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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尽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天职。当时北大师生齐集法学院大礼堂商议营救办法，蔡元培在询问了学生受伤和被捕情况后说：“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
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当日下午，蔡元培等十四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认为事件“乃多数市民运动，不可让被拘少数学生负责。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
北洋当局认为蔡元培是学潮的幕后指使人，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撤换蔡元培等主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遭众人围攻。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后，蔡元培为承担责任，于8日提出辞呈。同日，北京政府内定由马其昶取代蔡元培，并下达三道命令：查办北京大学校长，将已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整饬学风。其中查办令因傅增湘拒绝副署未能公布。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决定挂冠出走。
5月9日清晨，蔡元培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上海，转抵杭州。他发表出京启事表明心迹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挂冠出走后，北大师生一再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校长，其他院校师生也一齐声援。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同上辞呈，表示与蔡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五四运动的影响播及全国，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工商各界同仇敌忾，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北京政府迫于压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电令中国代表团从缓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千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他认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这三个“不”字，真是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五四运动的目标实现后，各校秩序恢复，因蔡元培拒绝回任，北京大学群龙无首。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因学生反对不能到校。北京教育界及北大师生派出代表，到杭州恳请他回校。蔡元培回忆说：“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最终应允复职，只做北京大学师生的校长。他向全国学联代表发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忠告，并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提出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9月20日，蔡元培重回北大视事。到校后，他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重申民主治校的理念：“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7年离任，其间因出国考察等原故，实际主事五年半，后期多由蒋梦麟代理。他在十年半的任期内，因各种政治原因，曾七次提出辞职，毫无恋栈，足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育官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李石曾等的推动下，成立了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出任院长，在全国推行大学院区制度，以贯彻他的“教育独立”构想，但实行两年后，即在国民党内外各方的反对下归于失败。此后，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逝世。
抚今追昔，蔡公何在？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国大江南北之时，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生命之火燃到了尽头。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赍志以殁。
蔡元培的道德文章和教育成就，得到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推重。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先后发来唁电。3月10日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灵柩，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中央研究院同仁挽联是：“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3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持。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为蔡元培举行国葬。
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发表追悼文章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他评价蔡元培的人品气度说：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这些话并非溢美之词，从微观的角度观察，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动的一场学潮，而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以及李大钊、鲁迅等，则并非这场学潮的实际发起者，对学潮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三位新文化巨人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蔡元培执掌北大，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舞台和人才。这一代19—20世纪之交中
文化对撞背景下产生的精英，是无法复制的。
五四纪念年年有，今年正值九十周年。新文化运动已离我们远去，尊孔读经又回来了，学术大师只见背影，诺贝尔奖纪录为零，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积重难返。当人们高标科学发展观，并重新认识民主这个“好东西”时，反思中国的教育，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蔡元培那样的真正教育家——还会有吗？
2009年3月25日风雨读书楼
（作者系北京作家）
（责任编辑 李 晨）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宋以敏 字数：2797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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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战。他要搞对华战争，进行亡华之战，我觉得不容易。他的决心不容易下。同时，苏联人民以及相当多一部分干部，对我友好之心未灭，希望同我们友好。单看领导集团亡我之心不死是不全面的。”可惜他的这些正确意见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中并未得到响应，而且还受到批驳。
胡耀邦也很早就注意不要在宣传上老讲“战争不可避免”、“准备打仗”之类的话。认为这些话不但不符合实际，在世界舆论中显得孤立，还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专谈外事工作的会议上，他就说：“维护世界和平这面旗帜，我们必须高高举起。”由于胡耀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早有明确认识，所以在其他领导人和主流舆论还在不断谈论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明确指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当然，由于中央领导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还存在分歧，他对和平的观点虽然成竹在胸，报告中也还须提得面面俱到一些。不过在国际问题研究界却把十二大看成了分界线：在这之前的中央提法是战争不可避免（只能争取推迟），之后已变为和平可能维护了。宣传上，也从此显著降低了战争威胁的基调，而主要是讲和平了。
（三）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是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张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胜利后，支援世界革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到了晚年，他更进一步认为世界革命中心已移到中国，他也已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支援世界革命也就更公开更积极了，多次表示我们为援助外国革命“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直到1975年7月他还对泰国总理克立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邓小平在文革后的1978年3月31日，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也说，“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但是胡耀邦文革后的认识就不同了。1977年5月他已公开批判反“苏修”、支持世界革命的《九评》，说，“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的，这个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他还问道：“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
根据列宁解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是要一国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二是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本身就是输出革命。中国党在十二大后已不再多提国际主义，十三大起更明确地正式放弃了这个口号。其实。胡耀邦在1979年3月11日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就提出要改变对外宣传。例如他说，“宣传国内的东西，目的究竟是什么？过去讲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我看这是大话，现在不宜这么提。”“我们要实实在在地规定我们对外宣传报道的任务，不要硬去加上什么‘提高左派思想’呀、‘争取中间群众’呀、‘分化上层人士’呀……我们搞对外宣传，主要的还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为了创造有利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际条件。”
在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不只是说说而已。十二大后，特别是小平同志改变看法后，中国在实际行动上也停止了对世界革命的援助。例如，邓小平采纳李光耀的意见，中断了同东南亚各国党的关系，停止了对它们的各种援助，包括关闭马、泰共在中国的广播电台、撤出为缅共创建的解放区中的中方人员等。再就是不但终止了对越南的援助，也单方面废除了一切援阿（尔巴尼亚）协定，立即和全部撤出中国专家。这就使整个对外经援数量从1973年最高时占我国财政支出7。2％，降到1％左右。
以上这些都说明，胡耀邦对于作为时代特征的战争、和平与革命的问题，早就有了清醒的和十分肯定的认识。这还可以从他以下的回顾中看出来。1986年7月20日在河北省委召开的承德学习会上，他就国际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和平与发展，独立自主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