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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可待成追忆
■ 朱向泓
人生奇妙。冷暖无常。倘有三五知已，咫尺天涯，灵犀相通，当为平生快事。而黄公甚幸，知己者不止三五。
黄公谁人？兼容并包的杂家黄宗江先生。性情中人，多半辈子的时间置身于民间官方天堂庙堂地狱炼狱的交叉地带，进进出出，见怪不怪，热眼向阳，笑口常开；大讲人性、个性，也没敢忘了阶级性，兼具书生意气、战士情怀、才子并顽童作风。因而在旧雨新朋之中颇有惺惺相惜者，彼此或拔刀于危难，或相忘于江湖，留下不少一唱三叹复又一波三折的悲喜故事。
而今眼看要晋身耄耋，黄先生是真的老了。回首前尘影事，环顾左右周遭，心中不啻是百感交集。幸而有“人生知己”能将无端感慨系之并永久存焉。书虽不厚，却把那一些怅惘、愤懑、疑惑、无奈和欣慰水到渠成地糅合在一起，格外生出一种文章境界。字里行间分明可见波诡云谲，春秋疾驶；说不完的沧桑交替，道不尽的人事荣枯。也就有了那么一群别样的人物。他们跨越天上人间、阴阳两界，招之即来，却挥之不去，不去。
黄先生虽说串行串派，还被称为“多元化灵兽”，但他终究是有师傅的。他追随的是理想主义、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风风雨雨之后，还要在前头加上定语“马克思主义的”。此非戏言俗套，有几代人的教训在里头呢，是不能省略的。黄先生以人为本，以真为先，以天地造化为友，知人论事常能另 辟蹊径，别具只眼。对于他的人生知己也是如此。他不求其全，但求其真；不求其精确，但求能传神，凝生活于大真实，泼笔墨于大写意，将那真面孔、真性情、真风骨跃然纸上。
那多是些文坛、剧坛、影坛中人，绝大部分怀里头揣着新旧社会两本儿生活史。遥想他们当年，意气何其风发！形神倜傥俊逸，个性蓬勃昭彰，均有一时之名。就算搁在人生这个舞台上，也都是些角儿：有的台上生辉台下落寞，有的台上拘泥台下活络，也有台上台下戏里戏外分不开档儿的。都曾真正年轻过，爱过和恨过，终于知道什么是满目疮痍、百废俱兴、欣欣向荣，也知道什么叫倒去颠来、忽左忽右、忽阴忽晴。这些人，大节可圈可点，小节枝枝蔓蔓，都不圆满，但都是真人，有自个儿的血肉和灵魂。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皈依理想，忠于信仰，愿意呼吸民主和谐之空气，执着于人生和艺术的极至。俱往矣，似那般风流人物，如今已化蝶而去或是沉冤九泉，成鬼成仙了。也还有幸存并健在者，正如老牛奋蹄，与来日无多的岁月辗转拼搏着……
黄先生的一枝笔，在盐水、碱水、蒸馏水里浸泡多时，已悄然又粲然地生出了花，从而使他的文字世界别有一方天地挥洒。昔人袁宏道云：“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又云：“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黄先生无意之间恰与前人相契合，他的八方阅历，他的剑胆琴心，他的通达与天真，他的调和与不调和，都派上了用场。而那据说月始于襁褓时代的梨园情结，则更让他的文章里总弥漫着戏的味道，俗音雅韵，红檀板，铁琵琶，两厢呼应，各自生情。
那些戏可能是西皮流水，却夹杂着吴侬软语，有点川剧的绮丽诡谲，也有昆腔的曲高和寡，间或还能冒出一声费加罗的咏叹调。都是折子戏，长长短短，闪闪回回，意在截取人生片段。但见台上，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手眼身法步，你未唱罢，我已登场。又加上布景变幻，灯光摇曳，真是有人生如戏，戏人人生的感觉。
这人生的戏哪有个完呢，总听得见余音绕梁，总看得见丰姿绰约，总触得到二目传神……黄公双手合十，临风寄怀，惟愿心香缕缕为天下知己同享。晚生遥祝黄公此情不老，多加餐饭，更添锦绣文章。 此情可待成追忆，哪怕当时已惘然。
从圣徒到先知
■ 止 庵
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奥威尔：一是“圣徒”，指这个人；一是“先知”，因为他写了《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后一方面，读过那两本书才能明白；前一方面，则是《奥威尔传》所描述的。对我们来说，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读或没有读懂《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不足以真正理解他；作为“第一本利用彼特，戴维森所编巨著《奥威尔全集》中丰富的文学及文献资料写出的奥威尔传记”，可能有助于此种理解。
作者写这部传记，目的之一是试图在圣徒奥威尔与先知奥威尔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奥威尔成为圣徒，也许只是成为先知的代价而已——他弃绝一些东西，或者说，坚持一些东西，从而获得另外一些东西：“从本质上说，奥威尔的一生由一系列不合情理，有时危及生命的决定所组成。他加入缅甸警察而不是上大学；在巴黎洗盘子和在英国流浪，而不是干好一份职业；在沃灵顿村种菜和开一间小铺子，而不是鼓励爱琳完成学位。他刚结婚就去了西班牙，与无望取胜的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并鼓励爱琳在战时去巴塞罗那，从而让她也遇到生命危险。他在德军空袭期间搬到伦敦住，而所有别的人都在争取离开；在病得很重时自寻绝路地在朱拉岛居住。所有这些冒险之举，都出自其内心需求，即抛开过上幸福日子的机会。但他选择的生活为其艺术提供了严肃的素材。”这足以解释奥威尔如何写出先前几种著作，如《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和《向加泰罗西亚致敬》等；但是尚且不能据此推论，他将成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其间另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也就是说，从圣徒到先知既非顺理成章，更非一蹴而就。大概从生平层面人手——如同《奥威尔传》所做的那样——无法说明这一问题，需得另辟蹊径才行。
称奥威尔为先知，为圣徒，都有可能受到质疑：前者太过玄虚，后者未免简单。《奥威尔传》好就好在并不简单；换句话说，写出了奥威尔之为圣徒，而不是将其圣徒化。说来“圣徒”只是对人的看法，而看法可以不止一种。另外换个角度，譬如视之为一段生平历程，并非业已完成、载人史册的形象，结论或许就不一样。作者说：“奥威尔从来未能——也许从未想过——解决他难以 捉摸的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伊顿毕业的无产者，反殖民主义的警察，中产阶级流浪汉，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批评左派的左派，作风严谨的私通者，和气的独断专行者。”就内容而言，与前引“从本质上说”云云并无根本区别，说法却有所不同。
如果再进一步，把他当成需要与之打交道的一个人，感觉或许又不一样。譬如：“约翰·莫里斯是少数几个不喜欢奥威尔的人，不觉得他有友善的一面。莫里斯说他的眼睛结合了‘仁慈和狂热’，他强调了奥威尔身上被其瘦削身形强化的圣徒的、牺牲性的一面，那将成为奥威尔传奇的重要部分：‘奥威尔总让我想起沙特尔大教堂正面那些人像：他又高又瘦的身材有种受苦的哥特式特点。他经常笑，但不笑时，他那有皱纹的脸庞让人想起一个石头所刻、风化得很厉害的中世纪圣徒那颜色灰白的苦行形象。”’凡此种种，正是此书作为一部传记，丰富结实之处。不仅展现了奥威尔的各个侧面，而且是在不同距离上予以展现。所谓“圣徒”，其实是个渐行渐远的角色。然而上述三段话中，似乎又以莫里斯一番描述，最接近于我们心目中那位《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圣徒使人钦佩，而先知令人敬畏。
我第一次读《一九八四》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动物农场》则还要晚一点儿。记得读《动物农场》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罢。现在想来倒也未必，因为没有当初的一“反”，也就没有后来的一“正”。读过《奥威尔传》就知道，他也经历过类似的一“反”一“正”；区别之处在于，他的转变比任何人都来得彻底。奥威尔因此而成为先知。
至于《一九八四》，中文本出版是在 1985年——此版封底还印有“内部发行”字样——可谓应运而生，再早也不可能。至少对我来说，在“一九八四年”已经过去之后，一时也还不能充分理解奥威尔这本写于1948年的书。这里，“一九八四”当然并非确指，此前此后的人们，都有可能生活其中；“1948〃却是实在的，作者置身该处，注视着世界的未来。而我作为《一九八四》的读者，与作者隔着〃1948~1984〃。迄今我不过是跨越这一间隔，走向奥威尔而已。
记得《孟子》中，“先知先觉”系针对“后知后觉”而言；这也可以引《奥威尔传》中一段话作为佐证：“苏联于一九九一年垮台后，关于奥威尔对极权主义国家具有洞察力的理解，俄罗斯哲学家格里高利·波莫兰茨重复了切斯瓦夫·米沃什于一九五三年说过的话：人们在首次读到《一九八四》时，发现在伊顿公学和殖民地缅甸接受教育的奥威尔比任何人更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灵魂或无灵魂的特点。”在波兰人米沃什的话中，钦佩之余，多少有所不平：既在某一时间之前，又在某一空间之外，奥威尔何以能够洞察一切，甚至预知一切。相比之下，身为“一九八四”的亲历者，“人们”却只能“发现”奥威尔，或者通过奥威尔“发现”什么。俄国人波莫兰茨大概也这么想。而我也这么想。在“后知后觉”看来，“先知先觉”大率如此。
也许生平线索之外，还有一条思想线索；它基于前者，却是独立存在。对此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此文写在《动物农场》完成之后，《一九八四》写作之初——中有所揭示：“西班牙内战和1936年至1937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这里明确了一个时间点；奥威尔之为先知，乃 是由此起步，至《一九八四》问世，遂告完成。然而“此后我就知道”，到底语焉不详；不妨回过头来看《奥威尔传》所述：“雷诺兹也强调了他的幻灭感和低沉情绪：‘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身上找不到一点令狂热者为显然无望的事业满怀希望工作的那种神秘性。奥威尔已经透过他疲惫的双眼看透这个世界……在他看来，很多有关的人们及我们在其中生活的时代的有趣之处，都不过显示了两者的总体堕落。”’这已经很像是莫里斯所描述的那个奥威尔了。
雷金纳德·雷诺兹说他“看透这个世界”，此语最可留意。不过这里形容的是刚刚在西班牙大难不死的奥威尔；而他真正做到“看透”，还要花上将近十年工夫，要等写完《动物农场》，把一应现实问题清算完毕之后。有两种“看透”：一是明察现在，一是洞彻未来，正好分别用来说《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动物农场》是“现在之书”，《一九八四》是“未来之书”。但是没有《动物农场》打底子，也就没有《一九八四》，两本书自可视为一个整体。对奥威尔来说，从“动物农场”到“一九八四”，倒是顺理成章，一蹴而就。
《一九八四》出版之后，奥威尔在给联合汽车公司工人F．A·亨生的信中说：“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雷诺兹所谓“看透”，即落实于“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奥威尔何以写出《一九八四》，何以在这一问题上，相对于世上同时和此后所有“后知后觉”，惟独他是“先知先觉”的原因所在。当别人仅仅注意到某种现象，抑或视而不见，甚至故意回护时，奥威尔把握住了最本质的东西。关键在于，他所反对的对象永远不会背离自己这一逻辑，只能据此继续发展；而他不仅将其去向看在眼里，还对所要到达之处了如指掌。正因为如此，我们称之为先知。面对这个世界，先知说出的是最终结论。《一九八四》是一部“终极之书”。
奥威尔置身历史的一端，告诉我们另外一端的情景。他先写出将要发生的一切，继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