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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件 收获 2009年第4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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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杨小翼放学回家,如果看到刘伯伯的吉普车停在门口,她的心便会飞起来,她会冲进去,爬到刘伯伯的大腿上。刘伯伯微笑着低下头,亲她的脸。她的小脸被他硬硬的胡子扎痛。 
  杨小翼通常会缠着刘伯伯讲故事。刘伯伯大都讲打仗的故事,革命的故事,但这些革命故事和干部子弟学校老师讲的不一样,刘伯伯的革命故事有着更多的人间烟火气,好像战争只不过是日常生活。 
  杨小翼仔细观察妈妈对刘伯伯的态度。妈妈往往在刘伯伯到来之前回家,回来后就开始擦洗家里的一切,好像这一天是她的打扫日。有时候,妈妈也会让杨小翼帮忙。她当然很乐意。家里有一套用来沏茶的景德镇瓷器,每次妈妈都会用这套瓷器招待刘伯伯。瓷器在妈妈的擦拭下,上面那些精美的线条和菊花图案变得鲜艳夺目。杨小翼最喜欢擦洗的就是这套茶具。她想象着刘伯伯捧着茶具喝茶的样子,心里便喜欢得不得了。 
  在杨小翼的感觉里,刘伯伯像一个温暖的太阳。刘伯伯经常会给她带来一些小甜点或小礼物。小礼物真的很小,是一根头绳或一根橡皮筋,但那时候物质匮乏,要找到这样的小东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杨小翼很满足了。只是这些小礼物从高大的刘伯伯的手中出现,她感到有些滑稽。她看重这些礼物,把它们收集起来珍藏着。有空的时候,她会翻出来把玩。 
  杨小翼不再去想“爸爸是谁”这样的问题了。刘伯伯的形象牢牢占据了她的心。有时候,这个和蔼的形象还到她的梦里来。她感到她的生活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她和所有人一样,什么也不缺。那段日子,她觉得自己拥有生活赐予的全部快乐和幸福。 
  多年以后,杨小翼回忆这段时光,有一种太阳重升的明亮的感觉。这种感觉同刘伯伯有关,也同“革命”这个词语有关。“革命”把一个时代一分为二,过去的叫做旧社会,现在是新中国。时间开始了。新这个词让眼前的一切明亮起来,让世界放射出光芒来。街景还像过去一样破旧,由于连年战争,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但现在灰暗的气息不复存在,到处阳光灿烂,充满了生气。 
  在干部子弟学校里,杨小翼感到一种自由的喜悦。刘世军和刘世晨都在干部子弟学校,刘世军已是三年级学生,刘世晨和杨小翼同班。有他们在,杨小翼感到新的环境不那么陌生。 
  同慈恩学堂比,这里简直像天堂。在干部子弟学校,不用再做那么多宗教仪式了,不用在一日三餐时感谢主赐予食物,也不需要晨课祷告了。这是多么好!就像范嬷嬷所说,天堂里什么都不用干,天堂的河里流着蜜汁,食物随处可得。范嬷嬷说得多好多准确。在干部子弟学校,每天中午都可以喝一杯热热的牛奶,还可以吃上一个白白的馒头。 
  当然,这里的孩子可没有慈恩学堂那么规矩,那么听话。虽说天堂流着蜜汁,但这些孩子有本事把河里的蜜汁变成臭水沟。如果你没管住牛奶杯,那么很有可能牛奶杯里已撒上了小便或吐上了唾沫。他们糟蹋起上帝的食物来,一点敬畏也没有。他们对恶作剧的热爱胜过读书。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杨小翼发现自己穿在脚上的一只皮鞋不见了。一定是谁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爬到桌下,把她的鞋子脱了去。她非常奇怪,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她会感觉不到丢了皮鞋呢?难道是谁给她施了魔法吗?大概是老师讲得太生动了吧。老师讲的是关于革命及其理想问题,老实说她不怎么听得懂,那是一种她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这语言和最近在收音机里出现的语言是一样的,这些语言里有一束光芒,能把她的眼睛刺痛,然后让她小小的心脏跳动起来。 
  大概是因为这个城市刘伯伯的官最大,老师叫刘世晨当班长。刘世晨虽是个女孩儿,但她当班长孩子们都服。孩子们在一起时,经常相互比较谁的父母官儿大。杨小翼从来不参与这样的比较,这方面她是自卑的。有一个孩子问杨小翼父母的情况。她有点儿心虚,脸涨得通红。她想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说,刘书记向我妈妈敬军礼。这话传到刘世晨那儿,刘世晨带着一帮孩子围住了她,冷笑着说,你竟敢说我爸向你妈敬礼?你妈算个什么东西?在刘世晨的气势面前,杨小翼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低头。不过,她心里是不服气的,刘伯伯确实向妈妈行了军礼。 
  刘世晨冷冷地看了看杨小翼的脚,指了指她脚上的皮鞋,冷冷地说:“你瞧瞧,这班上谁穿皮鞋的?只有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 
  说完刘世晨带着人走出了教室。 
  杨小翼感到无地自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剥削。暴力。专政。这些都是她刚刚在干部子弟学校学的词汇,虽然似懂非懂,但她清楚“资产阶级小姐”是不好的,这个词代表电影里面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令人作呕的女人。 
  春天的时候,新政权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 
  杨小翼一星期前已知道了这消息。是刘世军告诉她的,刘世军说,那将是一次公判大会,解放军会当着老百姓的面,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地枪决。 
  刘世军说这话时非常兴奋。他用手当枪,对着远处,叭叭地打了几枪。他说: 
  “一颗子弹击中脑子,你想想,脑袋会是什么样子?” 
  杨小翼看过一些电影,电影里经常有死人的场面。根据这些经验,她的眼前浮现出脑袋被子弹击中后血流如注的想象。奇怪的是,她竟然没有感到害怕,好像这一切也如电影一样是不真实的,只是一出戏。 
  “脑袋会从中间裂开来,然后脑浆飞进而出。”刘世军的脸上有某种奇怪的幸福的表情,“也许开裂的脑袋会在空中飞一段路程。” 
  杨小翼傻笑起来。她觉得刘世军像在说书。城隍庙的说书先生说的都是历朝历代英雄好汉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经常出现这样的细节。她记得范嬷嬷不让孩子们去听那些故事,她说,那是魔鬼的故事。 
  公判大会那天,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一起去观看。那天,原三民主义广场——现在叫民主广场前面人山人海,场面沸腾,其盛况比过年看烟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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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还多。那些队伍排得整齐的观众是由政府各部门和学校组织来的。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是自己偷偷跑来的。他们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刘伯伯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左右都是军官。那些“反革命分子”低着头,挂着写有他们名字的巨大的牌子,牌子把他们的上半身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名字上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叉子。 
  一会儿,刘伯伯开始讲话,他讲述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理由和伟大意义。台上的那些“反革命分子”,脸上毫无表情,他们的脸像是蜡做的,显得脆弱而虚假,好像灵魂早已不在他们的身体里。只有他们的眼睛才透着活气,因为他们的眼睛里面遍布着惊恐,惊恐让他们有了一种遥远的气息,好像他们早已置身于这欢乐的现场之外。 
  有人开始宣读他们的罪状。人群屏息倾听,现场一下子安静得出奇。这些“反革命分子”大都是特务,或蒋介石政府的高官,或地方权绅,或战犯。他们的罪行是触目惊心的,罪状大都涉及到杀人等种种霸行。那个宣读的人在一些细节上描述得十分仔细。这些可怕的细节像一把刀子一样戳破了眼前的和平气息,让杨小翼害怕。 
  这时,杨小翼认出了他。他是个医生,经常受范嬷嬷的邀请到慈恩医院来出诊。他站在第一排的最左边。她不知道他的名字,每次做弥撒,他都会来。做弥撒的时候,慈恩学堂的孩子就成了唱诗班的成员,他们站在教堂的讲台上,随着仪式的进行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演唱。他总是坐在教堂最前排的左侧,就像他此刻在审判席上的位置。只要唱诗班唱到“因他降世,亲历死地,现今荣耀无比”时,他就会流下泪水,然后,跪在地上进行祈祷。他是最热心的教友,每次仪式完毕,他都会走上台给唱诗班的孩子分发糖果,或拥抱他们。那时候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仁慈,好像他就是上帝的化身。孩子们看到他都很高兴,因为他总是那么慷慨。 
  杨小翼久久地凝视着他。此刻,他的眼神同他们一样,暗淡无光。杨小翼不知道他因何站在那里。那人开始宣读他的罪状:革命期间曾有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受伤后到他所在的医院救治,被他出卖了,领导人不幸被国民党枪决。宣判书还说,那人的儿子是国民党军官,现已逃往台湾。这样的指控令杨小翼心惊肉跳,他竟然是一个干出如此险恶之事的坏蛋。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小小的心灵被某个奇怪的梦境所控制。 
  她不知道那个宣读的人是何时结束的,当她回过神来时,广场上的人正在欢呼。枪决已正式开始。一排军人已站在那些罪犯的身后,端起了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勺。刘世军描述的情形真的出现了。但语言和现场是有区别的。当看到脑袋被击碎时,杨小翼感到恶心直冲喉咙。 
  那天,刘世军一直在同她谈清算问题。刘世军说,新社会就是要把旧社会的坏蛋一个个抓出来,得到应有的惩罚。只要在旧社会做过坏事的人。人民就不会放过他,就要把他放到人民的审判席上审判。说这些话时,十三岁的刘世军的口气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在握的。 
  杨小翼对此不是太懂,但她却因此对自己的身世担忧起来。她想起外公,他也是个医生,并且还开了一家医院,他算好人还是坏人?妈妈也曾是教会的医生,和革命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一想,她开始感到恐慌,如果要清算的话,她也将深陷其中。 
  那天,刘世军带着杨小翼在西门口的郊外闲逛。杨小翼看到春天的农田开满了细小的野花,或黄色或浅紫色地点缀在杂草间,但她无心欣赏春天的美景,她忐忑不安地问刘世军,开了一家医院的医生是什么成分?刘世军想也没想,便铿锵有力地回答: 
  “是资本家。” 
  杨小翼大吃一惊。她有点不敢相信。在她那时候的意识里,资本家面目丑陋,都躲藏在阴暗角落瑟瑟发抖。她不能想象外公和资本家联系在一起。她着急地问: 
  “你在同我开玩笑吗?” 
  “千真万确。”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她突然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外公肯定不是革命者,她唯一能希望的是妈妈是个革命者,因为人们似乎无权追究一个革命者的出身。她曾问过妈妈,你是革命者吗?妈妈不理她。妈妈总是这样,习惯于在这样的问题前沉默,说出的往往只是事实的,极小部分。她不指望妈妈会告诉她什么。 
  刘世军曾告诉她很多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她觉得妈妈的形象完全可以演义成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妈妈一个人带着她。妈妈有时候经常外出,一个月不归。妈妈身上有一种令人费解的神秘的东西。也许妈妈真的是革命者。 
  然而,她心里清楚妈妈不是革命者,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普通的医生。她进入干部子弟学校完全是因为刘伯伯的帮助。 
  那天,杨小翼回家的时候,看到刘伯伯的吉普车停在家门口。看到吉普车,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她真的就哭了。这哭是踏实的哭,这哭让她顿觉轻松,刚才的压力一下子消失了,就好像她重新出生了一次,变得干净而纯正。这种自我想象让她如饮甘泉,无比美妙。 
  邻居对杨小翼侧目而视。她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目光。杨小翼哭完后,没有马上进屋,而是爬到了吉普车上。刘伯伯的驾驶员是一个和善的胖子,姓伍,黑脸,肿眼泡,不说话时十分严肃,但一说话整张脸就笑得打皱,那皱纹像水波一样一圈圈地荡开来,蔚为壮观。他从战争年代起一直跟着刘伯伯,是刘伯伯的专职驾驶员。他穿着军装,但军装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英武之气,倒像个和善的农民。伍师傅见杨小翼上车,问她想不想去附近兜一圈。她点点头。伍师傅发动汽车,缓缓向小巷口开去。在那一刻,她的心里有一种泰山一样的安稳感,好像她生命的根基因为刘伯伯而更加扎实。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血统纯正。 
  那天晚上,杨小翼噩梦连连。她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个被枪毙的男人的脸,后来那张脸像一只鸟一样飞翔而去。从噩梦中醒来,她的意识里还留着对那人的同情的残痕,她因此很迷惑,坐在床上,双手合十,像过去对上帝所做的那样,为那男人的灵魂祈祷。 
  有一天晚上,好久没来的范嬷嬷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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