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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下党的不公平对待，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曾经表示不满。为此，她本人受到批评，后被调往上海、杭州。1957年，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原上海局成员，时任浙江省长）双双被打成右派，在实际生活中，对地下党员的不公，不在于不让他们身居高位，而是借口他们的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等等，而加以歧视。此外，知识分子党员善于独立思考，不盲目服从，爱提意见等，是习惯于独断专行的当权者所不容的。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大有改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今天回顾过去这段历史，并非要为什么人出气、喊冤，而是以前车为鉴的态度来重温历史，返璞归真，总结经验，从过去寻找今天，从今天寻找未来，实现几代人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想。
（作者是南京原中央大学的地下党员，解放后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原文两万多字，经穆广仁删节、改写而成）
（责任编辑 李 晨）
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林蕴晖 字数：2963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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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其严重后果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一直为国内外学人所关注，有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也出现多种数据。笔者根据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等国内出版的权威著作，以及与此相关的书籍资料作如下梳理。
1959年至1961年的粮食状况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严重困难”，以1960年为最甚。据《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披露，1959年到1961年，三年粮食的平均产量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三年年平均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827。6亿斤，而平均每年征购的粮食则比1957年增加95。8亿斤，粮食征购占总产量的比例三年平均高达34。4％，其中1959年高达39。6％。这就在广大农村购了过头粮。1960年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分析说：“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连续三年的高征购，导致农村占有粮食大幅度减少。全国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1960、1961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1斤，重灾地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口粮。由于没有了饲料粮，牲畜大批死亡，1961年末骡、马、驴、牛的存栏头数为6949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8382万头减少17。1％；1961年末生猪存栏只有7227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14590万头减少一半以上。
对当年饿饭的情景：饥饿——浮肿——死亡，顾准先生在他的“商城日记”中留有如下记载：
1959年11月4日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刘引芝的父亲死了。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11月13日
红薯收获……。薯决水分多而淀粉少，脆弱极了，一碰就断……。民工路过，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11月20日
二顿均以红薯叶当菜。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
11月22日
第一天吃红薯叶，三顿，每饭一碗。晚间菜稀饭，加大碗红薯叶，翌晨拉肚子。20日吃红薯叶，量减半。
12月2日
我的胡萝卜挨偷了，被偷至少十几个。萝卜种至少又有一个大的被偷了。昨下午，一个妇女当着下棚许多人，偷胡萝卜。当群众饥饿的时候，如何看得住？
12月15日
昨天三稀，今天中午居然一顿干饭，而早饭特稀。可以补充的食物了然无存，清晨傍午，颇为饥饿所苦。
徐家断炊，赵家棚子砍公共食堂大锅，都是征购中的事。……估产过程中间，大力开展反对富裕农民路线，斗争私藏粮食，是今春所做的第一幕剧……。
12月17日
劳动队的肿病病员，一下子在一个月中，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来时，肿病是极个别的，不过李国庆之类真有心脏肾脏病的而已。九十月间，七组：岳正中、李学海、刘代勤全肿了，人数增到四十余人。而今，一个月，一下加了三十余人。六组，除一二人外，全部肿了。
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人，則死比例也不算小了。
一家连死几人之例，已听到的有：
柳学冠，母亲和弟弟。
张保修，哥哥和嫂子。
12月22日
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內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一书中，记述了当年震动中央的另一饿死人事件——甘肃“夹边沟事件”。位于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改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1957年后专事“收容”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判以劳教的3000名右派）。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如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人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噪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也就在这个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再就是四川省的情景。1960年3月，英国路透社转发了伦敦《新快讯报》的一则报道，称为“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事件，配发的照片是一名小个男子，手提白色灯笼，在天安门广场旁若无人地行走。照片旁注：这个男子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这则被称为“白日点灯”的事件迅速反映给了周恩来，周随即指示北京市委进行调查。这个“白日点灯”的人很快被查获，此人名叫何明渊，四川省达县人，审讯时供认，对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经办干部的作风不满，同村和邻村出现不少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就是由此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其妻因此而失踪。何明渊称，曾为当地情况先后到专区和省城三次上访，均遭无理拘押。无奈之下，到京制造“白日点灯”案，以影射现实形势“暗无天日”。北京市公安局派专人到四川省达县调查，证明情况属实。当彭真将调查结果向刘少奇报告时。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有关非正常死亡数字的种种说法
对这场灾难主要源于天灾还是人祸？人们仍有不同的认识。国内有研究者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气象部门把全国气象状况划为五个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就是说，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1954年到1972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比1954年、1957年、1965年和1970年、1972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这个统计是根据水文总站历年的历史资料来说的，应该是有说服力的。因此，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薄一波在3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就曾坦诚地承认：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中国从1959年到1961年所发生的全国范围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总数究竟是多少，迄今还没有一份官方的统计数字或研究报告。现有的半官方出版物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情况，大体有1000多万、2000多万、3000多万到4000多万的四种说法：
《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对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状况有如下记述：
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达25。43‰，农村地区高达28。58‰。据有关部门统计，超过20‰的有675个县，其中超过100‰的有40个县。根据这一时期不够准确的统计数字，总人口的变化情况是：三年累计，按总人口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增加622万人，两者相差757万人。从1964年普查结果看，三年困难时期里这两个数字都有一定的问题。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里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现象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前一年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加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人，增长率仍保持在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减慢，特别是浮夸风盛行，有些地方为維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从1960年来看，总人口减少1000万人，自然变动减少304万人都偏低，实际人口减少还要多，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249万。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根据1964年普查资料计算，在1962至1964年的三年中，总人口增加数和自然变动数不一致，主要是1961年以前统计不准造成的。根据1964年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大约减少1486万。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中国人口学研究者蒋正华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中，估算1958年到1963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
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1984年写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算中国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
英国记者菲力普，肖特著的《毛泽东传》中说：“1959年和1960年，有大约2000万人死于饥饿……。1961年又有500万人饿死了，”据此，作者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其依据是：“1980年，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胡耀邦公开承认饥荒的存在，确定死亡数目为2000万人。这一数字依据了常委会编纂的临时文件。以后一些西方作家和中国作家们提议说，总死亡数目为4000万人到6000万人。然而，这些估计都是在受损最严重的地区取得了数字后，再将之推广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