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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影响还是持有乐观态度。
虽然阿多诺的研究令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和广播业的业主十分不满，但拉扎斯菲尔德还是对他做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包括为他进行辩护和争取使他的研究得以继续的资助。拉扎斯菲尔德在这次合作中扮演了重要的沟通者和连接方法论桥梁的角色。1941年，为回应霍克海默的《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一文，拉扎斯菲尔德写下了《评行政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提议在“美国传播研究”名下，不应仅是他自己的“行政的传播研究”，还应有批判的理论。这一想法寓意深刻，因为直到现在，在相当部分的研究者看来，“美国传播研究”基本上是美国经验主义传播研究的代名词，实际上，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美国批判学派就与经验主义纠缠在一起了，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在六十年代评价说，美国批判学派“人数虽少”，“却很有权威。”（＇美＇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战争结束后，拉扎斯菲尔德又一次向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敞开了大门，他想尝试双方就广播研究等问题的再一次合作。
作为批判学者的阿多诺在此次合作中也有收获。在合作之前，这种经验主义的实用型方法对他是完全陌生的，他也因此才会产生震惊之感。有过这样的“第一次”经历之后，在以《权威人格》为名的经典研究中，阿多诺不再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了。相反，他从方法上和内容上都逐渐认可运用抽样调查和个别访谈等形式收集资料，并认可运用经验的方法对资料进行量化工作。因此，在批判的构架中应用经验的研究方法来探讨社会现象，就成了新时期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可以接受，至少在某些场合下可以接受的方向了。
三、方法论的启示
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合作没有成功，与他们两人在观念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有很大的关系，学者们对不同方法论的坚持并没有优劣之分，归根结底，方法论也只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学者们各取所需、各有所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无论是批判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范式，而且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拉扎斯菲尔德作为经验主义研究的大师，其学术生涯给了我们一些有关方法论的启示：
1、学术研究是要在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社会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广阔的环境，如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能够契合美国社会的需要，而阿多诺则很难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但当阿多诺回到德国，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又得到发展。
2、拉扎斯菲尔德作为一个来自欧洲的学者，他的某些背景与阿多诺有极其相似的地方，但他的思想和研究能够很好地适应美国社会而没有与之相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年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大学受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他带着这种影响来到美国，从而与美国的经验主义结合在一起。
3、拉扎斯菲尔德一直想促成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的合作，这与他的思想认识有关。他是犹太人，在希特勒“反犹主义”的压力下逃亡到美国；早年在维也纳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制度不满，在研究中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这些都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阿多诺）极其相似的地方，所以从他的视角来看，他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批判学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他们思想
中的闪光点，所以他没有排斥批判方法在研究中的介入并一直想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4、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纯经验主义的，其实他在潜意识里也存在着批判的思想。拉扎斯菲尔德被评价为是“美国最有影响的社会学方法论家”，但是他“觉得不知怎么的却处于美国之外，是一个边缘人，从来没有位于事情的中心”，他觉得他自己并没有完全地融人到美国社会中，他甚至认为他所进行的有关市场的研究是低级的行为，而这正是批判学派对经验主义的批评所在，他在研究中也不断地尝试着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结合起来。
或许拉扎斯菲尔德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作为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一座桥梁。在自传中，拉扎斯菲尔德写道：“当我的学术生涯开始时，欧洲的社会科学被哲学和思辨的思潮所支配……与此同时，美国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支配着知识界……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为一个连接的齿轮。一个欧洲的‘实证主义者’是一个稀奇之物，受到那些对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微妙趋势有所意识的人们的欢迎。”拉扎斯菲尔德试图建立一座通向批判的学术思想的多元桥梁，希望它与美国式的经验主义研究的融合，将其作为“对于解释已知的事情与寻求新资料有用的那些挑战性问题和新概念”的一个源泉。他认为，批判的学术思想对于提出能为经验研究者们所用的挑战性问题和新概念来说是有帮助的。他这样说道：“如果有可能按照批判的研究来制定一种能与经验的工作相结合的实际的研究工序，那么，涉及的人、要处理的问题，以及最终这项工作的实际效用都将极大获利。”由于与霍克海默、弗洛姆、阿多诺和“社会研究所”的其他批判学者的私人关系，拉扎斯菲尔德非常熟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他认为这一工作值得引起美国学者的更大注意。尽管拉扎斯菲尔德的这一做法不为经验主义研究学者所理解，尽管许多批判学者不赞同拉扎斯菲尔德试图要他们发挥作用的那种角色，尽管从表面上看来拉扎斯菲尔德关于建造沟通方法论桥梁的尝试最终失败，但他的这种尝试为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吉尔兹曾经说过：“学科研究需要有开阔的视野，通过综合性的发掘而形成新的理论框架。”拉扎斯菲尔德为经验主义研究本身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创新，又尝试着进行经验主义与批判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合作，这种新的尝试和突破在传播学研究史上是影响深远的。
寻求一把打开世界和平之门的钥匙
■ 李兴亮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Five Epochs of Civilization：WorldHistory as Emerging in Five Civilizations，以下简称《文明史》）出版以后，在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争论蜂起。事实上本书从传播学视角论述世界文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得人们将它放到传播学书架或历史书架上都完全有自己的理由。
一种理论的建构往往有自己的核心理论概念。在本书中，著者着眼于历史性的纵向视野和全球化的横向视野，以“传媒技术”的发展为前提、以“文化变革”为线索、以“历史维度”为依据，把世界文明史分为五个阶段。本书最可贵之处在于，著者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技术”的概念（cultural technologies）和“世界五大文明”（Five Epochs of Civilization）的学说，并追寻这“五大文明史”的发展轨迹，全面阐述了长达五千多年的世界文明史，使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文明的兴起和消亡。
麦克高希对人类文明的界定是以传播媒介为前提的（munication media）。在《文明史》一书中，“基本的论题是每一种文明都有一种占据定义地位的文化技术。”这种“文化技术”本是各类传播学论文探讨的基本对象。它可以是表意文字（ideograms）、音标字母（phonetic alphabets）、印刷技术（pnnting）、电子影像（electronic images）、计算机或数字技术（and puters or digital technology）。在每一种文明中，麦克高希努力展示每一种文化技术是如何形成价值体系和政治环境的。而这些文明的价值体系过去习惯被认为建立在领导者的意志之上。其实媒介（或技术）与人类文明的紧密联系不难找到学理依据。比利时经济学家欧雷斯特·曼德尔曾经指出必须建立资本积累过程和技术革命逻辑之间有力的相互关系，而且他将工业革命的相继阶段和第一、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相继阶段很广泛地对应于机器体系的发展。如果说孤证不足以定论，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在加拿大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哈罗德·英尼斯那里找到以传播媒介作为文明的承载方式的论述。不过英尼斯正好相反，他是在人类文明形态中考察传播。英尼斯认为，传播媒介是一整套传递和贮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有关技术手段。所有的文明都由知识、思想、习惯、实践、仪式、艺术等组成。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组织的转化、主体性的新形式和知识的重新组织，都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麦氏认为，现在是电子影像技术时代，与这一文化技术相应的时代特征是娱乐产业和通俗文化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切都应该编织进统一的世界历史之中为一个主题服务：我们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娱乐占优势地位的文化的表征在二十世纪晚期至今发挥着强烈的吸引力。通信技术已经广泛地影响了美国娱乐界并向世界地区传播，这种超越国度的文化成为世界性的文明的基础。今天的报纸大多刊登餐饮、理财、音乐、消费倾向、生活方式之类的文章，就是对“学院派”学者们讨论的“文明”不感兴趣：总之，一种以娱乐为中心的文明形式早巳取代了过去的文明。
“学院派”历史学家显然难以接受这种观点。对他们来说，将“娱乐”作为当下文明的“主旋律”来处理未免太惊世骇俗也近乎玩世不恭：美国有一个研究世界文明史的学者出版了一本书，认为麦克高希关于文明的提法是“愚笨的”（goofy），是蠢得好笑和懒于思考的结果。他们甚至认为麦克高希没有权力如此使用“文明”一词，理由是这种使用方式只会产生“误导”和制造混乱。
产生观点分歧的原因恐怕主要还在于论者探求历史方法上的相互差异。面对“学院派”的批评，麦克高希认为他们的反驳本身证明了他本人理论的正确；“六十年前，当阿罗德·汤因比领先从事比较文明研究的时候，公众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人们随便在流行杂志和报纸上就可以看到相关论题的讨论文章。现在人们再也没有这种兴趣了。”麦克高希认为，尽管权力组织和文化技术都是文明中的决定因素，但以文化技术的回顾作为开始可能更好。当然从社会的角度看，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是那些重要的战争、统治者的传承和别的影响政治的事件。然而这种探求历史的方法在今天，它的意义已经不再重要。在过去，国家的命运系于统治者发动的战争的胜利。但是现在，人们在道德上与他们的政府分离。“我们谴责阿道夫·希特勒，但却帮助德国人民从希特勒打着德国人民的名义发动的战争中恢复过来。”他说，“对人们来说，如果他们个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同那些庞然大物的结构，那么政治帝国的历史会有意义。否则，世俗力量的积累也就会成为过去常说的‘异教徒的无益重复而已”’。
麦氏认为，传统的历史采用编年体的方式记载王朝的大事必然牵涉到主要的政治领导者，这种历史总是“自我取向”的。美国人倾向于积极地描述美国的历史，中国人倾向于积极偏向于中国。法国、俄国、阿拉伯和其他民族当然都不会例外。这种历史处于政治的操控之下。强大的政治势力要求官方的史书美化他们。对于这种历史写法，麦氏认为，“大多数美国历史学家都深受其害”。坦白地说，麦氏的这种“历史哲学”对历史宏厚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高深，因为我们早有梁任公的昔日历史乃“帝王将相家谱”论，史官尤需有“三德”之类。但是其知也易，其行也难。其症结还是在于历史学家很难摆脱“家谱”的操作方式，同时也摆脱不了“成王败寇的二元模式”。但是，以“传媒技术”发展为前提，以“文化变革”为线索，“世界文明史”面目焕然一新。
麦克高希指出：世界历史不会围绕某一个人的旨意行事，也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政府、社会制度、宗教和种族价值而结束。除非人类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我毁灭，否则人类的历史不会结束。让我们用更加文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吧。因此一种世界文明的成长就是极其重要的事了，同时也是人们停止玩弄那些关于民族、种族、族性、性别和宗教利益的小把戏（the petty games）的时候了。无休止的兴亡递嬗带来的只能是一无所有。在这里麦克高希实际上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