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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回顾一下新中国建立后的某些失误的教训。如果讲真话，应该承认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抄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中国也是失败的。它和“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原则背道而驰。中国一些开国领导人原来大都受“五四”精神感召，有的参加过“五四”运动，有的在西欧和日本等地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有着开阔的视野，立志为建设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献身。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领导决定拜列宁和斯大林为师，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取代了“民主与科学”精神。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有关列宁主义的论述是我们党员反复学习的必修课。我党取得全国政权的第一天，更确切地说是进北平城的前夕，就向全世界发表宣告，将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发源国家列为敌性国家。甚至将民主、人权、自由、平等、人道、人性等近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斥之为西方资产阶级独有的毒品，在中国必须消灭于萌芽之中。这种决策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又没有经过民主讨论，属于个人拍拍脑袋就说了算的典范，结果是“五四”精神名存实亡，“德先生”实际上就“靠边站”了。
实践证明，这是严重的失策。用通俗易懂的比喻，民主与科学像一辆双轮车。如果只有一个车轮勉强往前推，结果不是歪倒，就是向后转。何况民主本身就是科学的组成部分，没有民主，科学、艺术、文学、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很难腾飞。
解放后我们党领导的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和文革等都表现了对专制的偏爱和对民主的反感。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和文革等，都是因为领导既违背了科学精神，更违背了民主原则，滥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以言治罪，提倡思想盲从，不许发表与党不同意见。其后果是错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给人民和国家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害不可估量，一再使党和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沿。中国人痛定思痛，敢于面对真理的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从东西方几十个国家几十年的实践中体会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永远伟大正确而不受实践检验不许修正摈弃的政党或主义。无数专政制度的受害者以自身或家人的鲜血和眼泪写出大量回忆文集，力求感动领导对那套不讲时代、地点、条件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思革新，回到民主和科学的轨道上来。
顺应民心，已故的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在30年前启动了历史性的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新道路。对新中国来说，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它首先在经济领域，对促进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扩大民主自由的作用，使“五四”精神复苏。中国面貌一新。邓小平在世时曾提到政治改革开放配合经济改革开放的必要，但没有采取行动。继承他的领导人也不时提到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但专制思维和专政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政治改革仍处于举步维艰的阶段。
经济自由发展，而不改变专制思维和专政制度，政治和经济大权必然旁落，继续被少数人高度集中，不容一般公民和党内党外人士成立独立的机构监督过问。果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权钱结合，产生了权贵集团，垄断和蚕食国民经济，左右国家政治走向，从上到下，贪污腐化泛滥成灾，贫富差距拉大，公民权利受损，公正善良的公民和干部，没有关系网和后台，无权问津，广大的人民群众更是敢怒而不敢言。
由此可见，“发展是硬道理”不应该理解为只发展经济而不同时推进民主改革。只有经济和政治、科学和民主紧密结合才能避免走弯路和邪路，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问题，促进国家走向民主自由，繁荣富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家赞成。民主改革，让既得利益的权贵放权，阻力甚大。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它再一次证明，从专制转变为民主是何等困难。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将解放思想列为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而不提倡阶级斗争和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解放思想的突出范例。缔造和谐与暴力专政是完全对立的。党的十七大的路线方针正确地将民主改革问题列入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全国人民，海内海外都表示拥护关切。领导采取有利于国家民主发展的措施，即使是小步前进，都得到人民由衷的拥护；损害民主权利的行动，即使事情不大，也往往引起公众的忧虑和评议。
多年来的人大政协两会中只见到代表们对重大国事提点具体的小意见，对党的决议主要是表示赞赏支持，举手通过，胜利闭幕。没料到例行公事之中，今年的两会出现了一些新鲜事物。
首先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次小组会上表示自己“如果说了外行话，请大家指正”。我们这些年从早到晚听腻了大话套话，好久没有听到国家领导人讲这种平常人的谦和语言了。它使我们怀念老一辈领导人的领导风格。记得有一次周恩来给外事工作人员辛辛苦苦做了两天报告，内容充实生动。但他讲完后接连说了好几次“没讲好，没讲好”，我们相信这不是客套而是真心话，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相信胡锦涛讲的也是真心话，带了个好头。
令人更加瞩目的是，在这次两会期间，会内会外有更多的人敢讲真话，指出两会应该是国家议政的场所，不应该是各界名人的汇集所，更不应该是为了安排一些从政府工作岗位上退位的高官而设。两会代表应该是深入民间，为人民信任，能够而且敢于反映广大人民疾苦和心声的公仆。这届大会上突出的一位敢说真话的是广东的代表、中科院院士钟南山。他在一次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地说：“领导不在的时候，代表们发言讲得很深很多，很透很尖锐。领导在的时候，很多代表10分钟的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歌功颂德，一分钟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一分钟来不及谈问题了。我感觉这样的气氛不太好。”
据3月11日《信息时报》报道，钟南山的发言获全场掌声，可见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该报评论说：人民把代表和委员选举出来，为的就是把人民的苦衷倾诉出来，希望国家能重视民生难题，从而解决难题。评论指出，这些代表委员们不应辜负了人民对他们的期望，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会外舆论，特别是网上的议政之风远超过会内。有人指出，我国领导人公开一再宣称依据国家宪法治国，但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并没有执行。又例如：宪法明文规定代表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机关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自相矛盾的法令都是共产党决定的，没有经过广大人民讨论同意，怎么解释都很难使人信服。据说这就是“中国特色”，是唯一正确的最好的制度，强调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种武断显然难以被全民同意。正如资深学者俞可平在两会期间发表的文章指出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针对一位官员严词宣布中国“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时，一位作者叶铭葆在网上发表感想，提出了两点评论：第一，用词不当。“西方那一套”是骂架的语言，等于说“老子不吃你那一套鬼把戏”。这对西方人珍惜的民主制度，很不尊重。第二，事实错误。西方并没有什么“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它们实行的是人民作主制，由人民讨论，通过选举决定是一党、两党或多党执政，是轮流执政还是长期执政，而不是由某一党一家硬性决定自己永远执政。这位叶先生对各种政治制度的研究比我们更加严肃认真，更加内行，更加谦虚，也更加关注国际影响。
钟南山的发言，俞可平的文章，报刊或网上的评论，不见得人人都同意。但敢讲真话，社会上反应热烈，迄今没有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干涉压制，体现了我国公民意识的提高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值得庆贺。胡主席虚怀若谷、兼容并蓄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
如果这意味着我国开始从“专政”这个历史误区回到“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道路，那将是国家和人民之大幸。这样做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即令是那些“专政”的迷恋者或既得利益者也没有反对的理由。违反科学、害怕民主和实行专政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也建不成的。
科学发展，民主思潮，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五四”精神经得起实践检验。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能走。现在是真心诚意地将这两位老师同时请回来的时候了！
（彭迪系新华社原副总编辑，钱行系新华社对外部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 吴 思）
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的走向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子 明 字数：2829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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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即1919年前后的几年，是中国社会异常活跃的年代。广义五四运动，是指五四时期的多种国民运动，既包括“对外的”新外交运动（梁启超所谓“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也包括“对内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狭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唐德刚语）。对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笔者将另文阐述，本文只讨论狭义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走向。
在传统中国，有尊王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有朱元璋、洪秀全式的种族革命，有“三武灭佛”式的文化排外，但是没有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后者源于西方文明，对于中国来说是舶来品。梁启超说：“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梁启超把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引人中国，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1905年的“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开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端绪，经过1915年的“抵制二十一条”运动和1918年的“抵制中日密约”运动，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达到顶峰。义和拳的排外运动和孙中山的排满主义都不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正宗，梁启超才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之父和直接诱发者。
梁启超很早就对中日两国将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展开外交交锋有所准备。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际，梁启超就警告中国外交当局：“公等当与日本交涉时，勿忘却尚有战后之列强交涉行即相踵而至也。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届会议时，日本对于此议题必能享受得最有力之发言权。此非惟吾国人知之，非惟日本人自知之，即世界各国当无不同认乏。日本如有正当之主张在，彼时岂忧不能贯彻，何以汲汲焉，必以今日提出？必以今日提出者，彼盖确信其所要之条件，在大会议时决无通过之望，故乘各国之无暇东顾，而因以协我云尔。”中日关系后来的演变，证实了梁启超的预见。
1917年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时，这样解释自己的主张：“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非乘此时有所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今兹之事，吾侪所认为最后绝不容逸之一机也。”梁启超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的资格，以利于一系列外交悬案的解决，营造一种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一举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尽管梁启超的主张获得国内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