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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在淮海路一家上海著名的百货公司做化妆品营业员。我回忆了一下淮海路的咖啡店，应该靠近黄陂路的那一家比上次去的更好。这样又过了两天，我约她。她在电话里说：“没时间。”
我说：“见个面不行吗？”
她说：“为什么要见面呢？打个电话不也挺好吗？”
我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吧。有空再说。”
我决定忘掉她。虽然我还不到三十岁，但类似的情境我见得太多了。一般来讲，在偶然的场合下跟女孩子见过面，哪怕心存良愿，过后也要忘掉。这就像乘火车时，对面坐了一个你自认为彼此心照不宣的淑女，哪怕相互陪伴了漫长的旅程，下了车各自走散就是。如果离开了特定的窗边，离开了特定的行进中的地板，双脚踏在坚实的大地上你还想追逐人家，那就俗气了。
差不多一周后，在我去宁波出差回来的第二天早上，我还躺在被窝里，浴室里的手机响了。那是我昨晚淋浴时忘在洗面台上的。我走过去，接了电话。
“你为什么不理睬人家啊？”是她的声音。并不清脆，有点慵懒，但是富有弹性。
“没有啊。”我承认我脑袋不灵便，再说刚睡醒。
“那我打电话你这么久才接？”
“我在睡觉，手机不在身边。”
她那边没动静了。
“你在哪里？”我问。
还好这回她不是撂电话。“我在家里啊，在睡觉。”
“吃饭了吗？”
“没有。”
“那我们吃饭去吧。”
“去哪里呢？”她想了一下说，“裕通路有一家蛋糕城，我们去那里吧？”
“早晨去吃蛋糕？好像不大对劲儿。”我说。
“那我们去天潼路吃肠粉吧？”
“天潼路？太远了啊……你家在哪里？”
她说了一个路名，原来离我的住处并不远。
“这样吧，不如我下去买一些食品，给你送过去。”
她接下来说她家具体的××号××单元××室，我却怎么也记不住。这样她又把电话撂了。
半分钟不到，我的手机接到一个短信，是她把详细的住址，写在了上面。
我去到她家的时候正要敲门，才发现房门已经提前开好锁了。
她竟然还躺在卧室的床上。她的房间并不大，而且还稍微有点儿凌乱。不过她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却显得那么安静，洁雅，让整个房间变得十分亮丽和清爽。
她说这间房子是租的。
我问，你怎么还不起床？
她说昨晚跟同事喝酒，喝多了，现在只是感觉到饿。
我把买来的食品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在长沙发坐了下来。过一会儿，她起床了，穿着睡衣，从卧室径直走到沙发这边，吃我带来的那些食品。她吃东西的时候样子很雅，也很餍足。我可以细心地观察她。她比我初次见到的时候还要美，而且更有亲和力。她的目光很纯净，眉毛修长而自然。她的鼻梁虽不够挺，却线条流畅，恰到好处，显得可爱。她似乎隐藏着一股笑意，从她白皙而端庄的脸上，我能够看出来。
我问她，这座房子只她一个人住吗？
她说当然不。她的丈夫在杭州的一家公司上班，跑通勤，每周回来一次。
我们又聊了一些别的，话题算是浅尝辄止。我那时才知道，她和她丈夫都是北方人，她跟随丈夫来到南方工作，却又喜欢上海，所以不愿住杭州。
她问我，我的小说为什么总是有一种忧郁的情绪在里边？
我说我也不清楚。
看来她是真读过我的一些东西。
后来不知怎么聊到了作家的职称上面。我得说，我不是职业作家，我只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写小说是业余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取得作家这一职称。
她问我作家的职称怎么分类？
我说从一级作家到四级作家。我是中级职称，对应的是三级作家。
“一级作家就是一流作家吗？”她好奇地问。
“那不一定。”我如实说。
“哦，我知道了。”她用吸管吸着原装苹果汁，笑着说，“一级作家不一定是一流作家，但三级作家一定是三流作家！”
我也忍不住笑了。
从这以后，她就开始叫我“三流作家”了。
她要用纸巾擦嘴，我离茶几更近，于是我替她拿了。递给她的时候，她不知在想事还是怎么的，似乎并没有伸手来接。我一激灵，轻轻为她拭去嘴角的果汁。
她的眼睛微微阖上。
她的嘴唇那么湿润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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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忍不住吻了她。
她没有给我舌尖。我想这已经足够了。这曾经是我做梦也不敢想得到的。
窗外的阳光很好。虽然有点儿闷热，但我还是看见一阵微风将碎蓝花的窗帘吹动了一下。另有一只泥塑的小猪在窗台上，几支旁逸斜出的插花遮住了它半只眼睛。
地板是暗旧的颜色。有一刻，我的目光只能落在她的拖鞋上。
她似乎害怕我继续有所动作。事实是，我的双手已经不自觉钳住她的腰了。她挣扎着站起来，甩了一下干净而柔美的长发，说：“我该走了。约好了十点之前到我姨家。”
她这是下逐客令了。我有点尴尬地站起来，刚一迈步，脚下的拖鞋发出轻微“啪”的一声。
“真不好意思，拖鞋带儿断了。”我连忙说。
“没关系。”她看也没看，毫不在意地说。
我们向门外走去。在走廊里，她突然喊住我：“喂，三流作家，我说没关系的意思就是，你应该把那双拖鞋给我扔出去。”
我只有拎起拖鞋照办。
我们第二天下午在“伊藤家”会面。她休班。“伊藤家”是老牌日式料理店，我们去的分店在淮海路中环广场三楼。我以为店面很小，进去后感觉竟还宽敞。服务小姐用日语跟我们打招呼，她其实是看得出我们是中国人的，这样做也许只是为了彰显她很好的日式口语。
我们找了一个带榻榻米的包间坐下来，有窗，这样可以看到淮海路上繁华的景象。我点了一条红鲷活鱼，按正宗的日本料理来做。她点了一份神户牛肉，烤吃。之后，我又要了培根芦笋，寿司拼盘，豆腐海带汤和日式凉面。点酒水的时候，我征询她的意见，问要日本清酒还是韩国真露。她想了想说，还是喝梅酒吧，喜欢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
服务小姐笑吟吟地问我们，梅酒要杯装还是瓶装？
要瓶装。我和她几乎同时说。
这是没错的。杯装酒往往要加冰或水，味道变了，而瓶装的才原汁原味。再说，在伊藤家，瓶装酒喝不掉可以让饭店帮着保存，他们会记住顾客姓名并编上号，留待你下次来喝。
就在菜肴陆续上来的工夫，我坐在那里重温了一下窗外的地形。是的，我不知怎么突然想到了跟历史或时间有关的事物。距此往南，大约三个路口，是中共“一大”会址；大约六个路口，是邹韬奋故居；往西南，约十分钟车程，是孙中山寓所，寓所的主人八十年前在那里完成了《实业计划》和《孙文、越飞宣言》；往西北约十分钟车程，是毛泽东旧居，那里有一幢老式两层砖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同样是八十年前，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委的时候，在那里住过；往北约十五分钟车程，是宋教仁当年被刺的地方；约十八分钟车程，霍元甲曾在那里开办过精武体操学校。哦，对了，其实离我最近的地方，我的楼下，马当路尚贤坊40号，当年郁达夫登门拜访孙百刚时，第一次在那里遇到了令他心醉神迷的王映霞……
外面的夜色更暗了。自然，也更亮了。
她慢慢地吃。她喝豆腐海带汤的时候，样子小心翼翼，不像是害怕烫嘴，倒像是担忧匙中的汤被碰掉平静一样。她喝完的时候，静静地看着你，目光似乎保持着平淡的疏离，却又仿佛没有什么值得怯惧。
我们随意地聊起来。她讲她童年的几桩往事，我讲起了我家乡的芗剧，那是一种很怪的剧种，还有用椰壳做成的乐器。后来，我们又谈到了诗歌。谈到了博尔赫斯。我记得话题延宕在其中好久没有转移的时候，我还背诵了这个人的一首诗歌：
宪法区的第一座高架桥，我脚下
轰响的火车织成了铁的迷宫
黑烟和汽笛声升上夜空
她也背诵了一首。她背诵的是美国诗人肯·雷克斯罗思的爱情诗：
如果我能逃脱
来与你相会。
千万里就像是一里。
但同在一座城市
我却不敢见你。
一里远胜于千万里。
停了一下，她又背诵了另一首更短的：
火
在我心里燃烧。
没有烟升起。
没有人知道。
后来我们都感觉话题有点太堂奥了，就想重新回到世俗。她说：“哎。这个牛肉烤吃很好哎，即使不蘸酱也是美味。”
我望着窗外，慢悠悠说了一句：“整条淮海路，能有一万家大大小小的饭店吧？”
她瞪大眼睛，“大概会有。”
“假如我们有足够的钱，就去每天吃一家，吃遍淮海路，你觉得怎样？”
“那不行。”她摇摇头说。
“你不相信我某一天会有足够的钱？”我问。
“假如你有足够的钱，可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她说，“一万多家饭店，可我们的人生也只不过还有一万多天。”
我们俩，好久再也没有说话。
虽然，我知道。她比我小六岁。
当晚，我们在宾馆开了一间房。
她让我先去淋浴。她的语气像她的目光一样坦诚，率真。仿佛不含任何杂质的真丝织品一样。无形可拘，随心所欲。
等到她出来的时候，我几乎已经将房间打量得熟悉成我们的家了。她站在那里，倚在酒柜前，轻轻地看我。她在出浴室时无意中将内衣穿反了，也就是说，线头和纫脚都暴露在外边。这倒给我一个很奇特的感觉，仿佛那里边没什么，性感全在你看得到的地方。
我将她抱到了床上。我不停地亲吻她，抚摸她。在快要进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不行。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第一次，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我来不及检讨自己，也许我还有一点庆幸。这说明我还年轻，有激情，同时，也是太喜欢她了的缘故。我曾听一位比我大十几岁的朋友说，他跟他妻子做爱，连续一个小时都不会有什么反应。因为没有激情。也因为不再年轻。
所以，我眼下出现的这种情况，也许是好事。
当然，我不是为自己辩解。
我只有不停地用手。
后来，她喊了起来。
重新去卫生间淋浴的时候，我为她洗净每一寸皮肤。她弯腰用浴巾擦小腿的时候，我伸手抚摸她丰白结实的乳房，仿佛掂量那里有几多重。她笑了一下，面庞靠在我宽厚的胸膛上。我用她那件内衣擦干了她身体余下的部分，重新把她抱回到床上。
她被我紧紧地压在下面。似乎有好长时间。
我们俩的目光相触，后来她闭上了眼睛，不断地扭动身体。
有一刻，她说，快让我死吧。
这次是我叫了起来。
第二天早晨，我被她一脚踢醒。
那时候我正在做梦。我睁开了眼睛，雪白的被子像童年的某次温暖一样提醒了我，继而，我的目光被它柔软和晒草一样的气息感染。她在被窝里打了一个挺，说：“天！”
她说“天”的意思，就是上班要迟到了。
我们俩匆匆洗漱，尚来不及吃饭，就一路向楼下跑去。淮海路，像一头整宿忍受失眠痛苦的巨大怪兽一样，嚣张地横在我们面前。双向通行的四车道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汽车。我感觉，汽车工业的奔跑主义像无边的沙浪一样瞬间包围和吞噬了我们。隔着辽阔的街道。我看到她上班的那家著名百货公司门前，已经围满了等待购物的顾客，而公司的一些保安则正站在拉起阻止线的门口，做时间一到就开门上班的最后准备。一切都仿佛如临大敌，一切都仿佛要发生一桩极具现场感的案件，一切都仿佛这个世界具有无数的规则而恰恰是它们又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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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无数的混乱一样。我简单估算了一下时间，如果我和她顺着人行道，穿过密实的人群，绕到半公里外的天桥，从那里过去再走到那家百货公司门口的话，大约需要十五分钟。来不及了。
“怎么办哪？”她问我。
我承认我再一次痛恨眼前这些汽车，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