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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近百年来，日寇之谋我，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我们抗日阵营里，便不那么单纯了。对最上层的领袖们来说，“抗日”往往变成个政治皮球，让他们踢来踢去。
今日青壮年读者们哪知其详？然吾辈老头过来人，回首当年，固知除我辈当时青少年的学生和军人，喊口号出诸肺腑之外，有几个官僚政客党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后来坐了五十年大牢的张少帅」，有几个喊抗日口号，不是为着“倒蒋”（或捣蒋）？——出难题让老蒋过下去昵！“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陈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蒋，让大家都出口气再说。
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来背其黑锅了——打败仗，反正是老李一个人的责任！
何以造成了这种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转型期的末世社会，没个规矩绳墨之可言。再说下去，那便是老李老蒋也不是好东西。他们纵横捭阖、抓权揽位；享荣华、受富贵；扶植死党、包办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在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蒋二人的人缘好得太多了。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雌，一掬同情之泪。冰心女士誉周为“二十世纪第一完人”，固嫌过分；我的一些朋友们，骂周有“妾妇之行”，也是太偏了点。周公逝世时，笔者亦曾有诗悼之曰：“岂忧邦国成孤愤？究为黔黎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妇之行，为的是保护千百位无辜人士的身家性命，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救的亿万生灵，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血肉之躯，舍身而饲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子曰：“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则史家臧否时贤，不能只搞小我的“孤评”。我们对那“自有是非”的社会“公论”（publicopinion），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三期 第三章 为黄海血战平反 第三章 为黄海血战平反
为着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在刘绍唐兄的嘱咐之下，笔者已东扯西拉的写了好几万言，至今还一枪未响，那还成什么战争呢？事实上这问题正在此。
什么叫做战争呢，西人有言曰：“战争”者，“政治”之延续也。不知“战”前的“政治”，空谈“政”后的“战争”，小儿科也。《汉书》上说：“曲突（烟囱——日本人至今还把烟囱叫烟突子）徙薪者无闻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人家说他家的烟囱太直，要失火，应把柴木移开，他不听。等到真失火了，那些焦头烂颉的救火队员，反倒大吃大喝。
我国的战略家，也强调“庙谟”；强调“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诸葛孔明在“羽扇纶巾谈笑间”，大江之上已“樯橹灰飞烟灭”。关张赵马黄跑断了腿，终不若大战略家，扁舟之上，轻挥羽扇也。——隆中一对、天下三分，岂偶然哉？！
甲午打败了，那位责任最大的“李二先生”，被御史们骂成“汉奸”。朝廷也把他摘掉“三眼花翎”，剥掉“黄马褂”，留党察看。
朝中无人了。西太后不得己，又把小叔子恭王奕欣找出来，收拾烂摊子。不久，恭王也病死了。奕欣弥留时，太后着人去问“何可继者”，曾提到光绪的老师翁同和。恭王摇摇头说：罄南山之竹，难书此大错。他责怪翁同和不该主战。——不可战而战，一战而败，八强之一的纸老虎被拆穿，列强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spheresofinfluence）；接着就要“瓜分中国”（cuttingtheChinesemelon）了。
最近老同班黄彰健院士与笔者咖啡叙旧，提到“甲午之战”，彰健也喟然叹曰：甲午之败，影响太大了。大清帝国就垮在这一战。黄公是当今搞甲午下一“阶段”历史“戊戌变法”的权威。从“戊戌”（一八九八）回看“甲午”（一八九四），则这一战是败得太惨了。它也是大清帝国最后崩溃的关键所在。
炮上晒裤，太监阅军
这一战，当然李翁二公皆责无旁贷。不过，他二人究竟只是两个个体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时势。但在那个排山倒海、文化转型的客观潮流中，少数个体英雄，究不能使“历史三峡”改道！
关于历史三峡的具体情况，“身在此山中”的峡中舵手、梢公不知也。但是百余年后的历史家，乘着小飞机，于巫山十二峰之上，飞来飞去，俯瞰江流山势，就一目了然了。——笔者前些年游美西“大峡谷”（GrandCanyon），乘了一架小飞机，穿峡而行，即有此切身经验。我国的三峡，至今还没穿峡飞行的设备。笔者亦尝乘轮而过。在船上摇头四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仰看神女，坐井观天；哪知历史三峡的全貌，是个什么样子呢？
笔者不学，尝一再强调我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便是洋务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甚至也可牵强地叫做“四化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便是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二）。李鸿章搞“四化”最大的表现和成绩，便是他的宝贝“北洋舰队”——从无到有，老李在二十年中把古老落后的中国，在军事科技上提高到世界“八强之一”。成绩不差呢！四十年前我的老学长窦宗一（仪）教授，开始撰《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一九六八年出版），我就随他学习，巨细靡遗，兴趣盎然。自此此书便成我的“三上读品”（枕上、厕上、车上）。三十年来把宗一赠书翻成一团纸球，读犹未辍。
近年我母省安徽且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李鸿章，并正编撰出版“全集”。余亦忝为“顾问”，尾随学习，并拜读不少前所未见之秘籍。年来复蒙中国驻联合国（现驻美）大使李道豫伉俪（瀚章的玄孙）不时召宴，浸成好友。——这位头戴三眼花翎、头品顶戴的现任钦差大臣，在今日国际坫坛，以立场开明，颇享盛誉，大有文忠遗风！所以，李鸿章对我们搞中国近代史的人，还不算太遥远，其影响，犹一触可得。但是，李鸿章毕竟是个悲剧人物。在他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积劳而死之时，可说一生事业全付东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不幸生为这个“第一阶段”的“总设计师”。在这个阶段性极重的历史发展上，第一阶段是不可能“成功”的。
俗语说：“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在那个病愈害愈重的“病头”期问，你当医生不能“着手成春”，你就“倒霉”了。当那位病人已日渐痊愈，在这“病尾”期间，你一碗药下，他立刻下床跑步，那你就是华佗了。
医人医国，李鸿章便是倒霉的前者；邓小平则是“走运”的后者——但希望小平医师有此鸿运也。
因此，李鸿章主持这个专搞科技的“第一阶段”，而缺少个即将到来的“第二阶段”的“政改”（“五化”吧）相配合，科技是必然没有出路的。——一叶知秋，那个有名的“炮上晒裤”的小故事，就可说明老李搞四化的极限。故事是这样的：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其后汝昌率六舰管带刘步蟾等在驻日公使李经方陪同之下，晋谒日皇，备受礼遇。剑履鲜明，威仪棣棣，岂在话下。那时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原为刘步瞻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下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竞在炮上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其实东乡所见还是皮毛呢！八郎有所不知，中国海军于一八八六年第一次在黄海之上“大操”时，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奕譞和李鸿章之间，最重要的检阅官竟是太监李莲英！海军是当时大清帝国最新的护国武装，中华现代化的灵魂，而其最主要的检阅官，竟是一位上无胡须，下无生殖器官的刑余宦宦，也就下太成话了。
能把个无知腐烂的太监放在海军检阅台上作检阅官，那么在主力舰大炮上晾几条裤子，也就微不足道了。
总之，长话短说。建立现代海军，参加列强的军备竞赛，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只搞科技现代化，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等，基本上还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要科技先生独挑大梁来救国救民，是救不起来的。中山曰：“破坏难于建设，”但是不破不立。我们不把中世纪落后的遗传从身上甩掉，现代化的衣履是穿下上去的。老实说，日本人之胜于我者，便是他们善于模仿，把中世纪的东方习俗彻底丢掉，全盘西化，所以西方科技对他们也就一拍即入口了。
“大炮上晒裤子”是个笑柄吗？君不见时至今日，我们的唐人街、中国城、华埠，哪一个下属于各该都市中最脏最乱的（可不是最穷的）ghettoarea呢？！今日仍然如此，何况当年。只是西人暗笑，我们自己不笑就是了。
其实裤子只是一件形而下的小东西，至于形而上的落后遗传就说不尽了。我国海军当年便被“省籍情结”这个“区域主义”的魔鬼牢牢缠住而不能自拔。前文已言之，当年海军将校几乎是清一色的福佬。那位“浮游于诸闽之上”的总司令安徽佬丁汝昌，有时就号令不行，一筹莫展。那位饮誉至今不衰的邓大人邓世昌，即是个浮游于诸闽之中的老广。他的英勇殉国的悲剧（见下节），据说与畛域观念也有直接关系。畛域观念是中世纪中国享有专利的坏传统。它的幽灵至今不灭，今后还有大祸好闯呢！朋友，这也就是我国甲午战败之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啊！
筹韩三策
即当日本正处心积虑侵韩，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中国总理衙门当轴曾有解决高丽的筹韩三策的构想。第一，他们曾提出“郡县化”的方案。企图把三韩属国改成中国郡县；把李氏韩王内迁。仿孔子子孙旧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设立“衍圣公”一类的机构，优待韩王，世袭罔替。此一设计，在满清康雍干盛世，或不难实行。然值满清衰世，列强环伺，那就是梦想了。
第二，干脆把三韩全部开放，造成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之局。庶几利用国际势力平衡，保持韩国独立，以防制日俄等帝国主义一强之独吞。此策未始不可执行，然清室颟顸而自大，亦不能斩金截铁，加以实施；而韩廷孱弱亦下具备独立条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会立即取而代之。
第三，任其局势自然发展，相机行事。此为下策。然清廷无能，只得听任此下策之自然发展矣。
迨韩局日坏。一八九四年夏六月，清廷应韩王之请，始派总兵聂士成，续派提督叶志超率兵干五百名援韩，肋平东学党之乱。日本得讯随即否认韩国为大清属国，并同时出兵八千人赴仁川，以清军为目标，虎视眈眈。
——自此，日政府便不听清方及任何第三国之调处，自组其大本营，成立战时体制，不断对韩增兵至三万有奇。借口“改革韩政”，实则志在驱除清方势力，终结清日宗藩关系而兼并朝鲜。
面对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朝野哗然，庙谟清议几乎一致主战。是年七月中旬，率千余清军孤悬牙山的守将叶志超，亦急电鸿章以“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见《年（日）谱》页二六一，引李文忠公电稿）。然鸿章自知其陆海军之无能，始终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牵制日本，乃转电总理衙门建议接受叶电之“中策”。李氏此电对当时激烈之主战派简直是火上加油。“汉奸李二先生”顿时变成众矢之的。而在此全国主战声中，则以生长深宫，只能听近臣之言，作宸纲独断的二十三岁小皇帝光绪，尤为激烈。
——他的主战情绪，其后竟发展到“赐翁同和、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宝）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