举建成全长３４华里的后湖大堤。此堤东起堤角，穿岱家山、姑嫂树，直抵石乔口。这使得圈在堤内的近十万亩低洼荒地全部变成了良田，汉口的地域因此扩大几十倍。而汉口堡的功能又因后湖官堤的修建，失去意义。两三年后，拆除城堡，改建为马路。人们为纪念张之洞，将此堤叫作了张公堤。
由袁公堤到汉口堡再到张公堤，每一次都将汉口的地域向北推进一大片，一直将沿着小河起家的汉口演变成一座大汉口。汉口只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让自己的名声和繁华盖过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镇武昌和汉阳，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
五
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６日，应该是很冷的一天。想象得出江风是如何在长江呼啸而过。平常的江面，几无船只，天苍苍水茫茫的一派寂寥。然而这天，两艘英国巡洋舰和三艘英国炮艇突然从下游方向驶来。它们由上海经镇江、南京、安庆、九江而抵达汉口，然后便抛锚泊在了汉口的江面上。率领它们的是英国特使额尔金。汉口的命运便因了这个寒冷日子而得以改变。
来自西方的文明和来自列强的凌辱也都自这一天起，开始由所有的缝隙中向汉口渗透。所以历史学家说，这一年对于武汉来说，既是陷阱，也是阶梯。陷阱让苦难的老百姓又多出一重苦难，阶梯让正在崛起的汉口又大步登上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在历史行进的过程中，苦难总是和发展相随相伴。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数学游戏。
额尔金选择了汉口为通商口岸。１８６１年３月，汉口正式开埠通商。汉口英租界也在该月同时划定。
此时的汉口闹市和民房几乎都集中在汉水岸边。那里货栈云集，作坊密布，店铺错落。而开阔平整的长江北岸却仍是寥无人迹，荒野一片。英国人在为自己的租界选址时，撇开了热闹的汉水地带，而选择了长江北岸。此时的英国人，经过了工业革命，早已告别了木船时代，他们征服长江和利用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全然不在话下。
随着英租界的开辟，三十多年后，俄国人于１８９６年５月、法国人于１８９６年６月、德国人于１８９５年１０月、日本人于１８９８年７月，也都划出了他们的租界区域。五大租界将长江南起江汉路，顺江流而下，北至黄埔路，长达七八里的沿岸地盘全部占据，面积达数千亩。此外还有十个未辟租界的国家在汉口设有领事馆。
汉口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洋鬼子们在长江的岸边盖建了风格与本土完全不同的建筑群。高楼大厦风一样快速地矗立在了长江边上。花园和草地，马路和洋房，赛马场和跳舞厅，以及电灯电话，以及脚踏车自来水，以及汽车洒水车，以及煤气自鸣钟，诸如此类在西方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娱乐设施和物品，都出现在了长江北岸这片多年都无人打理的荒原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西方人的物质文明，以及西方人的文化习惯，足令居住内陆深处，无缘见识国外的汉口人一时间目瞪口呆。
如果说沿汉水的老城区是即兴而随意发展起来，那么沿长江的租界区却是经过精心规划和设计的。新老区域无论是房屋风格还是生活方式，都绝不相同。于是形成了土汉口和洋汉口之分。土汉口的杂乱肮脏，物质落后，生活粗糙，而洋汉口干净漂亮，物质文明，生活精致。一切的一切，都反差巨大，汉口人自是深受刺激。一种对西式文明生活的向往，在汉口民间自然形成。有钱人几乎都搬入了舒适的租界居住。与租界相邻的华界地盘也迅速地繁华起来。从此，整个汉口的商贸中心，便摆脱汉水岸边的小街小巷，而逐渐东移。来汉的过客，目光和印象也都落在洋汉口上。老汉口人有些疼心，但却也无可奈何。社会要进步，就总得面对一些残酷的现实。
当年的日本驻汉领事小野幸吉写了一本名为《汉口》的书，他在书中说：“汉口今为清国要港第二，……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几乎同时，美国的一本叫《竖琴》的杂志上也刊出名为《中国芝加哥》的文章，其中写道：“汉口在全国商品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相媲美。”
这样，汉口人就总喜欢跟人说自己是“东方芝加哥”。
从这时候起，大汉口的形象就基本定格。
六
十九世纪末，世界各国都处于工业化的浪潮中。各大城市的改造也随之而来。１８１１年纽约重新制定了规划总图。１８５２年塞纳区行政长官奥斯曼对巴黎进行了改建。几乎同时期，日本定都东京，规划兴建了西方式样的都市化地区，道路取巴黎式，铺面取伦敦式。东方人都在逐渐地抛弃自己，而选择西洋人的道路。
相对于这些世界著名的大都市，汉口的规划几乎晚了几十年。在租界洋人生活的刺激下，汉口华界终于明白要过上文明的生活，必须对城市进行改造。
１９２８年春夏时间，兼任国民党中央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李宗仁发表了一篇关于要建设新湖北新武汉的演讲。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吴国柄在当时的《武汉日报》上看到这篇演讲，便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可为建设新武汉效力。李宗仁收信后第二天便接见了吴国柄。不久，便成立了武汉市政委员会，聘请吴国柄为设计委员。当时的市长是刘文岛。
吴国柄在武汉推行新汉口计划，他认为武汉百姓光是抽鸦片、打牌、睡觉，没有公园和树木，没一个透气处，连春夏秋冬都不知道，所以，他建修了第一座公园，即中山公园。沿江沿河的吊脚楼岌岌可危，一遇大水，楼即垮塌，水退之后，原地又建，还是危楼，所以，吴国柄将汉水边的吊脚楼悉尽拆除，建了新的堤岸、码头和马路。
汉口华界居民区没有下水道，吴国柄又建筑了下水道。有了下水道，汉口人方用上先进的卫生设备。有趣的是当有钱的人们用上抽水马桶后，总也弄不清大便怎么会不见了，便常常会扯着吴国柄问：大便到哪里去了。
当时的城市郊区，浮棺无处不在，野粪遍地都是。老百姓病得严重了，便躺在路边等死。吴国柄又设法清除了郊区随意弃放的浮棺，并安装了简易的公厕。并与医院联系，救助路边濒死病人。
汉口因了这一系列的改造，成为华中最新式的城市。一时间名声大噪，许多来过汉口的人称，汉口建设比上海南京还要好。连蒋介石来汉后，也慕名去中山公园逛了一圈。
这时的汉口，真的是有模有样了。
七
汉口留有许多老建筑。它们带着异乡情调屹立在扬子江畔。汉口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故事涉及中国人也涉及外国人。在漫漫的时光中，老建筑和老故事都朝着历史的深处走去。它们似乎随着光阴一起一寸一寸地淡出我们的生活。
有一天，我偶然地走进了这些正在老去的建筑和故事中。突然之间，我觉得零星散落的它们，有点像汉口这个大文章中的关键词。扣住了它们，就仿佛扣住了汉口的经脉，就仿佛能听到汉口很久远的呼吸和脉动，就仿佛看到了汉口是怎么由蹒跚而行的步履到如今大步流星的姿态。认识了它们才能懂得汉口，懂得了汉口，才能懂得武汉，懂得一座城市的成长。
于是我开始写这样一本书。它几乎全部是往事。是深藏在故纸堆里的东西。我从一大堆泛黄的扉页中，把它们找出来，然后一丝一缕地梳理着它们，让它们活动在这本书中，也活动在读者的面前。
这一篇就算是引子。
第二章 西风烈
一、 利玛窦来到中国
中国的宗教与西方的宗教从骨子里到衣裳外，从经书内容到修行方式，从供奉的神像到庙堂的式样，都是全然不同的。但人类总归有心息相通之处，我一直觉得，纵是东西方宗教各自行事一套，但有一点应该却是相通的，那就是人类要通过宗教给自己在尘世中业已奔波疲惫的心灵寻找一块可憩息之地。
几千年中，中国的宗教场地放眼望去皆庙宇。木鱼声声，青烟袅袅，佛音道曲，晨钟暮鼓。中国人对之习以为常，只当是自己生活周边的一个现象，多数人都处于信与不信之间。与中国博大精深的儒释道文化相比，中国的宗教倒显得有些小菜样儿。很多的时候，它倒更像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并非是一种宗教信仰。
中国人对自己本土的宗教尚且持如此散漫的态度，又怎么会轻易地接受西方人竭力想塞给自己的上帝？
这些西方人不懂。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