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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遭受国民党迫害。上海局决定派你回上海代表中央去邀请他们。”张随即把这32人的名单交给李正文。其中有张志让、叶圣陶、马寅初、陈叔通、周建人、盛丕华、郑振铎、包达三、张炯伯、许广平、沈体兰、周子同、郑太朴、卢于道、储安平、王芸生、傅秉然、宋云彬等。
当时这些人在爱国有罪的国统区上海，已程度不同地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随时有被捕的危险。马寅初、郑太朴早已躲藏起来，叶圣陶等许多人也已不在家中居住。因此必须十分小心地协助他们离开上海，稍有不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察觉，将会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
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李正文临行前作了充分准备，他装成一个“高等华人”，从香港到达上海后，把名单藏匿在一个安全处，就开始按照心里背熟的人名一个一个地拜访。
名单中有不少人是李正文熟识的，有的曾是并肩携手、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他们得知后都非常高兴和激动，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有少数人从未和李正文见过面，李就委托陈叔通和张志让分别代为转达党的邀请。最后的结果是，32人中除有一人因事不能脱身而未能应邀前去外，其他人或坐船或乘车都先后安全离开上海到达香港，经组织安排，再转从海路北上进入解放区。马寅初因目标太大，李正文请海关的地下党员孙恩元同志护送他经海关通道也平安地到达了香港。遗憾的是，郑太朴因带病远行，在香港下船时不慎摔倒，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李正文这次在上海期间，还根据张执一的指示，到南京国民党海军部去会见了海军部办公厅少将主任金声。金声是一位爱国将领，坚决反对内战，革命热情很高。他和宦乡是好朋友。半年多以前，金声就要宦乡为他沟通中共方面的关系，宦乡在香港见到张执一时谈起此事，张就要李正文代表党去南京会见金声。并请宦乡将此事通知金声，告知了接头暗语。
当时局势已相当紧张，李到南京海军部时，那里岗哨密布，警卫森严，金声在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专用的小会议厅和李正文会见，还把桂永清的上校机要秘书游侠叫来介绍给李，说游侠是自己人，早就有意参加革命，苦于找不到关系，他对海军部大小事情都了如指掌，可说是一部活字典，海军的机要都掌握在他手里。
金声和游侠同李正文联系上后的几个月内，两人就经常带着有关的重要情报，从南京到上海在约定地点和李见面，这些情报都经由他们两人作过精心整理和分析，详细而具体地把蒋介石整个海军的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特别是沿海和沿长江的布防计划，包括炮台位置及其兵力、火力配备情况，还有海军部所掌握的其他兵种，如陆军、空军的调动计划和作战部署等都一一列出，有的还用地图和图解形式标出来。这些情报立即由上海地下党派人送往苏北解放军指挥部。张执一对李正文说：“他们这些情报非常宝贵，是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特别是他们提供的蒋军沿长江的炮台位置和兵力、火力部署情报，对解放军渡江作战的胜利将起到极大作用”。
（四）
1949年初，李正文被派去和以段伯宇为核心的一批准备反蒋起义的国民党进步将领会面。段伯字是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少将高级参谋，1938年加入我党，后失去组织关系，1942年考入了国民党的陆军大学，在该校结识并团结了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同学，经常在一起秘密讨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他们结业后先后分配到了国防部和其他军事机关，都握有一定的军权，彼此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到1948年，他们在段伯宇的引导和倡议下，决定弃暗投明，倒戈起义。大家一致同意寻找共产党的领导，投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段通过他的表弟中共党员温尚煜联系到党的关系，张执一了解了这一切后，决定派李正文和他们联系。
李正文和段伯宇一见如故，通过段，李陆续会见了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于总队少将总队长贾亦斌，淞沪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上海铁路指挥官段仲宇（段伯字的弟弟），伞兵第三团上校团长刘农睃，工兵第四团上校团长王海矯，江苏省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齐国槽，陆军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宋健人等人。
段氏兄弟、贾亦斌、刘农俊他们原来的起义设想是联合熟悉的所有部队约有六七万人在江浙皖三省，主要在宁沪杭三角地带同时起义，时间选在解放军渡江作战时，起里应外合的作用。
在段伯字的陪同下，李正文去了这些部队的驻地，代表上海局策委会和这些要求起义的将领一一见面谈了话，实地了解了他们的实力和情况。然后策委会派遣党的联络员张文藻、周其昌、汪声明、陈景明等同志分别进入贾亦斌、刘农峻、王海崤、齐国楮等部队。
1949年2月间，上海党组织恢复了段伯字长期失掉的组织关系，随后又批准贾亦斌、段仲宇、刘农俊、宋健人等人的入党要求。对这些新党员和联络员，都按地下党的特别组织原则，由李正文单线联系和领导。
但是对他们的联合起义计划，策委会和上海局领导经过仔细分析和反复研究以后，认为条件不足不能实行。因为即使加上我党所掌握的其他所有准备起义的部队一起联合起义，也会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而难以成功，只有各自利用有利时机单独起义、分别行动比较合适。上海党对贾亦斌领导的预干总队特别重视，认为在嘉兴的这支部队虽然受到蒋军的重兵包围，起义难免失败，但也应该起义。因为这是蒋经国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王牌“太子军”，是专门训练素质较高的青年干部，用以配备30个现代化新军来支撑蒋家王朝的擎天柱，可说是嫡系中的嫡系，如果它一旦起义，对整个蒋军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必能达到动摇蒋介石总后方基地的作用，其政治影响无可估量。
李正文在段仲宇公馆向段氏兄弟、贾亦斌、刘农俊等人传达了上海局这些考虑和意见后，很快取得了共识，同时他们对预于总队的起义时机和方法等问题作了详细研究，并立即行动。
贾亦斌回嘉兴后，在联络员张文藻的协助下，在预于总队官兵中开展了准备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大队长李恺寅等一批进步分子也积极配合贾亦斌，在官兵中开展准备起义的秘密活动。预干总队约有近四千名学员，都是一些有文化素质和有思想抱负的青年，他们早就对专制腐败的蒋政权极为反感，决不愿为蒋介石卖命，因此当得知他们一向爱戴的总队长贾亦斌领导他们准备起义时，无不欢欣鼓舞，热烈拥护。
但是反动的副总队长黎天铎向在溪口的蒋介石父子告了密。蒋介石下令撤了贾亦斌的职，总队长由黎天铎取代。贾亦斌和李正文、段伯宇研究后，决定尽量拖延办理移交的时间，以待完成起义的准备工作。但时间紧迫，不宜拖延过久，于是，贾亦斌就日夜留在嘉兴部队里活动，同组织上的联系，则由李正文去嘉兴和贾见面。4月5日李正文最后一次去嘉兴，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李和贾亦斌商定了整个行动计划。
4月7日凌晨，贾亦斌毅然决然地率领预干总队的3000多名官兵，制服了黎天铎和其他几个反动军官，以去莫干山行军演习的名义，把部队拉出去起义了，他们准备和浙西的游击队会合。
起义部队出了嘉兴后，南京国防部和溪口方面同时接到急电：“贾亦斌叛变，黎天铎下落不明”，这对蒋政权犹如一声惊天霹雳。为除此心腹大患，蒋介石急调四个整师和一个军的一部分，以及江浙皖三省的保安部队、交警部队，甚至不惜动用防守“长江天堑”的陆军和空军，以几十倍于起义部队的兵力，设下重重包围圈和堵截线，并悬赏5万银元缉拿贾亦斌。
起义部队在贾亦斌、李恺寅的带领下，浴血奋战，终因力量悬殊太大，寡不敌众，牺牲惨重，终于被打散。贾亦斌逃出重围，身负重伤，历尽艰险，最后在当地群众和游击队的救助下，安全脱险。国民党的报纸则大肆宣传，说他“已被击毙”。李恺寅也死里逃生，回到了人民的队伍。预干总队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一“从心窝里反出来”的正义行动，震动全国，影响深远，是对蒋家王朝的沉重打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伞兵第三团也是蒋介石十分重视的嫡系部队。他们的起义工作早有准备，李正文和刘农峻联系后，发展他人了党，并派去了联络员周其昌，在那里建立了党支部。团副李贵田、副排长孟虎、参谋陈家懋等都是党员，协助刘农俊积极开展起义活动。
起义原准备在解放军解放上海时里应外合，但蒋介石已多次催促该团立即撤往台湾，不能再拖。策委会决定将计就计，让刘农俊打着奉蒋介石之命撤往台湾的幌子，一出海就改变航向，直奔我解放区连云港。
但连云港和台湾的基隆港不同，没有码头，轮船不能靠岸，只能用登陆艇。于是策委会就请段仲宇利用职权调拨了一艘3000吨的美式大型登陆艇给刘农俊。除可以运送伞兵第三团3000多名官兵外，还有数百人的空余舱位。伞兵司令部就又装了一批武器和通讯器材，要他们带到台湾。就这样，1949年4月15日伞兵第三团的起义，不仅给解放军增加了全副武装的3000多名伞兵，还把这些武器和通讯器材送给了解放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起义行动，他们在连云港受到了以谷牧为首的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给他们发来了贺电。
王海嬌的工兵第四团是蒋军中配备最精良的重型工兵团，全部是美式装备。蒋介石和国防部多次命令，要该团撤往广州。李正文通过联络员汪声明并和王海嶠亲自多次商讨对策，最后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声言服从命令向广州撤退。先是制造借口一再拖延，然后在段仲宇的配合下，把工兵的装甲列车和一批重型机械设备装车从上海运到浙赣铁路金华以南地带，便佯称机车发生故障，必须停下来修复后才能南下，故意东一辆西一辆地停散在好几条铁路上，不仅使工兵第四团再也动弹不了，还堵死了浙赣铁路的许多路段，使蒋军南调部队无法通过。蒋介石一再催促，毫无结果，才发现有变，下令撤了王海嶠的职，并派特务到处缉拿他和有关人员。王海嶠和联络员汪声明干脆一起跑往香港并转道去了解放区，下属官兵则分散隐蔽起来，使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这批车辆和装备始终在浙赣路上躺着，直到人民解放军到来全部接收。
在协助伞兵第三团起义和工兵第四团堵塞浙赣铁路阻挠国民党军运的重大行动上，主管上海一带水陆交通运输的段仲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段仲宇还曾机智地保护了铁路职工的大罢工，使他们得以避免特务头子毛森的血腥屠杀，并对许多地下党领导同志进出上海火车站提供了保护性措施。特别是在解放上海战役期间，他率领辎重汽车团起义，加入了解放军，并集中大量汽车组成追击部队，输送解放军追歼蒋军，有力地支援了解放上海的军事行动。
（五）
1949年4月上旬，李正文刚从嘉兴和贾亦斌会面后回到上海，就发现一个姓朱的关系，被捕后叛变，这几天正带着特务到李平时出入的地方搜捕他，情况危急。组织上决定他立即撤离上海去北平。李将一些未了的工作移交给策委会的田云樵等同志，于4月10日化装潜离上海，转道香港到达北平，从此结束了在上海敌占区长达八年的地下工作。
北平已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李正文在那里见到了原上海局书记刘晓，刘这时已被任命为华东局组织部长。刘要李立即随同第三野战军总部南下，准备接管上海。
5月底，李正文回到了已经解放了的大上海，这里已是人民的天下。
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告知李正文，他已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高教处副处长和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的军代表。随后又任命他为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大学的接管工作。
1950年2月，华东局调李正文担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华东革大的校部在苏州，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52年2月，李奉调回上海，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复旦大学是李正文最熟悉的一所大学。在复旦大学工作的两年半时间，是他一生中最为留恋的日子。
1954年秋天，李正文被调到北京高等教育部工作，任政治理论教育司副司长。李一如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