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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友姚良的全力帮助，也必死无疑。
李正文这次所以能死里逃生还依靠他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因为他对自己的冤案始终不甘心，他被捕后就不断给斯大林写信，信中还特意引用斯大林本人说过的话，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他坚持不懈地用俄文先后写了60多封这样的信，最后终于出现奇迹，据说斯大林亲自发了话，经过有关部门甄别，于1939年9月向李宣布：“撤销原判，平反释放。”
李是被捕受冤者中极少数例外的幸运者，只被关押了近两年，就逃脱了这场厄运。但苏联当局虽然把李平反释放了，却不准他再回莫斯科，而是“遣返回国”。他是和各地的一批批华侨刑事犯一起被遣返的，辗转押解，经过好几个劳改营，一直到1940年秋天，才从阿亚古兹出境，送到我国新疆的塔城。李正文急于投身抗日行列，他没有在塔城停留，辗转到达重庆。
他在重庆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徐冰，徐对他说：“你在苏联被捕过，要恢复党的关系，先要有苏联方面正式平反的证明。”李找到阎宝航请求帮助。阎当时是我党重要的地下党员，直接受周恩来领导。他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社会活动家，交往很广，他还是共产国际的秘密人员，和重庆的苏联驻华大使馆有直接联系。他了解了李正文的情况后，十分同情李在苏联的不幸遭遇，立即告知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罗申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是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请他查询此事。
苏联方面很快来了答复，说“李正文是位好同志，他的被捕完全是一场误会，早已平反，共产国际已决定留他在东方部工作”。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上是苏联在远东的一个情报机构。罗申直接找李正文谈了话，并把这个答复的书面材料交给了他。
李拿了这份平反材料去见徐冰，要求徐同意他回到中国党来，徐却说：“既然共产国际要留你在他们那里工作，你就应该接受。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不能和他们抢干部，反正你在哪里都是一样干革命。”李一再请求，徐冰就是不同意。李只好去罗申那里报到了。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人员，罗申就是他的领导人。罗要他先协助阎宝航工作。
阎将李安排在黄炎培先生主持的重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任职，作为职业掩护。阎宝航当时身负重任，又有多重身份，需要各方应付，处境复杂艰险，李正文忠诚机智，处事得体，成了他身边最可靠最得力的助手和联络员。
（二）
1941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决定派李正文去上海从事对日寇和汪伪的情报工作。上海对李正文来说十分陌生，阎宝航介绍了两个在上海的熟人给他。
李到上海后先找了阎宝航介绍的上海慈幼教养院院长姚淑文，得到姚多方帮助，并找到固定住处，安顿了下来，然后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上海地区情报工作的苏联人尼克莱，伊万诺维奇接上了关系。
尼克莱告诉李：“你的工作是搞日伪军政情报，活动地点在上海、南京、杭州这个三角地带。没有现成的工作人员和工作对象交给你，完全要靠你自己设法开辟工作，要打入日伪的军政机关，尽量多和人交往，这样就有可能搞到第一手情报。另外，要有掩护职业，以便比较安全地在上海呆下去。特别注意不要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任何关系，以免在安全上相互影响，不要看进步书刊，以免暴露自己。”尼还和李约好今后会面的时间和方式。
当时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情况极为险恶。日本宪兵队、汪伪特务机关到处抓人，屠杀抗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市，稍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李正文到达上海时，已成为“孤岛”的英法租界还在，稍有活动周转的余地，但几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孤岛”就不存在了。
凭借通晓英、日、俄三国语言的优势，李正文很快落实了掩护职业。李应聘担任了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日文教员，给原来以英文做通用语言的工部局职员教日文，职员中有不少外国人，因此日文教员必须懂英语才能胜任。这个职务对开展情报工作极为有利。
李又考取了上海申报馆的日文翻译，为该馆翻译日文资料，同时还受聘担任上海震旦大学的日文教员，有了大学教授的身份。这项工作是后来成为李的妻子的陈蕙瑛介绍的，她当时是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不久李就发展她参加地下革命斗争，成为他在情报工作上的得力帮手。
除上海外，李也经常去汪伪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南京活动。他发展了一批得力的情报人员，包括东北大学的同学许家俊、张殿傅，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陈波涛、沈明钊，还有沈孟先等，他们都是忠诚的革命同志，在李正文的领导下，利用各自的关系，为李开辟了很多情报来源。
通过好友裘维琳，李正文发展了一个叫稽显庭的重要关系。稽是南京汪伪政府秘书长周隆庠的大舅兄，在该政府任文书科长，即高级机要秘书。日伪最高头目每周都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商讨决定一些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会议内容的记录和整理都由稽负责，整理稿经审定后再打印三份，分送日伪双方有关当局。后来他又偷偷多打印一份给李正文。这些都是敌人的最高机密，据此可以了解日伪的最新动向。
为此李在尼克莱的支持下，付给稽显庭相当可观的报酬，因为稽毕竟不是革命者，他靠他大汉奸妹夫当上了这个伪差，一心只想捞钱买房置地。除会议纪要外，稽还将他从别的渠道获悉的其他情报，也都提供给李正文。
所有这些情报，李正文都交给了尼克莱，但其中很多信息都和我方，特别是同苏北新四军直接有关，必须尽快告知他们。李不知尼克莱是如何和我党联系的，能否及时给他们送交这些情报。有一次他向尼提出，他可否和新四军联系，把情报直接发给他们？不料尼克莱大为恼火，严厉批评李说：“你怎么想到要同中共联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所有情报我们都会负责，你不必考虑。”李试图说服他，他根本不听，还说这是组织纪律，必须服从。
李正文考虑再三，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在敌我斗争如此尖锐复杂的情势下，对这些关系国家命运和抗日事业的大事，他不能完全听从尼克莱。李通过去过苏北根据地的沈孟先很快和我方接上了关系。以后就将获得的情报搞成两份，一份给尼克莱，一份通过约定的传递渠道直接发往苏北根据地。这样，李正文就成了我方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苏北新华分社负责人于毅夫和李保持着联系。
1943年上半年，李正文通过申报馆的同事日文翻译肖百新认识了汪精卫的参军长唐莽。李和唐交往过多次，有一次唐莽透露，重庆蒋政府有个高官的姨太太，最近不断来往于重庆和上海、南京之间，同日伪头目接触频繁，很明显是蒋介石最近回应日本方面的和平攻势，派此人来作为投降试探的先遣代表，十分可疑。而李正文前不久正得知，汪伪上层人士最近在华懋饭店举办的一次有陈公博市长夫妇参加的舞会上，发现国民党要员孙科的二夫人蓝妮也来了，此人远在重庆，怎么会跑到上海这个汉奸窝里来参加什么舞会？李估计这个昔日著名的交际花蓝妮极有可能就是唐莽所说的那个可疑的女人。李将这一情况向尼克莱报告后，尼十分重视，因为此事涉及到蒋日伪合流的重大机密，如合流成功，不仅对抗日战争极为不利，也将构成对苏联的直接威胁，必须设法制止。这以后，这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女人就再也没有在上海出现过。
肖百新还介绍了一位反军国主义的日本友人德田恒夫与李正文认识。德田原是日本的战地记者，他看透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野蛮的侵华战争是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的致命灾难，是损华害日的极大罪恶，因而坚决反对。他是一位坚定的反战斗士，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李正文和德田思想一致，相处融洽，并逐渐发展成为知交好友。德田和日方政要常有接触，消息灵通，并十分乐意帮助李正文。他多次为李提供过重要情报，如日本军方掌握的中共及新四军的资料和日方的对策，关东军到达上海的消息，以及日侨的政治活动等等。
有一次于毅夫奉新四军军长陈毅之命，潜入上海找到李正文，迫切希望搞到载有日军围剿新四军的详细计划和部署的两本日文绝密刊物。这件事难度极大。李就求助于德田，德田冒了很大风险，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居然从日本大使馆里拿到了这两本绝密件交给李正文。此事曾受到陈老总的高度赞赏。
约在1945年初，李正文派妻子陈蕙瑛代表他秘密赶赴苏北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见到了城工部部长刘长胜。陈蕙瑛将李正文的历史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他们掌握的有关情况，向2000年2月，作者（左）和李正文夫妇刘长胜做了汇报，希望组织上接受他正式回到中国党来。华中局领导研究后，同意了李正文的请求。
日寇投降后的1945年9月间，张执一同志代表党组织来上海接上子李正文的关系，此时尼克莱也已被苏联政府召回国内，李正文名正言顺地回到了中国党的行列。
（三）
张执一同志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日寇投降后，他曾奉命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起义计划取消后，他和沙文汉同志一起负责党的文教宣传和统战工作，和工商界上层人士、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建立密切联系。
1945年10月起，李正文在张执一领导下并协助张开展统战工作，和上海工商界、文教界人士广泛交往。
他应黄炎培先生之邀，担任民主建国会总会的副秘书长，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和活动，他还参加陈叔通老人主持的民主工商界的联谊会，结识了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
1946年8月。以张志让、沈体兰为核心，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很快发展到80余人，包括马寅初、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楚图南、郑振铎、叶圣陶、翦伯赞、杜国庠等一大批著名教授。李正文参加了“大教联”组织，在张志让的支持下，被选为七人干事会成员，分管组织工作。张志让是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在大学教授中有很高威望。
“大教联”的爱国民主活动，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这些活动成为中共中央号召的开辟第二战场、发展第二条战线的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
《大公报》是当时在国统区发行量最大的一份非官方报纸，在广大读者中有重要影响。李正文通过该报记者地下党员李纯青对该报的总负责人王芸生作过多次争取工作，最后在破解了王芸生多年积累的对共产党的疑虑之后，终于说服他愿意接受党的领导。194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李正文作为上海地下党的代表，在李纯青陪同下。和王芸生正式晤谈，当时王特别高兴和激动，表示愿意为全国解放事业服务。他说，上海《大公报》决不随同蒋介石迁往台湾，所有人员全部留下，并正式宣布，从现在起，港沪两地的《大公报》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命令复旦大学迁往台湾，陈立夫亲自动员校长章益，章益已准备从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志让，张志让立即找李正文商量，李要张说服章益，绝不能接受去台湾的命令，想方设法把复旦大学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张志让和章益是至交，平时关系很好。张和章作了多次交谈，最后终于说服了章益，章毅然拒绝了国民党的撤退命令，把复旦大学完整地留在上海交给了新中国。
从1948年秋天开始，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中的许多军政人员感到大势已去，纷纷寻找出路。为适应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以张执一同志为书记的策反工作委员会，李正文、王锡珍（陈约珥）、田云樵三人为委员，分别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展开秘密活动。李正文从此时起已完全转入地下，不再进行公开活动。
1948年10月，李奉调去香港学习，作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张执一也在那里。11月中，张告诉李：“中央通知我们，要邀请上海32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尽快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这也是对他们采取的一项保护措施，以免遭受国民党迫害。上海局决定派你回上海代表中央去邀请他们。”张随即把这32人的名单交给李正文。其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