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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率较他省安定，自耕农之逐年增加，农村小学学童之激进，工商业以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等，皆为不可掩之事实。”朱等严厉指责浙江省政府的做法只能引起“各地贪污豪绅之益肆凶焰，贫苦农民之剥肤及髓”，“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之繁多，社会各阶级之日趋尖锐化”，以致“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为共产党的发展提供“好机会”。《理由书》称：“以此而言民生，则日驱一千六百余万农民于绝境；以此而言建设，则徒增多一般贪污豪绅之发财机会，构血花于白骨之上，以为伤心惨目之点缀品。此种举措，在各国专以驱骗贫苦民众、延缓资产阶级之寿命为职责、主张社会政策者亦不屑为，况夫实行三民主义，以冀达到世界大同之本党！”注”朱等要求国民党中央迅速采取措施，纠正浙江省政府的错误决定。呈文称：“若中央对于浙江省政府此种违反党义党纲，僭越职权，以驱浙江千余万农民于绝境之取消二五减租不迅予纠正，严厉取消，则本党之所谓主义，所谓民生，将毋如屠人念佛，为本党仇敌所讪骂鄙夷，本党同志所疾首痛心。党国之威信无存，总理之遗教安在！”在浙江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申诉的同时，萧山县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也同时致电，表示将“率全萧三十万农民誓死力争”，并公推代表三人到南京请愿。
国民党中央接到浙江省党部和浙江省政府双方的呈文后，于5月2日召开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决定接受戴季陶建议：1 核准浙江省政府的要求，取消《二五减租暂行办法》，但认为浙江省政府只是因实行上的困难而暂时停止，并非取消二五减租之原则，要求浙江省政府修正文字，以除误解。2 已实行减租的地方，而又无纠纷者，不得再将租额复旧，以免再起业佃两方的第二次纠纷。3 浙江省政府应于今后两年间，将乡村自治机关组织完全，土地调查办理清楚，并将二五减租之办法规定详密，以便施行。其后，国民党中央派戴传贤赴浙，召集浙江省党部与省政府人员共同讨论，制订《浙江省佃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和《佃业争议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土地收获除副产应全归农民所有外，由业佃双方就各该田亩情形，以常年正产全收获量百分之三七·五为缴租额，自行协定新租约”。在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二十五之间，采取了一个折中的百分比。
可以看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浙江省政府的矛盾是“清党”后国民党内两种力量之间的一次角力，实际上是坚持还是否定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的斗争，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是否真正贯彻其社会改良主义路线的重要考验。国民党中央党部虽然在口头上表示要坚持“二五减租”，但在实际上支持的却是浙江省政府的“取消”办法。这就表明，国民党的政策正在向地主阶级倾斜，其改良主义路线正在弱化。当时，浙江省政府委员陈布雷发表文章称：“实施减租之际，断不可含有片面的示惠佃农之观念。换言之，不能于二五限度以外，使田主再有所牺牲。”注”陈的言论明显地表现出袒护城乡地主阶级的态度。但是，浙江城乡地主阶级仍不满意。1931年11月，乐清县郑迈等53人致电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政府，继续指责二五减租办法“适以奖励惰农，生产力因之骤减，纠纷又日甚一日”。同月，乐清徐可楼等51人具呈，认为“劳资合作，阶级乃能化合，而社会秩序始得维持。今平日感情极融洽之业佃双方，因减租各趋极端，已足影响治安”。12月，乐清里长卢选臣等上书，认为二五减租使业佃双方“争长竞短，各不相让，因此发生绝大冲突，阶级斗争已成不可免之事实”，“绝对有弊无利”。1933年，上虞县糜虞封等控告该县农会干事“额外减租，煽获佃农，抗租不缴”，国民政府居然批示：“应向该省主管机关呈诉。”
在地主阶级的强大压力下，浙江省的二五减租运动逐渐成为具文。全省八十多县中，只有少数县的部分区、乡有所动作，大多数县份仍是一潭死水，不见波纹。浙江省之外，其他各省均未实行，大部分省份连装模作样的减租条文都没有。国民党仅存的改良主义火星只是闪烁了一下，就灰飞烟灭。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重提二五减租，然而，死灰难以再燃，连些微的火星也难以见到了。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４８２１”苏修特务案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韩 磊 字数：2813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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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4821”，不知内情的人大概会以为是一个秘密工厂或代号工程，其实不然。
1948年9月，为了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经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送21位“根正苗红”的年轻人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21个中共高干和著名烈士的子女一个不漏地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崔军语）。近日，笔者走访了这21位成员中的谢绍明和崔军，荒唐的“4821苏修特务案”在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1948年8月，东北局负责选送21位中共高干和著名烈士的子女赴苏联留学。他们是：罗镇涛（罗炳辉之女）、邹家华（邹韬奋之子）、谢绍明（谢子长之子）、叶正大（叶挺之子）、叶正明（叶挺之子）、任湘（任作民之子）、刘虎生（刘伯坚之子）、林汉雄（张浩之子，林彪之侄）、罗西北（罗亦农之子）、任岳（任铭鼎之女）、叶楚梅（叶剑英之女）、贺毅（贺晋年之子）、崔军（崔田夫之子）、项苏云（项英之女）、李鹏（李硕勋之子）、张代侠（张宗逊之侄）、朱忠洪（王稼祥义子）、萧永定（萧劲光之子）、江明（高岗外甥）、高毅（高岗之子）、杨廷藩（杨琪之子）。
这21个年轻人，19人是中共党员，根据上级要求成立了一个党支部，谢绍明、李鹏、崔军为支部委员。时年22岁的谢绍明早在红军时期就参加了革命，13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21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因此被指定为这个“特别”党支部的书记，支部直接归东北局领导。
据谢绍明和崔军回忆，8月下旬，在他们21个人赴苏之前，中共东北局在哈尔滨国际俱乐部为他们开了一个饯行会，时任东北局领导人的高岗、林彪、陈云、李富春悉数参加。在这个饯行会上，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党组织讲话，对这21个人出国学习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并明确了三条纪律：其一，必须刻苦学习，圆满完成学业；其二，专业学习，要根据祖国建设的需要选择；其三，留学期间，要集中精力学习，不准谈恋爱。
崔军少将离休前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在讲到第二条纪律的时候，东北局领导高岗、林彪曾明确对他们说：你们的父辈打了一辈子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新中国成立只是迟早的事了，用不着你们再打仗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学好技术，成为我们自己的专家，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
1948年9月2日，21个“红孩儿”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9月21日，他们来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不久，21个人被安排到距莫斯科300多公里的伊万诺沃城补习俄语，直到1949年7月。
1949年9月前后，赴苏留学的21个同学分别进了不同的大学，慎重选择了自己的专业，正式开始了在苏联的大学学习生活。罗西北、李鹏、崔军、林汉雄、贺毅等5位同学人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电；晚一年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的萧永定选择了电机系；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等报考了莫斯科鲍曼工学院；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等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杨廷藩、任岳、罗镇涛等报考了莫斯科财经学院；项苏云考入了莫斯科纺织学院；任湘进入了莫斯科地质学院；谢绍明、江明报考了莫斯科农学院；叶楚梅进入了莫斯科大学。
在之后的4到5年时间里，除2位同学因病提前回国之外，其他的19位同学都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在苏联的学习任务，于1954年前后先后回到已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新中国效力。然而，谁也无法预料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根正苗红”的“4821”群体，竟然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个大大的“问题”。
“我们21个人回国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党、为国家工作了十多年，谁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们全都倒了霉，‘4821’被打成了‘苏修特务案’，我们这些人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无一幸免。”2009年年初的一天，已届八旬的崔军将军对笔者说起那一段已经过去了30年的噩梦般的岁月，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4821”21人当中，“文革”期间受罪最大的是罗亦农之子罗西北——一位卓越的水电专家。
水电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的时候，罗西北正在以总工程师的身份领导建设黄河刘家峡水电站。他全身心扑在自己钟爱的工作上，无论道德品质还是工作业绩都让造反派无懈可击。因此，“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罗西北没有被贴过一张大字报，成了当时刘家峡工程局唯一幸免的领导干部。
可是，1968年6月，罗西北突然成了“隐藏最深最深的阶级敌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刘家峡工程局的大院。之后，他被勒令去打煤砖、挖臭水沟，甚至被支使去打扫女厕所以羞辱他的人格。再后来，罗西北被关押在单间的“牛棚”里，被勒令交代二三十年前经历过的每一件小事，诸如在东北做地下工作时每一次发报的电报内容。达不到目的，专案组的人便反复地折磨和摧残他。他们把关押他的那间“牛棚”的窗户用牛毛毡钉死，把小单间变成了黑屋子，吃喝拉撤睡都不准出屋。就这样，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被打倒了：罗西北的身体垮了，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出现了神经反应症状……
崔军是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民领袖崔田夫之子。“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在黄河青铜峡工程局任副总工程师兼质量处理办公室主任。“文革”开始后，由于一大批老同志和业务骨干被打倒，青铜峡工程整个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用崔军的话说，青铜峡的“革命”形势和全国一样，一天比一天“好”，生产形势也和全国一样，一天不如一天。
1967年7月24日，青铜峡工程局的两派“革命”组织“联总”和“工司”在青铜峡黄河大桥发生武斗，一青工在夺取火车头的“战斗”中不慎掉下来被火车轧死。事后，崔军去看望了这位青工的父亲，一位老浇注工人，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让崔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年月，许多人失去了正常思维，他的几句安慰话竟变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铁证。次日清晨，“打倒杀人凶手幕后策划人崔军”的大标语贴了出来。几天后，除了“杀人凶手”外，崔军又被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他“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崔军语）
1967年7月底的一个晚上，大概10点多钟，崔军的家门被叫开，一群戴着“造反”红袖章的人蜂拥而入，指着崔军的鼻子大骂“杀人犯”、“苏修特务”。随后，他家中的技术资料和从苏联带回来的书籍、毕业证书、生活照片及笔记，被革命小将撕的撕，摔的摔，扔了一地。崔军在苏联和外国学生、外国教师的合影照，他在黑海休假时和同学一块游泳、晒太阳的照片，成了他里通外国、生活腐化、搞特务活动的罪证。珍贵的技术资料和文艺书籍被销毁，照片和纪念品被抄走。崔军被关进牛棚，失去了自由。
之后，他每天胸前挂着重达二十多斤写有“杀人犯、苏修特务崔军”的大铁牌，戴着二尺多高、用15圆钢筋做成的高帽子，穿着纸糊的写着各种侮辱人格的词语的衣服游街，被人拳打脚踢，用指头粗细的钢筋棍抽，受尽了屈辱，吃尽了苦头。造反派扣发了他的全部工资，每天只给一毛钱吃饭。一毛钱，崔军天天只能吃个半饱，还要去干重体力活，打风钻、搬水泥……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
和罗西北、崔军大同小异，“4821”的其他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和摧残。谢绍明在沈阳被隔离审查，每天就是两件事：干重体力活，接受批斗，饮食上只能吃窝窝头和咸菜；邹家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