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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麻将的缘故，而今天，他终于真的打起麻将来了。
李芒心绪纷乱地向前走去。出了小区，本该在门口坐公交车的，却鬼使神差的，往附近菜市场的方向去了。多少年来，买菜的事一直是张和平承担的，李芒对菜市场几乎是陌生的，她也不知自个儿为什么要去菜市场，一双脚只是不管不顾地走啊走。她让自个儿想，这一走，家具是不可能换的了，房子更是不可能换的了。可她的脚不听使唤，脚像是在说，家具换完了呢？房子换完了呢？还有什么好换的？她的耳边也总响着那沙哑、开心的笑声。那是一个年轻的张和平的笑声，还是很多年前听到过的。她觉得，若是不这么走，那笑声会离她愈来愈远，她一生的“荣誉”也会愈来愈远，而那曾有过的可怕的“孤独”，倒会再次向她袭来的。可是，她又多么向往那家具城啊……
大街上，依然是大大小小的广告牌，形形色色的霓虹灯，飘荡的条幅，混杂的音响，川流不息的车辆、人群……李芒在其中走啊走。
前面是一条丁字路口，向左走不远，便是那家菜市场了；向右，则可以走向通往家具城的下一个站牌。
李芒她，在丁字路口停了一会儿，终于还是朝菜市场的方向走去了。
街上的阳光远没有干净的感觉，还在她身后拖了一条长长的影子。她走，影子也走，她抬胳膊抹眼泪，影子也抬胳膊抹眼泪，有一刻她似感觉到了什么，猛地回过头去，近乎陌生地望着它。但她知道，她和这影子，就像她和张和平一样，一辈子都不可能分开了。一辈子！
责任编辑 谢 欣
晚来香港一百年（之三） 长 江
长江：女，蒙古族，1958年生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长年任报刊、电视一线记者。文学博士。1985年开始报告文学写作，作品亦曾多次获国家级奖项，较有影响的作品有《走出古老的寓言》《天歌》《山野斯人》《中方雇员》《矿难如麻》《你，澳抗阳性吗？》《对面坐着马向东》等。目前供职于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
写了半天香港，文章也发出了几十篇，扔到朋友的圈儿里想赚点“喝彩”，没想到朋友看后却很不客气：“啥玩艺儿呀你写的那些文章？只顾自己痛快，对读者也太不负责了！”
我傻子一样，委屈都顾不上：“怎么就不负责了？读者难道想看的不就是这些过去没人细说的新鲜事儿？”
“屁，内地的读者，你写的得和他们有点关系！”
“什么关系？”
“吃喝拉撒，柴米油盐。香港那地方老百姓一般都怎么生活怎么走路、怎么住房、白天马路上堵不堵车？司机无责任撞死了人是不是白撞？手机收费贵不贵？小孩子上学要不要累死家长？人生了病得花多少钱去看医生？穷人的日子有多穷、富人的日子有多富？穷人富人两极分化了彼此会不会干仗？还有，香港那个社会不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嘛，人家那里的官员有没有贪污腐败？商家敢不敢掺杂使假？高收入的人群会不会偷税漏税？此外，‘红灯区’究竟在哪儿？赌博业是不是高度发达？……”
哦，我听了半天，明白了，原来自己眼光太各色。如此说来我的文章还真是有点“不负责任”。但是要“负责任”怎么负？衣食住行这好说，东打听西打听，到处走走看看，最后总能了解到个八九不离十。可是我没孩子在香港上学呀，生了病还是继续享受着在内地时的医疗保障，一些更特别的地方比如“红灯区”，我怎么去啊？又不是大男人，“走马观花”地到店里随便一逛，还不让人生疑？
不过为了给朋友一个起码的“负责任”的态度，接下来的日子，香港的四面八方，犄角旮旯，我就拼命地往里头钻
“叮当车”带来了多久的风？
基本上把生活在香港安顿了下来，走进寻常，该采访时采访，该吃喝时吃喝，除此以外，要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有点“目的”，随心所欲地走进这个社会的很多角落，我感觉首先要学会“行”，“行”中自然包括坐车，也包括懂得该去、怎么去什么地方。
“坐车”也要学？有些人的不屑（比如我那些不客气的朋友）也许就会甩过来。
对，香港这座城市，人们会不会开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不会利用公共交通。这一点可不像内地人想象的那样：香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人人外出都会开着自己漂亮的小轿车。否。挺高级的公司职员上班，每天穿着西服在街边排队等公车，稀松平常。
香港的公共交通高度发达，但是出租汽车收费却奇贵，内地人如果在此常驻，不会利用公交系统，长年累月的可想而知，真是“破费”不起。我之所以要说“行”在香港也要学习，这里不是有意埋汰香港人，指责他们很多年前就把自己的城市交通设计得暗藏狡猾，但是香港的“大巴”、“小巴”多如蚯蚓，站牌却又高又小，车站的名称更是仿佛要难为外来人，汉字不仅小得像手指甲盖儿一样大，而且到站的车辆如果看到没人招手上车，这一站又正好没人按铃下车，就不停，车上也一律不设售票员。因此最开始我在香港外出，想坐巴士省点钱，问我先生到某某地方应该第几站下呀？先生哭笑不得：“怎么说呢，谁知道你坐的那趟巴士哪站停，哪站不停？”
被逼无奈，坐不成巴士咱就钻地铁。
香港的地铁可谓四通八达，标示清楚，但是与内地的价格相比也是不菲，大部分路段还都跑在地下，见不到阳光也见不到街景，满足不了我一个外来人第一眼的张望欲，所以也不可心。
幸好，除了巴士、地铁，香港的平民阶层还有一种更通俗的交通工具，这就是“叮当车”，香港人叫“叮叮车”，官名为“有轨电车”。这种玩艺儿带着百年的沧桑，每天穿梭在大都市的楼宇之林，把古老和现代串联沟通，在我看来简直是马路上一块块会滚动的“活化石”
事实上，香港的“叮当车”最早诞生在1904年，开始只有26辆，只有富人坐得起。后来经过上百年的努力，“叮当车”从第一代的单层、第二代的开篷、第三代的上层架有帆布帐篷、第四代的上层全部密封和第五代的千禧新电车，五易车型演变至今，面貌却依然凝聚着古老的概念。现在，香港从筲箕湾到坚尼地城，横贯整个港岛东西，163辆有轨电车每天都在“叮叮当当”地来回忙个不停，平均日接载乘客24万人次左右，备受香港市民和像我这样的“栖息者”捧场。
曾经，有人因为“叮当车”在马路上占道，速度不快而又有噪音，建议让这种“老古董”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立刻遭到了市民的强烈反对。一百多年来，香港人已经听惯了“叮当车”的声音，一百多年的时间，香港由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摩天大厦林立、霓虹缤纷闪烁的现代化大都市，唯独这16公里长的电车轨道没有变。“叮当车”物美价廉，每天早上从6点一口气能跑到次日凌晨的1点，无论你从哪一站坐起，成人票价一律2元，儿童和老人还只要半价，每250米就设有一个车站，乘客想上就上、想下就下，自在得很。
我喜爱“叮当车”，开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省钱。两块钱硬币，一百年前也许还能吃顿饭，一百年后别说对香港，就是对内地人，谁还在乎？然而为什么现如今香港早已经是一个物质发达、物价高企了的社会，“叮当车”却可以依然收费如此低廉？有一天我坐在车上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就向一位“上班族”的年轻人打听，“上班族”用普通话断断续续地让我明白了大意：“1917年，香港电车公司，政府给了豁免专利税，所以叮当车，一直都可以没有怎么太涨价。”哦，原来香港的城市交通，放到显微镜下，还有点像人体内快速流动着的血液，“叮当车”是一种特殊的红血球，政府刻意给它营养、保护它，这种用心已经坚持快一个世纪了。
两块钱的“叮当车”能够逍遥地带着我把陌生的香港四面八方、高高低低地看个够（如今香港还有两辆怀旧的“观光电车”），因此一上车，我总喜欢往二楼跑，顺着古老的旋转楼梯，紧紧抓住木制扶手，到了二层，还一准要抢占最前面的座位，双手用力将提拉式的玻璃窗尽量地往下压，这样，车一动，风从正面吹来，港岛的市井就在我面前缓缓流动，人坐在车上几乎就等于街头慢跑。每每到了这种时刻，我都可以想象：一百年前的那拨香港人，他们坐在“叮当车”上，其状态和如今的我难道不是有点类似？原始与现代在风里哪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虽然和先人身处不同的时代，却可以同时感受得到时光的现在与过去。
“叮当车”满身的神秘不仅在于它的历史，还在于它的声音。
很长时间了我都不知道，“叮当车”的“叮当”之声究竟发自哪个部位，车上、车下地到处找，怎么也解不开这个谜。后来“不耻下问”，知道了“叮当车”的“发声”秘密原来就在司机的脚下，就包藏于一颗小铜钮儿。这颗小铜钮儿叫“脚钟”，司机起步、到站或者提醒路人躲避，只要用脚在“脚钟”上轻轻地点上几下，一连串儿悦耳的声音就会响彻四方那种没有喇叭的百年鸣响拖着深邃钻进人的耳朵，令人恍如隔世，而且那种声音还很清脆，又极富穿透力，高傲得完全不理会任何现代化的存在，就在你我他的身边萦绕……
香港为什么不“堵车”？
说句老实话，尽管生活在香港，我最先接受并喜爱的是“叮当车”，但是后来对这座城市慢慢熟悉了，巴士也常坐，只是这一坐不得了，醒了一个意识，再回北京，再看到北京近几年汽车把马路堵得，有时扔了钥匙，不开车，也学着香港人的样子坐起了公共汽车。这种变化在我身上发生，谁也想不到竟然是因为领略了香港，改变了观念。
2006年冬天我回北京去探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发现北京的马路怎么那么堵啊？西二环不分钟点，也不分是不是上下班的高峰，什么时候都是一片巨大的“停车场”。一次有位路人在我身边突然大喊了一声，整句话都灌进了我的耳朵：“嘿我这爆脾气，咱这北京的马路，？菖？菖？菖还是马路吗？干脆改名得了换北京小吃爆肚儿（爆堵）！”惹得我为其言叫绝，同时也回头自然地对比起香港。
北京和香港，假使按客观条件来说都是人口拥挤的大城市，都是车满为患，现代化的种种麻烦常常要惹得人肝火旺盛。但是在香港，如果和北京2006年年底我看到的情况相比，这里的马路就可以说不堵，堵也堵得合理，堵得让人能够接受。
2006年11月，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香港出席第十届京港经济合作洽谈会时曾经首次向外界坦言，说北京现在的交通拥挤已经是“老大难”的问题了，有外国记者到北京，管中国的“首都”都不叫首都，干脆改口叫“首堵”。声称要在这方面好好地向香港学习，把香港成功的经验带回去加以借鉴。我暗忖：北京人能向香港学习什么呢？
香港的交通，即使是有吹捧之嫌，我也要说，建设与管理，那可不是一段诗歌，别人想学，背了去就完事。客观地讲，这里的马路大部分都没有北京的宽，一条大道，能容下双向8辆车并排行驶，这简直让香港人做梦都不敢想。然而香港的道路虽窄，车子却跑得不慢，至少是有序。据上网检索，北京城市面积到了2006年已经达到了14000平方公里，而香港算上87％没人居住、不可能开车上去的荒山，总面积也只有1103平方公里；那么人口呢？北京2006年人口已达2700万，香港人口也上升到了700万；北京现有机动车282万辆，香港的数字是50万辆左右（长年稳定）。那么单从人、车的比例上看，香港平均拥有汽车的人数还是要比北京高，但是北京拥有汽车的“有车族”一般都是些什么人呢？“富人”。北京人一富，哪怕是小富，必然买车；而香港的“富人”，家底虽厚，也未必家家都要养车。这种情况就拖带出另一个话题：“穷人乍富”。直到今天，北京人（当然也包括大部分的内地人）还把有车、开车看作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而香港没有或者说人们已经咂摸透了这份“虚荣”，大多数人开不开车首先要看成本。为了鼓励“利用公交”这种思维，香港的道路建设成龙配套、设施完备、运转灵活，市民依靠公交，时间成本、金钱成本都绝对要低于养一部私家车。这样就使得很多人都去利用公共交通，坐地铁、乘巴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