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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方面，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 Geor ge Gordon ）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廕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 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敦习来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枪上肩”…… ，没个洋人来敦，哪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例细论之。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懦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i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日：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附注】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还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蒋虽视法律为具文，究竟还有一部《六法全书》。毛公则六法皆无！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连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没有，却瞎扯淡说什么“无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笔者所强调的“转型”问题了。
——老法律丢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来，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坏的模式。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 “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宇，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
——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
——十七、八世纪的法王路易十四就挂过头牌；十九世纪英吉利的维多利亚老旦也唱过太阳不落；二十世纪美国的威尔逊、罗斯福， 不也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纪我们“支那曼”中，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李世民、爱新觉罗玄烨，来压压阵、坐坐庄？
——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现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是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
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
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候补道”当时是可花钱买的。关节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补”。但这种“捐”来的官衔，是为科甲士林所不齿的。刘铭传的儿子，就因私下捐了个候补道，受了爸爸严厉的体罚，而羞愤自杀的。见上引《年谱》。）所以袁世凯的“温处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辖温、处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档案中，显示有“缺” （要是现在就用电脑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员“开缺”（离职），或根本建而末置， 或置而后撤；既缺则这一名额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谓未实授者，就有语病了。—— 清制中的“总兵”（师长）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额也有地方头街的。但是有些总兵，竟不知他那头衔的“镇”（地名）在何处呢！
再者，袁之练兵小站，实是众望攸归的结果。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不成的呢！—— 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对“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攀援权贵而来，是有欠公平的呢！
汉末政论家许劭（子将）评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大笑，认为评得对（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据说袁得势时，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为忤，且大为得意，认为比得对。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对袁公为“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大致是没有二话的。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治世之能臣”呢？
——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劝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对袁之干才，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读者知否，论人品论学识，“ 六君子”（如刘师培、杨度等）都不能算是坏人呢！陈公洽虽在台湾出了纰漏，但他也是国民党高干中，极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笔直书”，都不应以人废言。
鲍尔、包尔达、袁世凯
有的朋友或许要问：袁世凯连个秀才也未考取过，更未进过军事学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军事知识，能独当一面去训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呢？
曰：袁君起自行伍。军事知识得自实际经验呢！
再问曰：现代化陆军是一种科技专业，行伍老兵，焉能胜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当年中国可也，在目前美国犹可也——君不见刚离职不久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华盛顿只有三星）、在越战和波斯湾之役均战功赫赫、将来还要问鼎白宫的黑人大将之鲍尔（ Gen。 Colin Luther Powell） 将军哉？鲍尔非西点产也；与孙立人母校之维吉尼亚亦无缘也。此公行伍也。忆五零年代中，笔者在纽约市立大学教夜校糊口时，鲍尔斯时即在敞校上学，系一成绩劣等之学生也。彼亦从不讳言其在母校为“全C生”（straight “C” student）。余近读畅销之《鲍尔回忆录》，讶其四十年来作文并无大进步。设回母校重读，仍难免其为“全C ”也。鲍君时在纽约市大（C。C。N。Y。， C。U。N。Y。）参加学生“备役训练”（R。O。T。C。）。毕业后入伍为伍长，初不意四十年中累迁，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混帐的《纽约时报》，瞧不起鲍君，暗笑他为黑人幸进。
——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行伍幸进哉？！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而被媒体揭露，竞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Adm。 Jeremy M。 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包尔达少年为一顽童，不容于父母。十七岁时（一九五六）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麾下节制将士凡四十七万人，战船千艘。初不意以误佩两枚“V”字勋标，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早年留日的文武学生
袁世凯在一八九五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七千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敦习之外，并于廕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
此后中国南北诸省分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回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敷，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士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学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和“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
——“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作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老总统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尝涉足“ 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于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
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严然“ 将军”也。
【附注】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狗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连甚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