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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原为现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已，何可归功于一人。只是胡适之是这项外来思想，最有力的启蒙大师。五四以后，大师小师之间也只有他一人，不计毁誉、不论成败而坚持到底。时至今日“胡适”与“自由民主”，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开了。“胡适”这个具体的人名，已足以代替“自由民主”这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他才有足与列宁相抗衡的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将来。
胡先生告诉我，中国传统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师。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响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运用西方逻辑推理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说的。胡先生说，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乃尔大学时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园内的铁索桥上，俯视绮色佳大峡谷，见到山岩被水冲刷成溪的迹象，而对老子以“至柔克至刚”的哲理顿有所悟。
事实上胡适的思想也就是山峡中的流水。它迂回、它漩绕、它停滞、它钻隙……不论经过何种阻扰，它是永远地流下去。溪流冲石，千年万年，岩石总会消蚀成一个大峡谷来。
——这便是胡适的大方向；一个潮流的方向；中国前途的方向。
胡先生最喜读的一首宋诗，大体是：千岩不许一泉奔，拦得溪声处处喧，等到后头山脚尽，悠然流水出前村。这实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况，也是胡适思想终能风靡全国的道理。
疮痍满目的小框框
当然天下原无十全的圣人。我们尾随适之老师顺流而下，但并不是说适之先生所有的教条都是金科玉律。胡适和孙中山先生一样，他跻身圣贤的条件，是他的宗师形象和学术思想的大方向。大宗师如谈起具体的小问题来，他往往也和其他的学者一样是疮痍满目的。
胡适以二十来岁的青年，一日自海外归国，便大讲其五千年文明的优劣而要以一厢情愿的思想改造之，如禁读文言、毁灭方块宇等等，未免是瞻大妄为。至于他的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也只是拾乾嘉之余慧，为社会科学前期的辅助技术而已，谈不到是什么真正的“治学方法”。不过这些都是若干无关宏旨的小框框，瑕不掩瑜。笔者对这些小框框所论已多，不想重复。烘云托月，还希望后来的注疏家去继续发挥吧！尚感读者贤达，不吝教之。
* 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冥诞而作 第十章 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第十章 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教我做research的启蒙师
在海内外大中学里教授文史学科，简直就教了一辈子。行有余力则以撰文；以中英两文著书写稿，至今也在千万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还在不断涂鸦。引句时髦话，说我自己是个“职业史学工作者”（professionalhistorian），大致也不算过分。毕竟搞了一辈子嘛。
俗话说：“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一技随身。”我这个“职业”史学工作者，如果啖饭维生，也有“一技随身”的话，想来想去，这个“一技”，就应该是英语里的research了。
research这个英文单字，近日几乎成为现代学人的口头禅。小至在学术上情窦初开的大一大二的在学青年；老至白发盈头的国学大师，大家忙个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么通义，翻译成汉语，可不大容易。
我个人最初对这一辞汇发现翻译上的困难，那还是大学一、二年级的事。那时我阅读“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语教科书，学会了这个辞。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汉辞典，都把这个辞译成“研究”、“探索”……一类的意思。其实“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盖这个research的英文单字。
“research”是个很具体的治学的法则与程序；而“研究”（正确英译应为study）则是空泛的抽象名词。正如我们日常口语常说的，对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讨论、讨论。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以后的研究法则和研究程序的总名称。这种法则和程序，在我国传统学术里有一些与它有关的零星名词，如“考据”、“训诂”、“由约及博”（演绎）、“由博返约”（归纳）等等，而没个涵盖一切的总名称。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今时近二十一世纪，胡、傅之说已早嫌不足。在当前的“行为科学”里，还有个“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后再找出，大至宇宙发展，小至社会里的酒色财气等等运行的“规律”（laworrules）。严格的说起来，这一整套的法则和运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聪明的胡适把这一套简化成“科学实验室的方法”；这也就是他宣传一辈子的现代化的“治学方法”。虽然以偏概全，也不太离谱。
适之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无意中翻到的。以后就受用了一辈子。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看出来的。
郭廷以先生学会这套“方法”，显然是在清华大学读研究院时，受了蒋廷黻和罗家伦两人的影响。罗是清华校长；蒋是历史系主任。他两位对郭老师都是最赏识的。蒋是哥大的博士，与胡适一个山门出来的。罗则是胡的学生，讴歌胡适一辈子。
我自己开始学“做research”，则是在大学二年级，上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一课，逐渐摸索出来的。那时我已知道这套治学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样翻译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来在比较文化学上，两种语言的互译，一般都是具体翻译易，而抽象翻译难。例如我国道德观念里的“仁”、“义”二字，尤其是“义”这个辞，在英语里就无法直译。《三国演义》上说关云长“义薄云天”。这个“义薄云天”简直就无法翻译。因为在西方的道德范畴里，没有“义”这个概念。因此英文里就没有这个同义字了。要把“义薄云天”这宗汉语道德观念，译成英文，你就得噜噜苏苏，转弯抹角，讲它一大片了。
research这个西方概念，也没个汉语同义字，因为我们原先没这套东西。我学了这套东西，是在郭老师课堂里摸索出来的。至于怎样摸索的，那还得从头说起。
《万有文库》没啥好书
那时是抗战中期最艰苦的岁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国“流亡学生”于一炉的“国立（第八）中学”毕业。接著参加科举考试，竟然考进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战时中学毕业生参加“全国统考”，能考入顶尖的中央大学，那真比满清“乡试”中，考个举人还要难。
我以一个十九岁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穿著草鞋短裤，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敌机狂炸声中，跑到了重庆。头发已两月未剃，初生的小胡须，已在腮上唇边，四处萌芽。加以经年不知肉味，两条腿瘦成两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觉可笑。就这样，我跨入了沙坪坝，那全国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贵的“国立中央大学”；真是板儿进了大观园。
那时全国统考，只考“笔试”，未考“口试”。我考入中大时，首先还要在形式上补考个口试。我乃到历史系办公室的门外去排队候试。当那位助教唤我进去时，我看那上面坐著一位面目森严，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镜的“教授”。我向这“教授”鞠个躬。他头也不点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两眼向我一瞪，问道：
“你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我一下就被问慌了。想不出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只是记得战前我校有一部崭新的《万有文库》。我们师生爱惜它，借阅时，都用手帕包著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说：
“读过《万有文库》。”
“《万有文库》？”教授说：“《万有文库》里，没什么好书！”
“……”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还读过些什么？”教授又追问一句。
“还读过《史记菁华录》。”我恭敬作答。其实那不是在“中学里读的”；是在私塾里读的。姑且举出来搪塞一下。教授闻言还是面无表情。
“还有呢？”教授又问一句。
“还读过《资治通鉴》。”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学时期”读的；虽然不是在“中学里面读的”。
“哪一段？”教授又问。
“都读过，只漏掉一本。”我诚实地回答。因为我家那部《通鉴》丢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挥。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来又向教授鞠个躬，然后缓步退出门外。结束了这场紧张的口试。在门外，我悄悄地问一位似乎更年长一点的同学：这位教授叫什么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气的回答我一声。
抹抹我头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来，犹有余悸。
十多年后，郭廷以老师在我纽约的公寓里吃稀饭——他那时长途飞行劳顿，时差又作祟。有点发烧，在我家休息。后来精神好转时我戏说此一故事。
郭老师居然还完全记得我们那一小段对话。并解释给我新婚的妻子听，为什么《万有文库》里没有好书。
——郭老师的记忆力是天下无双的。他能说出我同班同学每一个人的名字。
口试完毕我就到柏溪分校去报到入学了。
柏溪是中大一年级新生所在地。郭老师那时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级的，所以我就选不到他的课了。只记得他有一次专程来柏溪向我们新生讲演训话，面目还是如许森严，戴的还是那副黑框大眼镜。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来。十分庄严肃穆。至于他那次训了些什么话，我已完全记不得了。
大二，我们就选入沙坪坝了。“中国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课。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师课堂里的学生了。
定远军舰四炮齐发
那时沙坪中大，师生两造的阵容都十分整齐。学生个个都是乡试出身的举人，不用说了。教授阵容也十分坚强。但是中大毕竟是继承明朝国子监：民初两江、东南的国学传统。讲起历史来，内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马行空。
我记得缪凤林老师曾把二十五史“圈点”三遍。胸若渊博，口若悬河。动不动就来一套“汉唐明之往史可证”。他老人家还写了一套长逾千言的白话诗，印发我们诵读。也是开口闭口汉唐明不断的。
金毓黻老师授我们“宋辽金史”，也是一挥千里的。我记得他老人家讲到王安石变法时，把变法条款，一条条写在黑板上，然后逐条评论说：这条很好！那条不好。这时我们在大二，已有几分“胡迷”倾向，对金老师那样传统史学中“赞论式”的史评，已大为存疑。但是在班上师威咫尺，谁也不敢问一声。
沈刚伯老师那时授我们“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袭、粉笔一枝，其外别无长物，但讲起希腊罗马来，却一泻如注。在沈老师堂上，我们向不记笔记，大家只是跟随他那口湖北调，前仰后合，欢声雷动。
在这群天马行空的教授阵容里，郭廷以老师倒别具一格。我记得他上堂时，总是抱著大宗讲义和参考书，另加拐杖一枝。他面目森严地讲起课来更是一章一节，有板有眼，一丝不苟的讲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脚也不蹈；声音亦无阴阳顿挫。他有条有理的口述下去，我们记笔记的，也就头也不抬，眉也不皱，奋笔疾书，他讲啥、我记啥。只要你记得快，笔记并不难记，因其章节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师咳个嗽，我们也可照样记下，不爽丝毫。一学期下来，厚厚的一本笔记，便是一本很详尽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
我特别记得他讲甲午战争，黄海之役那一段。老师说：“……刘步蟾忽然下令开炮，定远舰上四炮齐发，把天桥震断，丁汝昌被摔下桥去，受了重伤……”他讲得像背书一样，声调既无节奏，内容似乎也平淡无奇，但这桩故事，我们记笔记的人听来，可说是惊心动魄。尤其是上一课堂才听的“汉唐明”一锅煮；下一堂课，则是“四炮齐发”——二者之间的“史学”距离，未免太大了。
听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