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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家护老院，接待我们的负责人是一位被称作某“姑娘”（护士）的中年妇女，我看到整个护老院除了目光所及可以看到的满世界的木床，此外除了伙房、洗澡间，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开阔地方，便问“姑娘”：“请问，你们这里有娱乐室和健身房吗？”“姑娘”一愣，说：“你不是香港人吧？”我回答：“啊，对。”她的意思是如果我是个香港人，怎么会提出这样外行的问题，然后挺不高兴地告诉我：“没有，我们这里只有一些娱乐区和健身区，不过你看这里的老人，大部分不是体瘫就是脑瘫，还有几个能起来健身？”
到了第二家，我又向这里的“姑娘”咨询同样的问题，这次这里的“姑娘”很兴奋，说：“有啊！”我问：“在哪儿？”她就把我引到“集体宿舍”靠墙的一个角落，让我看。我一看这个“健身区”，确实有一位老阿婆正在锻炼身体，但是那位老人家使用的“健身器械”是什么呢？两根从头顶的横梁向下垂落的粗线绳，绳头各有一个手环，老人正一手抓住一个，一上一下地来回拉拽，她的身旁除了这根绳，几无他物。
如此的条件，如此的待遇，我不能说香港的护老院真是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接下来我就被告知，香港的护老院即使是条件比较简陋，但是这样的“家”还处处“客满”，很多老人想进来还要排队，而且每个月的费用，5000至7000是最基本的，此外不少人每个月还要花费尿片（每月750）、陪诊（一次200）、送医车资（按出租车计费），以及换药、物理治疗、特殊服务等等费用。
“香港人老了能去哪儿？”
说老实话，一想到这个设问，我就要悲天悯人。
这里除了价格贵，养老条件简陋，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子女支付不了如此之高的养老费用，或者有些老年人一生干脆就是孤寡之身，怎么办？”
离开护老院，那天我很自然地向陪同的朋友求解起这个问题。
陪同的朋友说：“是啊，香港这么多公公、婆婆，你看人人不仅岁数大，而且大多数行为不能自理，真是给香港的社会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不过香港的老人一旦子女支付不起养老费，家里又无人照看或者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居住，这个时候，政府就要出面了。在这方面，香港政府做得还不错。经过审核，够条件的，政府就会替老人埋单。‘埋单’你懂是什么意思吧？就是政府会按时给一间间的护老院支付资金，一一委托护老院照顾好每一位老人的晚年。不过政府一旦给哪个护老院支付了费用了，那个护老院（其实包括所有的香港护老院）就必须服从政府的严格规管，这些规管包括防火、通风、基本的床位密度、伙食标准、卫生条件、急救措施等等，都要达到政府的要求。”
在香港，护老院和幼稚园一样都没有所谓公立的一说，都是来自民间，只不过有的护老院是纯属私立，有的接通了政府的资金血脉，就会生存得比较稳健。
2001年，香港65岁以上的老人早就占据了这个社会总人口的11％，而香港“强积金”是在2000年12月以后才开始公布实施，这也就是说，目前这个社会还有一大批没有退休金的老人，他们或健康、或衰病地活着，这使香港政府不得不面对社会“日益老龄化”的问题，肩头更不能不再担上至少20年的重担，所以香港社会不能乱，经济不能滑坡。香港的经济一旦跟不上各个方面的需求了，那么境况最惨的可不是勒紧了裤带再怎么也能扛上几年的年轻人，而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
手机也不是“单项”收费？
香港的通讯资费贵不贵？手机一个月大约要花多少钱？国际长途怎么打？有没有人像眼下内地的年轻人一样整天抱着个手机、歪着个脖子没完没了地“煲电话粥”？说老实话，我来香港，因为干的是新闻记者，每个月站里有固定的通讯费用，所以对这方面的市场行情一直都不甚了解，只知道香港所有的电话都很便宜，座机、手机，市话、长途都不贵，这是一个基本现实。
过去我在内地很多年前就知道：内地的老百姓和国家（其实就是几家电信垄断公司）就手机究竟应该如何付费的问题已经打了好几年的口水仗，直到现在，内地手机还都是“双向收费”。因此当我想向香港的朋友了解这里的具体电信价格，脱口而出的就是“单向”还是“双向”的问题，并且心里一直猜测香港的手机一定是“单向收费”的，因为“单向”比“双向”听起来不是更便宜吗？
然而，我的“自以为是”一出口立刻就遭到了知情者的一顿乱棍。朋友第一棍子打过来，说香港的手机不是“单向收费”，也是“双向”；再一棍子：你们内地人好奇怪噢，为什么人人的眼睛总是盯着“单向收费”还是“双向收费”？为什么就没人计算用手机的整体成本？如果用手机的“整体成本”下来了，电话价格没有虚高，“单向”或“双向”又有什么区别？弄得我简直哑口无言。
事实上，香港的电话通信付费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预付费”；另一种是“签约用户”，其中移动电话的“签约用户”与内地的有所不同，基本上没有纯粹的单位时间计费选择，而是全部都以套餐的方式出现。比如某某公司提供的108元的“套餐”，总体通话时间允许打满1700分钟，这1700分钟又分为其中800分钟是一个价钱，剩下的900分钟又是一个价钱。每分钟平均价格才0。064港元，这样的收费乍听起来够物美价廉的了吧？那么商家为什么会如此慷慨？他们制定如此低廉的收费标准难道不会亏本？接下来我了解到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香港的电信运营商为这个社会提供了廉价的手机服务，“亏本”的事情肯定不会去做，他们各位大佬，当然也都不是慈善家，之所以能够如此“出手大方”，背后都有竞争的原因，而盈利手段则往往藏在一个叫做“自己人”的概念中。
香港的手机市场分为“自己人”和“非己人”。“自己人”的概念就是通话的双方如果使用的是同一家运营商的网络，这就处在了“自己人”的范围，打电话就超级便宜；而当通话的双方使用的不是同一家运营商，就是“非己人”，价格就很高，这样“自己人”的范围越大，公司成本越低；“非己人”的价格高企，也可以部分滋补“自己人”的超值服务所带来的微利因此为了省钱，香港不少用户，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他们经常会购买同一家公司的手机“套餐”，或者彼此商量好了突然集体“转台”到同一个运营商。
香港人和内地人在使用手机的习惯上也各自不同。
比如“发短信”，近几年，我发现内地人彼此之间经常爱用“发短信”的方式来进行交流，这种情况在香港却很少见。为什么香港人不喜欢“发短信”？他们不明白“发短信”比直接用手机打电话要便宜得多？开始我也纳闷，后来懂得了“自己人”和“非己人”的概念，才知道“发短信”在香港其实并不划算，因为一个人要打电话，“自己人”之间一分钟才几分钱，但是若发一条短信，如果你不小心进入了“非己人”的世界（谁知道对方正在哪个网中），一条短信就1块多，所以大多数香港人就都不去冒那个风险，在这方面他们可不是太有钱，或者根本不计较蝇头小利。
香港移动电话“套餐”五花八门，108元的只是一种，其他50元、488元，旅游奖励、飞行奖励等等“拉住客户”的名堂还有很多，市民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实惠。不过香港的通信成本在一个高收入、高消费的社会里为什么可以做到低成本地运作，让内地手机用户频频羡慕？这里面的原因当然来自竞争，来自众多商家之间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经常展开的“吐血让利”。
据我所知，目前在2G领域，香港存在的电信公司就有新世界传动网、数码通Smartone、万众Peoples、Orange、Sunday、CSL等六七家大型的运营商，其中CSL还经营了One2Free和1010两个服务品牌，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的虚拟运营商租用类似Sunday、CSL网络提供的服务。然而在内地，人们接受电话移动服务，要么就上中国移动网，要么就上中国联通网，敢于出来“搅局”的类似北京“小灵通”一样的局部运营商生存长期处于困难之中。中国如此巨大的通信市场，长时间只有几家运营商在垄断，这种情况在香港简直不可思议，根本形不成“薄利多销”的美丽局面。
本来，任何一个社会电信资费市场的竞争都是一把双刃剑，收费高了，运营商（或国家）可以获利，但用户的普遍通信意愿就会被迫减退；如果收费低了，用户需求被调动了起来，可是运营商（或国家）的利润便会受到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香港人更多关注的是：商家什么样的利润水平才是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又由谁来认可？
香港的电信事业发展速度及服务水平多年来始终处在世界前列，其通话密度稳居当今亚洲之首，传真线路的普及率也一直保持着世界冠军，这样成熟而稳定的“市场”肯定有商家合理的利润“平衡点”。因此当内地人目前还只知道对手机的收费形式到底是“双向”还是“单向”争论不休时，香港人就很惊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电信市场是不是可以保持一个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关键是政府首先要允许建造一个良性循环的竞争环境，这个“环境”好比土地，没有足够的“土地”，人们怎么能够指望余下来的收费可以被商家不断调节到尽可能的科学、合理与公平？
目前在全球各地，移动电话采用“双向收费”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而“单向收费”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日本和印度，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穷的有富的，因此手机怎么收费，这里不是“单向”了就先进，“双向”了就落后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内地人和香港人比，确实缺少了一些“宏观”的眼光。
香港有没有“黑社会”？
过去我不看香港的电影，不爱看，看不懂，原因很简单，不是痴男怨女，就是低俗搞笑，看了觉得挺掉价。后来出了《无间道》，知道不看不行，不看也太不把香港的正义与邪恶放在眼里，于是就买了票，进了电影院。认真一看，还不错，还挺让人揪心，只是自此埋下了香港社会到处都充斥着抢劫、暴力、黑帮、大佬、警匪恶斗，这个印象一直让我觉得香港有“黑社会”，而且“黑社会”遮天蔽日，势力大得几乎无所不在。
然而2004年我来到香港，四下寻找，眼睛都找累了，可是抢劫、暴力在哪儿呢？香港“黑社会”的影子在哪儿呢？满世界迎面走来的人没有一个穿风衣、戴墨镜、嘴里永远都在嚼着口香糖，行为举止不可一世；相反，街面上十分安全，运钞车开得很自然，像私家车一样，还不如急救车、救火车呼啸而过来得刺激。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社会渐渐笼罩起了一片文明的气氛，治安情况好转，胸前也很快就挂起了“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的标牌。半夜12点，单身女子走夜路，丈夫们已经忘记叮嘱妻子千万要多加小心；白天逛商场，手袋（书包）一个闪失落在了柜台上，突然想起反身再去寻找，一般情况下包都还摆在原地或者让售货员看见了已经为你妥善保管了起来。进入到21世纪，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用这样的话来赞美香港也许有点夸张，但是深圳、广州与香港挨得多么近，你回到那里去试一试，单身女人别说半夜一个人还敢走夜路，就是白天上街人人都会担心被偷、被抢；书包落在了柜台上，别说丢，一秒钟前刚刚撒手，扭头去挑什么东西了，再回身，没了。有一次我去广州出差，手里拎着个手提箱，重重的，放在路边招手叫出租车，中间的过程最多也不超过五秒钟，可是再转身，偌大的一个手提箱已经消失，那个箱子里面装的全是书，我一个人提着走路都很费劲。
当然，如果话谈“黑社会”，“黑社会”和一个社会的“强盗”、“小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有组织、成规模，存在目的并不是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而是霸场子、占地盘，控制某个领域或者某些人群。那么香港到了今天到底还有没有“黑社会”？如果有，他们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对社会构不构成巨大的威胁呢？
2005年4月的一天，我和同事外出采访，因为要带上机器设备，没法坐公车，就照例在街边喊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我坐在前排，忽然发现这位司机师傅的左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