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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真小，几十年的路途很长也很短，母亲离开家又回到家，好像是走了一个来回，她得到了什么？如果不走是不是也和她姐姐一样？我不知道。那真是一个永远都说不清楚的谜。
那次返乡，我看到了母亲的另一面，母亲的内心永远藏着对亲人深深的眷恋和遗憾！她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家，即使她无数次用着批判的口气谈到这个家的种种，但流淌在血管中的血永远使她和这个家息息相连；就是那一次，一向自以为了解母亲的我，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还是那一次，我产生了念头，迫切地希望母亲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把那些埋藏在历史深处的人和事写下来。
母亲果然开始写回忆录了，拿出来的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回忆录，从事件的选择，到语言的表达都服从一个主题，那些述说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战斗精神，充满了理想，连文中一个接一个过多的惊叹号都表达着同一个意思——革命。
这就是母亲！当我看到她的手稿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足，以母亲的文笔应该写出更好的东西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我觉得那里缺少了什么，是什么呢？我又为什么偏要寻找那缺失的部分呢？这是不是一种矫情？我反复问自己，我觉得自己的失望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的心灵深处还有母亲的另一些影子，是镶嵌在旧相册中美丽少女的影子，是漂泊中苦闷的影子，也是“文革”中哀伤愤怒的影子，我相信母亲一定还有许多话没有说……而那影子被包裹在一层坚硬的外壳里面，那外壳似乎永远都不会融化。
母亲看出了我们对她写的东西不满意，她不在乎，也不予理会。于是，一些文章拿到纪念延安的文集中发表了，余下的结成一本小书，送到印刷厂印刷。今天想起来，我们的淡然对母亲来说或许是一种伤害，但绝不会动摇她什么。
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母亲走了，怀着哀伤的心情送别了母亲，才知道生活中那个无比坚强的母亲的离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原以为母亲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一次去医院看望一位熟识的阿姨，她告诉我母亲在延安还有过一次婚姻，我当时惊得从椅子上站起来，围着阿姨来回转了好几个圈，固执地认为是阿姨的记忆发生了问题。然而，事情很快就从别的阿姨那里得到了证实。而且，她们似乎都在等着这一天，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
我从网上很容易就找到了他，那是一个比母亲革命资历长年龄也大着几岁的人，曾经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后回到延安，母亲进中央党校的时候，他已是党校政治教研室的教员了。网上当年的他看上去不仅英气十足还有种敦厚可靠的感觉，可以想象以他的资历和学识对延安年轻的知识女性都更具魅力。阿姨们说：“他们好极了，从恋爱到结婚都非常好。”后来他奔赴前线，来往于北平和前方之间，有着好几种秘密身份，母亲因身体不好没能同去，这令他非常伤心和失望，战争遥遥无期，生死事事难料，肩负着重责的他们终于因为环境的缘故分手了，据说彼此说过以兄妹相待。阿姨们说到此处都觉得非常惋惜，她们不约而同地使用着同样的语言：“这是为革命牺牲了感情啊！”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解放后，他们同在一个城市，那位“兄长”几次婚姻都不幸福，他无法忘记母亲，一次次找到阿姨提出要阿姨帮忙约母亲见面，他常常一声不响地在阿姨家里一坐就是一上午，这个坚强的男人曾经流泪，甚至曾经不止一次到过我们住的地方……他的执着把阿姨都感动了，但是，母亲还是一次次地拒绝了，为了我们这些孩子，为了父亲，也为了心中那些无法改变的原则。以那位“兄长”的地位，他是可以给母亲更多的帮助的，但母亲从不给自己和别人这种机会。然而，很多年后，就在那位“兄长”去世的时候，阿姨接到母亲伤感的电话……
我惊讶于母亲把这件事情埋得那样深，找遍母亲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即便是“文革”中不得不一一列举的延安熟人名单里也从不提及此人，更不用说，我们也从不知道母亲的这位“兄长”。
这个故事给我的震动超出了意料，我几乎不相信这是我的母亲，印象中母亲的婚姻简单明了，那是她常引以为自豪的。然而，这个故事的开始和结束都完全超出了想象的范围，只能说生活远远比原则复杂千倍百倍。
从医院看望阿姨回来的那个下午，我一直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落雨，想象着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女人在战乱的年代守着那样一份珍贵的爱情，却因战争而离散了，到了和平年代有情人终于可能再度聚首，却又因为种种无奈自己把那份美好的情缘斩断了……我感到有种说不出的难过，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有意地埋藏起这个故事，只是越发地感到她这一生有多么不容易，母亲心痛过吗？心痛的时候对谁倾诉？母亲失望过吗？有谁帮她抚平伤口重新上路？母亲一路走来究竟留下了多少创痛？！她从不提起，一个人默默地守着，不让别人走近……
在那个无声地飘着细雨的下午，我清楚地记起，前些年，不止一次，我挽着母亲的胳膊从校园里那落满秋叶的草地上走过，听着厚厚的树叶在脚下发出嗦嗦的声音，母亲苍老的脸上充满着感慨，让我觉得她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一次，她甚至对我说过：以后，我要把好多事和你说说……以后，是什么时候呢？母亲要说的好多事情又是什么呢？母亲有多少机会可以对我们讲述一切啊，可是，她终究什么都没有说。
2005年我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那是我一直想要去的地方，似乎到了那里就能离母亲更近些。
那次是和很多人一起去的，一开始我们都兴高采烈，当旅游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盘旋颠簸了几个小时，车灯穿过漆黑的夜色照射在前方一个接一个的弯道上，而我们随着左倾右斜的车身没完没了地摇来晃去的时候，人们终于没有了歌声和笑语，一车的人晕倒了一多半，我更是没出息地吐了又吐，就那样昏昏沉沉地进了延安城。
第二天醒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全然不同于想象的延安，那些没有任何特点的高楼在这里比比皆是，城市被花红柳绿的广告装点得一片繁荣和俗气，曾经如雷贯耳的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变成了一块块石碑被新城市的烟尘所遮盖。这是一座和其他旅游城市没有什么不同的城市，能够唤起我们以往记忆的只是那依旧屹立在山上的宝塔和伟人住过的园林，即便如此，园林周围那些追逐着游人的小贩也会用最快的速度把你从历史的遐想中拉回到现实里来。虽然我终于在博物馆里看到了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当年生活的场景，但有种感觉一直在对我说，一切都已过去，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走近他们。
我是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那里的，登上车子，回望秋色满目的延安，我记起母亲离开泰山时也是秋天，她曾经在回忆中说：“秋风潇潇，红叶遍山，似离别人的斑斑血泪！眼望那高峰，那石阶，那树木和岩石，依依难舍……”母亲在她那一个接一个由惊叹号所组成的豪情中分明已流露出真实的心境，那飘落的红叶，实际上正像是一首忧伤的离乡曲低低地徘徊在内心深处，经过了几十年的人世沧桑依旧没有散去。
此刻，我知道她在那里，那另一个母亲，那个充满着矛盾且把这矛盾埋得很深的母亲。那个或清晰或朦胧的母亲，虽然我不可能真正地接近她，但是她就在那里，永远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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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电影］
赖声川：行走在舞台与影像的边缘
作者：赖声川 王 樽
披头长发，络腮长须，八字眉，黑框眼镜，构成了赖声川导演的基本面目符号。他的肖像很容易被漫画，且只凭几许黑色——眼神、鼻子和嘴都可舍去，勾勒一副眼镜黑框，涂抹两条贴脸长发和一圈绕嘴的胡须即可。若往前推上一百年或更多的时间，这样的形象没有任何特别之处，除了少见眼镜，那时候的男人差不多都是这样。因为时代，让这样的形象非同寻常。就是这看似简单的几许黑色，汇聚和传达出一个具有圣徒、教父、艺术巨匠称号的艺术家的大部分密码。
看似不修边幅的长发长须，呈现出罕见的朴素自然之态，意味着与当下绝大多数男人拉开了距离，是跳出庸常最外在的体现。一般而言，人们见到这样的形象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个艺术家”，若有幸倾听其沉稳睿智的谈吐，会进一步认定“这是位了不起的艺术家”。而当领略到其堪称丰硕的艺术成果，人们便不吝用“教父”、“翘楚”、“大师”等字眼去形容。此时，在不经意中，人们将长发长须与他的艺术身份和身价等同了。
他的太太丁乃竺曾深情回忆起第一次见到赖声川的印象：在台北的咖啡屋中，“他抱着吉他坐在地上，阳光很灿烂地照在他脸上，像个小孩。我第一感觉，哇好纯啊，这个人。”从当年两人的结婚照上，我们看到了没留胡子的赖声川，一张小而苍白的脸，有些文弱，有些青涩，有些拘谨，是个典型的未谙世事的文艺青年。虽然也留着一头长发，但没有胡子，就欠缺了深度和沧桑，似乎形象上就不具备艺术家风范。关于男人留长须，罗兰·巴特认为寓意着“这个人脱离了我们世界的日常规约，他不愿意为刮胡子而浪费时间，其慈善的魅力理所当然地具有这样的蔑视行为”。在不同的访谈中，赖声川偶尔也遭遇到关于胡子的质询。他交待说，当他在美国柏克莱大学做助教时就开始留胡子了，其原因很简单，“美国人长得很老，我要没有胡子的话，看起来比他们小很多，所以我开始留胡子，现在已经留到白了。”而有时，为了免去更多啰嗦的解释，他就干脆说是为了不让刮胡子占据太多时间。实际上，只有留长胡子的人才知道，其打理的费心和繁琐比不留胡子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论如何，茂密的胡子是男人脸上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它与艺术、不羁、沧桑、权威、仙风道骨、莫测高深等概念有关。在某些女性眼中，其蓬勃和外向的特质，还意味着成熟、深情与性感。至少，在这男人普遍不留胡子的时代，它具有着特立独行的标志和品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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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知道赖声川，是从影碟里看到的《暗恋桃花源》，这部以排练悲剧《暗恋》和排练喜剧《桃花源》的两个剧组争夺同一个排练舞台为主线的戏剧（电影），将古代与现代相互渗透，喜剧与悲剧齐头并进，正统与嬉闹并置杂糅，戏中戏，情外情，汇聚一炉。其丰富的元素，新鲜的架构，打破了传统戏剧的叙述套路，造成一种古今交融、悲欣交集的多维戏剧情境，给人提供了极为新鲜奇妙的观赏体验。1992年冬天，我从海外的一张报纸上看到赖声川的照片，当时电影版《暗恋桃花源》刚刚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卡里加里电影奖。照片上的赖声川须发飘飘，笑容恬淡，形象上似乎就消弭了古今，仿若是从古代走来的现代人，与自己的想象意外地吻合。
把赖声川仅仅定位于剧场导演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他的事业横跨于舞台、电影、电视、出版，并将其互为借鉴整合，推陈出新。1987年1月24日，台湾的《文星杂志》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布了颇有影响的《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也称《“另一种电影”宣言》），有五十三位当时台湾最活跃的电影工作者签名，赖声川也位列其中。那份名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支持新电影的人脉关系，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比较集体的方式现身，呼吁社会给“另一种电影”生存空间。赖声川与侯孝贤、杨德昌、李安等杰出电影导演的深入交往与台前幕后的合作，让其成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重要幕后推手之一。其影响早已超越了剧场舞台。虽然隔着时间和空间的遥远距离，通过VCD和DVD光碟，赖声川执导、制作的那些创意丰赡、妙趣横生的剧场和影像作品跨越了时空和那湾“浅浅的海峡”，进入了大陆的千家万户。现在，他更是频频往来于两岸，辽阔的祖国大陆成了他纵横驰奔的新舞台。
大约从八岁开始，我儿子就通过DVD反复观看《这一夜，谁来说相声？》、《那一夜，我们说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