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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史的内容受所处时代的史观影响； 史官“兼司天事”时； 便“重神意”； 史学要“垂训资治”； 就有五德终始和尊君成分。然史籍终“为史事之所寄；
不尽存详实； 亦多存详实”。后世考证订补是应该的； 若“必执真赝参半破碎不全之物； 以推翻一切记载”； 则不仅破坏学术；
且“有害于国家文化”。他认为这是由于“今日学者盛道西学； 治史者必称科学方法”。结果“文字著录； 视同废籍； 终日孜孜；
乃在直接史料之搜集。故出土文物； 瓦石弥珍； 一二文字； 引以断古。立论穿凿； 不免偏蔽。”⑦周荫棠也引黄宗羲说扬雄“但知识奇字； 不知识常字；
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的先例攻击新派166学人“专搜孤本秘籍； 不读常见之书”①。
2007…3…25 14：35 回复
drew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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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1941 年创刊的《斯文》（金陵大学文学院办） 的《卷头语》对新派进行整体批评说： “今世治人文之学者； 似有二蔽； 一曰考证；
二曰新颖。盖自五四运动而后； 学风趋向批评。近年治学； 遂重考据。钻研不厌其深； 论据不辞其博； 立言务求翔实；
断制务求精当。以为如此方是科学之方法、朴学之精神； 而为治学之法门”。其长处是“批判谨严； 论议矜慎； 洵堪法式。然流弊所至； 或搜僻事以矜创获；
采野语以为新奇。甚者穿凿附会、琐碎支离； 订一名、考一字；往往累数万言； 几何不蹈两汉经生俗儒之辙。”更因“趋新鹜奇”； “苟不经见； 便为新颖；
苟觉新颖； 便是真理”。这些人“或假考据以骇俗； 或援名人以自重”②。该刊观察到的趋新和考据在民国共生并存的现象非常值得注意； 而考据可以“骇俗”；
尤见当时世风学风重心所在。
结果是“考据”成为这些未居主流的学人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
而他们注意到考据仍居主流的最重要原因即是当时地位至高的“科学”所起的正名作用。程千帆从清代学术史考察说：民国偏重考据的风气“皆缘近代学风之一于考据。案满清学术；
一由于明学之反动； 二由于建夷之钳制； 考据遂独擅胜场。而咸同以来； 朝政不纲； 人心思动； 所谓汉学； 亦久王将厌；
以有今文家言之发生。公羊学派； 又考据之反动也。然此学派本依附政治而光昌； 亦以政局之变更； 不旋踵而消灭。及西洋学术输入；
新文化运动勃兴⋯；⋯；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 仍承胜朝之余烈； 风靡一世。”③
熊十力也一则曰汉学“托于科学方法及外人考古学等； 而藉西学以自文”； 再则曰“汉学之焰； 至今盛张（托于科学方法及考古学） ； 毒亦弥甚；
全国各大学文科学子； 大抵趋重此途”。钱穆到晚年还在批评崇拜新材料的流弊在于“一意于材料中找罅缝； 寻破绽； 觅间隙； 一若凡书尽不足信；
苟遇可信； 即是不值学问处； 即是无可再下工夫处”。他尤其反对专“觅人间未见书； 此所谓未发现之新材料； 因谓必有该材料；
始有新学问”④。后一语似乎特别针对前引陈寅恪关于“预流”的一段话而发。
王 森注意到； 当时也有一些传统派史家刻意不用或少用新史料； 而且有意表示不用新史料也可以写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就是一例；
他批评新派“矜尚孤本秘籍； 采山之铜；岂不可贵？ 若之诚不敏； 妄欲寝馈取求于《二十四史》中”。语虽自谦；
实为有意对抗。对于新派史家之看重实物材料； 邓氏也批评说： “又今人喜胪前人实物； 宝为重要史料⋯；⋯；特凡此种种； 不过证史而已。史若可废；
考证奚施？ 且实物发现； 较之史书所记； 固已多少不侔矣。”若“谓金石以外无史； 窃以为稍过”； 而他自己的态度则是： “求证于金石甲骨；
所得既渺； 毋宁付之阙如。”⑤ 但这毕竟是未预主流者的抗拒； 而史学界不读常见史书的影响则长远得多。
姚从吾于20 世纪50 年代初曾批评严耕望“只是看正史”； 继“又谅宥的说；‘能读读正史也好’”。严氏明白其“意思是不大看得起”；
可见这一倾向的影响⑥。到1956 年； 金毓黻还在说：“现在史学研究者（包括我在内） 的毛病； 就是拼命去找罕见的材料； 而对于摆在眼前的大部报刊；
反而熟视无睹； 以为这些是普通材料； 不值得一顾。”金氏讨论的是治现代史； 只要将其中167“大部报刊”换作“二十四史”；
则其所论与前引章太炎之言如出一辙。他进而指出： 其实“很可宝贵的材料不在别处； 即埋藏在这些普通报刊＇ 按二十四史亦然＇
之中。其咎在于我们不肯正视它； 所以才得不到应有的材料； 一旦得到多人重视之后；
重要材料就可以联翩涌现。”他因而回忆起万斯同教人治史先读《实录》；“现在我也知道治史应先从读二十四史作起”①。
再到1957 年； 陈寅恪在撰钱柳姻缘考证时致友人书说： “弟近来仍从事著述； 然已捐弃故技； 用新方法、新材料；
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 。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 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②中山大学的姜伯勤回忆说： “1956 年前后；
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历史系选修课‘元白诗证史’的课堂上； 说过一句大意如下的话； 陈先生说： ‘我是要用开拖拉机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姜先生以为：
那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之时； “拖拉机曾一度是现代化的一种象征； 是新事物的象征。陈先生传达出来的信息是； 他要用一种崭新的方法来研究历史；
并力求得到大面积的收获。”③这是否即陈的本意不必论； 但他欲再次为史学开新局面的心态大致可见。
陈寅恪这一次拟开展的新局面； 其中不仅包括“新方法”； 又再次要拓宽“新材料”； 专门侧重“诗词及方志笔记等”。陈撰此书固别有所寄托；
他晚年深感“纵有名山藏史稿； 传人难遇又如何”； 其寄托之一大约亦希望藉此书以传其方法④。可知其所欲传之方法仍包括强调尽量扩展史料的重要性。不过；
陈寅恪更早主要靠常见史料完成的隋唐两论； 已充分展示了其运用常见史书材料的学术技艺。
陈氏的隋唐两论提示着当年在史料尽量扩充的同时； 似已出现逐渐向常见史料回归的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可视为一种“扩充”；
因许多新人物先已不看这些常见史料） 。此不独陈寅恪如此； 蒙文通在此前关于古史的研究即已基本采用常见书； 而邓之诚更明确其专用二十四史。同时；
疑古倾向也逐渐成为众多学者实际针对的目标： 傅斯年提倡“重建”； 陈寅恪主张“了解之同情”； 钱穆倾向于“心通意会”； 蒙文通着意于“通观达变”；
郭沫若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得启发； 陶希圣从社会经济发展中找证据； 其所侧重者固有不同；
而皆欲与疑古倾向有别则一。这两者的结合导向一种相对而非绝对、多元而非一统的史学观念； 少了怀疑； 多了理解； 显系史学风气的一大转折；
这些只能另文探讨了。
2007…3…25 14：35 回复
121。48。204。*12楼
罗志田教授很有才华啊
2007…6…13 13：12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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