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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三〇六及《要录》页一四四。）
此时端王庄王都有大师兄随侍，随时表演特异功能。据说李莲英曾引拳师去颐和园表演，并于六月九日护驾还宫。太后对拳艺大为折服，并亲自习画“灵符”云云。（散见阿英编《义和团文艺选辑》中，诗文随笔等杂著。）
奉太后懿旨，所有入城的十万义和团，都由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统一指挥；由载漪、载澜等三兄弟从中协助。义和团入城第一步便是去庄王府中“报到”、“挂号”。关于战防的地点和时间，要听候上级“转牌调遣”（见《庚子纪事》）。当时“坎字拳大师兄”便住在庄王府内，上听庄王调遣指挥，下对徒聚发号施令（见“军机处杂件”坎字老团大师兄德，六月二十五日《通知》，载《史料续编》上册，页六一八）。那时众师兄用以杀人的那种形状奇特的“大刀”，其图案后来被洋人摆成ABC字母，用为污辱华人的象征。谁知用久了竟变成一种“东方艺术字”。在今日海外华人小区的招牌上、广告上、名片上，仍随处可见。然使用者已不知其历史根源矣。
杀人放火的收场
试问义和团小将十万人，如今摩拳擦掌，挤在北京城内，意欲何为呢，曰：他们来此为的是“闹教”；为的是“扶清灭洋”。
六十年后，十万红卫兵小将也挤在原处，为的是“造反”，为的是“兴无减资”。红卫兵把革命对象大致分成十等。地、富、反、坏、右之下，笔者这类教书匠名列“臭老九”。七、八百年前，蒙古统治阶级也把我们的社会级别，列为乞丐之上，妓女之下—— 八娼九儒十丐，也是第九等。
义和团把他们镇压的对象，据说分为“十毛”。老毛子、大毛于是遏体黄毛的洋人，杀无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允许退教，不退教亦杀无赦。三毛以下则是用洋货，行洋礼， 崇洋、让洋…… 等而推之。
红卫兵当年要打倒国家主席“赫鲁晓夫”（指刘少奇），揪斗刘邓“走资派”等等。义和团也要杀掉他们的“一龙二虎”。一龙者光绪爷也；二虎者搞洋务的李鸿章、奕劻也。所以迅速窃政的端王，就要自己掌握外交系统，使奕劻老叔靠边站了。据传闻则庄王载勋的阴谋更大，他计划率领众师兄入宫去把一龙干掉。
这还是比较文明的上层。那些设坛长街，十万人摩肩接踵，歹徒再乘间闹事，一呼百应，群众兽性大发，烧杀奸掳，一时俱来，北京城就秩序大乱了。
义和团在北京之烧也，始则逢“洋”必烧。六月十六日拳众在大栅栏焚烧“老德记”西药房。一时火焰冲天失去控制，左右前后，烈火延烧三日不灭，把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干余家矩商大铺（一说四千家），焚成废墟。正阳门楼亦被烧毁。京师二十四家铸银炉厂亦全被焚毁。北京市所有钱庄银行因之被迫歇业。通货既不流通，市场交易全停，一夕之间，北京就不是北京了。（见六月十八日《稳定行市事上论》，载《史料续编》页六〇四。）
义和团在北京之杀也，是从杀教民开始的，他们集体残杀教民的屠场，便是庄亲王府前的大院。在这空阔的广场之上，他们一杀千人。真是人头滚滚、尸积如丘、血流成渠啊。（见《义和团史料》上册，页五〇。）
迨教民为之赶尽杀绝，幸存者则逃入使馆区和西什库大教堂，依附洋人，筑垒自保。教民既绝迹，义和团便捕斩私仇，褴杀无辜。市民被他们以“白莲教”三字狱砍头者，为拳民趁火打劫而烧死戮死者，军团相斗，军军相杀，团团武斗而暴尸街头者，尤不计其数。天热尸腐，臭气冲天，全城鬼哭神嚎。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儿童曾仿制“断头机”（guillotine）为玩具——真正的“以杀人为儿戏”。庚子夏天的北京城，尤其是庄王府前的广场，天天杀人，虽妇女儿童亦所不免，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屠宰场啊！与北京这个屠宰场相比，巴黎瞠乎后矣。
至于庚子夏天发生于北京的奸和掳，则禁军、甘军也是首恶啊！妇女被奸被杀的无法统计。而商户被抢被劫的，则一九九二年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洛杉矶暴动，相形之下，也是小巫见大巫啊！我们的义民和军人，在洗劫北京商民之后，并摆出兴隆的“跳蚤市场”，把脏物公开拍卖呢！（见《要录》页一九〇，引《史料丛编》及《档案史料》上，页二〇。）
抢掉商户不算，像吏部尚书孙家鼐和大学士徐桐那样的深院大宅，也不能幸免。徐桐固为义和团保母之一也。他在被抢之时，义和团小将还把这位“老道”《徐的诨名》拖出公审。八十岁的老进士只得跪地哀求，才幸免殴辱。！当年的义和团小将，似乎比后来的红卫兵小将，还要文明一点。红卫兵打人杀人，“老道”的“太上老君”也阻止不了啊！
总之义和团运动发展至此，是完全出轨了；出轨到四人帮自己亦惴惴不安；他们自己的亲友也性命难保。七月初，清军副都统（一“旗”中的第二位高官）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十三口，竟为义和团寻仇，全部杀害。庆恒是二品高官，又是满族，且系戴勋、载漪的好友，而一家被杀，两位王爷皆不敢深究。终以凶手为“伪义和团”而销案，可见义和团此时的声势了。若非清军打败仗，“八国联军”入京网“助剿”，任义和团如此发展下去。则老太后四人帮本身是否控制得了，犹在不可定之天也。
义和团和各路清军在北京抢够了，杀够了，再分头攻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来助兴。他们已把一半北京夷为平地，另一半则有待于“八国联军”之接班，而继续其奸掳焚杀之余孽矣。呜呼哀哉！我们写历史的人，拿着原子笔空着急。眼看历史一幕幕地重演，又从何说起呢？
*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六期 第三章 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 第三章 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
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中旬，当北京城被十万义和团小将和他们的主使人庄王、端王，烧得烈焰蔽天，杀得血肉满地之时，慈禧老太后对义和团的抚剿政策还是摸棱两可，没个明确的抉择。她对那日夜逼她在和战之间表态的西方列强，更不知如何是好。老太后并不是个胡涂人。她知道义和团那套魔术既不能扶清，更不能灭洋。虽然她自己也在日夜“ 念咒”。
至于洋人的凶狠，她在做姨太太时代就已领教过了。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秋九月，那时年方二十五岁的懿贵妃，就被英法联军赶出圆明园。据当年西方的传说，她逃得如此惊恐和仓卒，连她最爱的一只北京狮子小狗，都做了英军的俘虏。小狗不知亡国恨，当牠们被奉命前来放火的夷兵发现时，小贵族们还在追逐为乐呢！此一故事或为西方媒体的渲染。但是“狮子狗”这个可爱的小宠物（现在纽约市价至少每只五百美元），和许多东方的珍禽异兽，后为西人所宠爱者，每多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末被烧死的“烈士遗族”。笔者早年留美，在纽约动物园中，就见过源出圆明园的“四不像”。
那时矫贵的懿贵妃，在战火中随夫秋猎北狩。青年丈夫一气殉国。读者们看过大陆演员刘晓庆扮演的美丽的小寡妇吗？她多么可怜。夫仇国恨未报，守节抚孤四十年，到如今还要受老仇人的鸟气。老太后其恨可知；但是其内心的畏葸，也就不难想象了。不幸的是她现在已堕入她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亲贵四人帮的包围圈中，而谋主无人。更不幸的则是正当她在歇斯底里，方寸已乱的情况之下，忽然晴空霹雳，收到一封“蒋干”偷来的绝密情报，说洋人要逼她“归政”，痛哭之余，老太后自觉反正是死，就不如干脆“拚” 掉算了—— 这是一记《三国演义》上“蒋干偷书”的假戏真演。才使老太后决心攻打使馆区， 杀尽在中国所有的洋人。欲知其详，还得从她于六月九日自颐和园还宫说起。
甘军惨杀日本书记
慈禧在颐和园长住时期，她本人原有一支数百人的贴身卫队。他们使用的也是当时最新式的后膛钢枪。但是这几百个青年士兵既然在美女如云的后宫和御园之内，担任警卫，他们如是生理无亏的健壮青年，那就太危险了（后来毛主席在中南海，显然也有相同的苦恼）。所以这支卫队是由太监组成的。太监怎能持枪作战呢？因此慈禧一旦还宫，她就把董福祥的甘军调入北京内城，作为她内城的宫廷警卫。
这时担任北京九门城防的禁卫军和在街头日夜巡逻的义和团大刀队，均在端王、庄王的掌握之中。纵是太后想制止“幸匪”在北京一带烧杀抢劫，已渐觉力下从心。——虽然“拳匪”一辞，仍随时见于“上谕”（用皇帝名义）和“懿旨”（用太后名义）。
甘军是有实地战场经验和赫赫战功的劲旅，非义和团和九门禁军所能望其项背的。所以太后曾一再召见董福祥，慰勉有加。董福祥亦向太后保证，他既能“杀外人”，也能把义和团镇压下去。—— 不用说，甘军就是慈禧的一张王牌了。谁知甘军入城的第一天就错杀了（东）洋人而使太后无能为力。原来董福祥的“甘军”也是西北一支纪律最差的土匪军，视杀人放火如儿戏。如今拱街京师，独承天眷，那就更肆无忌惮了。因此当甘军于六月十一日（阴历五月十五日）奉命开入永定门时，适值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乘车出门公干。双方相遇于途。董军营官乃喝问：“何人？”杉山自觉是外交官乃据实以报。谁知他碰到的却是一支无知的土匪军。未待他说完，这营官便抽刀向前，直刺其腹，就把杉山彬一下杀掉丫。残酷的士兵一拥上前，不但把杉山尸体支解，并剖腹去其脏腑而实以马矢，弃之道旁。
（见柴萼《庚辛纪事》）
杉山之死立刻成了国际新闻。驻北京各国使馆人员和各教堂内的传教士，弄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中国教民一向被拳民呼为“二毛子”，其罪仅次于“老毛子”（黄发洋人），当然更自知大祸临头。而一些仇洋反教的群众则颇为积忿得泄而鼓掌称快。
李鸿章、袁世凯是关键人物
杉山之死不用说在五大洲都引起震动。世界名都中各大报刊的报导，不是头条也是花边。这消息也引起中国皇宫内廷的不安。很显明的，如今《马关条约》墨汁未干；李鸿章在日本被刺的枪疤犹在，怎能再杀个日本外交官呢？
老太后慌了手脚，她除专派荣禄和启秀向日本使馆道歉之外，并召见董福祥与载漪加以申斥。可是福祥的面奏，和载漪的帮腔，终使慈禧内外交煎也处置不了。福祥说他一人如受罚是罪有应得，但如因此把他麾下的甘军激成兵变，则京城治安就大有可虑了。—
—聪明的慈禧当然体会到，这时的“八三四一部队”是抓在他二人的手中啊。他二人如联手不听“老佛爷”的话，则释迦牟尼也无计可施啊！为杉山之死而惩凶的谕旨也只好下了了之。
据说福祥与戴漪从陛见退出时，载漪拍福祥之背，并翘起大拇指，大夸福祥是了不起的英雄奸汉。（见《清史·董福祥传》）
时局发展至此，慈禧显然知道，外御洋人，内安反侧，她已渐渐失控了—— 这时在天津，聂士成为阻止西摩的“联军”入侵北京，双方已打得炮火连天，士成后来终于战败殉国。为抢救此一失控局面，她似乎与荣禄有过密议。二人决定了一个最有效的万全之策！急调李鸿章与袁世凯来京共纾国难。
李鸿章原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受荣禄排挤而去的。但是荣禄没有应付洋人的本领。现在夷情紧迫，他与慈禧束手无策，只好又策动老太后速调李鸿章回朝了。
至于袁世凯，他本是荣禄的死党。一向对荣感恩戴德、忠贞不二。如今又手握重兵，诛义和团如杀鸡犬，深为洋人所喜。因此如李、袁二人能联袂返京，则荣禄和慈禧所感棘手的一切内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这确是最高明的一着。因此六月十五日军机处便传旨，令李鸿章与袁世凯迅速来京。——这时由于义和团拔电杆，北京与外界电讯已断。然荣禄与袁世凯之间，则“百里加急”的传统驿马，仍可照跑无讹；而袁与南方三督，尤其是与广州的李鸿章，则电讯日夜不绝。
百年回看水晶球，当时如李、袁应召返朝，则我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八国联车”这项国耻，或可消灭于无形。不幸的是，西后把召袁之命随即取消，转而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