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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德遭遇国王警告
■ 梁志学
康德生活的时代，我们现在很能理解。对于在莱茵河彼岸如火如荼地开展的伟大革命，他只能在与友人会聚中慷慨陈辞，论证从专制到共和的合理性；在讲坛上，在论著中，他是绝对不谈这个课题的。他进入了远离政治的宗教哲学领域，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但这也同样给他惹来了麻烦。
这件事发生在“三大批判”完成以后。1791年，在柏林就有人传说，书报检查机关向普鲁土国王威廉二世暗进谗言，建议禁止康德发表著作。不过，这毕竟是谣言，因为当年康德还在《柏林月刊》上发表过文章。但在1792年康德要发表文章，却受到了当局的阻碍。他先后给《柏林月刊》寄去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刚通过审查，第二篇就遇到了这个国王新发布的加强书报检查的命令。命令中说，大家都看到了一个伟大国家发生的悲剧，在那里，过度的思想自由导致了国家根基的崩溃。结果，不仅后一篇没有通过审查，连前一篇也被禁止发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康德便将这两篇文章索回，与他新写的两篇合到一起，以《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为题，送往崇尚思想自由的耶拿大学哲学系审查，终于在那里获得了印刷许可证。
《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柯尼斯堡1793年）的发表，获得了革新派的欢呼，同时也引起了守旧派的反对，甚至有小道消息说，国王已经致函宗教与司法部部长韦尔纳，表示再也不能让康德贻害人民的著作存在了。书报检查机关仍在大力贯彻取缔言论自由的措施，不仅查封刊物，而且限定了教学课程。康德密切地注视着这种事态的发展，同时也给自己准备了后路。他在1794年5月写给《柏林月刊》主编比斯特尔的信里说，人生是短暂的，自己已经年逾七十，希望在地球上能找到一隅之地，在那里安度晚年。
如果说康德晚年在1793年9月发表的《理论上正确的，实际上行不通》和1794年4月发表的《月球对天气的影响》，还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的话，那么，他在1794年6月发表的《万物的终结》则引起了轩然大波。封建主义卫道士们猛烈抨击他，说他诋毁了基督教教义；在社会上普遍地流传着一个来自官方的消息，说政府将让他做检讨，或让他辞职。有一位在不伦瑞克担任公职的友人，为他的处境担忧，诚恳地请求他到那里避风，他还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并没有犯法，那种传言实在不足畏，因而婉言谢绝了这个请求。
书生毕竟是书生，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者们是不可能按照法律办事的。10月12日，一封由韦尔纳奉“国王陛下的特别命令”写出的申斥信寄送到了康德的寓所。信中写道：“我们的陛下很久以来就怀着很大的不满，看出你怎样滥用自己的哲学，去歪曲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的一些主要的、基本的学说，看出你尤其在你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和其他短篇著作中怎样做过这类事情。我们一直期待你做出某种改正，因为你本人必定清楚，你的这种作为怎样不负责任地违背了你作为青年导师的职责，违背了你清楚地知道的我们国君的旨意。我们要求你尽快做出十分认真的辩白，并且为了避免失去我们陛下的恩宠，期望你今后不要再犯诸如此类的过错，而是要按照你的职责，运用你的声望和才能，使我们国君的意向日益得到实现；否则，你执拗不改，肯定会招致不愉快的处置。”
康德对抗基督教正统神学，倡导理性宗教，触动了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终于受到了惩治。我们当然不知道他在收到申斥信时怎么想的，但他立即做出了书面回答。康德在回信中一方面否认自己违背了国王的旨意，认为自己的那些受到指摘的著作不过是在学术界内部对宗教所作的一种哲学考察，旨在确定宗教怎样才能纯洁而又有力地注入人们的心灵；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向国王写出这样的“誓词”：“作为陛下的忠实臣民，为了避免嫌疑，我将绝对保证完全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
虽然当局考虑到康德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还不敢罢免他的大学校长职务，但一个人出事总会牵连他周围的很多人。果不其然，当局把柯尼斯堡大学的神学教授和哲学教授都看成了可疑的反对派，勒令他们宣誓不读康德的宗教著作，不讲康德的宗教学说，并且还要他们在自己的誓词上签字，以示今后绝对负责。
不过，这种箝制言论自由的措施并没有维持多久。1797年11月威廉二世就去世了。在当时的法国，广大人民在经历了君主立宪、共和制度和恐怖主义以后，生活并未改善，已失去了过去那种政治热情，而热月政变后的督政府已经陷入种种危机之中；在当时的德国，对法国革命持批评态度和失望情绪的知识界人士日益增多，并且在驱逐法军的战场上接连告捷。于是，新即位的威廉三世废除了过去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而康德和他的同事们也就又重见天日了。他发表了《科系之争》（柯尼斯堡1798年）一书，在“前言”中公布了威廉二世的申斥信和他自己的复信，解读了他在复信中的伏笔：他是“作为陛下忠实臣民”写出那种誓约的，只是在威廉二世陛下有生之年，而并非永远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
对于康德在受到惩治时的这种表现，当然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有一条真理恐怕是颠扑不破的：真正的哲学家不是没有好死，便是遭受压制，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幸的是康德比那位普鲁士国王活得久，没有像有的哲学家那样终生受压。
想象的中国白马王子
■ 李兆忠
1924年，旅美归来不久的张闻天，写了一部以新大陆为背景、中美少男少女的恋爱纠葛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旅途》，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爱情”的先河。（本文所引《旅途》中的段落，均出自《张闻天早期丈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页码不另注）
跨国恋在留学生写作中始终是一个敏感的主题，由于“弱国子民”、文化差异等诸种关系，这种描写总是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性苦闷、爱饥渴、自杀、疯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然而，《旅途》却脱离了这种套路，中国学子由命中注定的失恋者，一变而为东方的“白马王子”。这种叙述，在二十世纪上半的中国留学生写作中非常罕见。
《旅途》的故事梗概是：中国学子王钧凯带着不可救药的苦闷与心灵的巨大伤痛——当然由封建礼教造成，自我放逐到美国，在西部亚罗镇的工程局从事一份紧张而单调的工作。在那里，王钧凯得到了纯朴善良、热爱东方文化的美国同事克拉先生一家的善待。克拉先生的独生女儿，健康活泼、年轻貌美的安娜小姐，被王钧凯不凡的举止与高贵的气质征服，对他一见钟情，关爱有加。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使中国学子从颓丧中摆脱。对故国女子蕴青的那份刻骨铭心的爱，使他无法移情别恋，他有意地疏远安娜，让紧张的工作麻痹自己。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在一次克拉先生举办的家庭舞会上，王钧凯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兰西文学科的女学子玛格莱相遇，刹那间撞出心灵的火花。在这位气质高傲、有一双火焰般大黑眼睛、思想激进的美国女子面前，中国学子的感情防线一下子自动消失，同样，对这位东方学子身上那份美国青年少有的深沉与脱俗，玛格莱也产生强烈的共鸣。宿命式的爱，不可阻挡地成长起来。玛格莱与王钧凯在爱情上有类似的伤痛：前者是金钱崇拜的受害者，后者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在精神上更是心有灵犀，同嗜欧洲浪漫主义文艺和清风明月的大自然。现实的黑暗不公，使他们崇拜革命，崇拜破坏，崇拜所谓的“力”。在玛格莱的衬托下，美国中产阶级趣味的安娜小姐不能不显得庸常、浅薄，使这位中国学子完全忘记了安娜的存在。就在这期间，安娜因不堪失恋的痛苦而投湖自杀。王钧凯得知后痛不欲生，深深地自责，更加坚定了献身革命的决心，他与玛格莱约定：两人同赴水深火热的中国，参加革命斗争。不料玛格莱临行前病重，竟死于与王会合的途中。中国学子化悲痛为力量，一人回到祖国，接受血与火的洗礼，在民族独立的战斗中英勇献身。
一种新的时代精神预设了这种构思方式。作为一个具有革命家气质、得时代风气之先的青年，张闻天将一种时尚的革命理念及时地倾注到自己的作品中。两个美国女子，一位美丽单纯，健康活泼，崇尚世俗享受，另一位气质优雅，思想激进，痛恨现实的金钱社会。这从她们的外貌就可看出，一个是“面色红润，眼睛深蓝，黄金色的卷发如像赤练蛇一般盘在她的头上，身体健全而窈窕，穿着一身丝织布制的长衣。”而对另一个的描写则是：“她的面色微带苍白，黑色的头发如像乌鸦般盘在她头部的后面。她的态度显然和克拉小姐不同，她很沉静如像风平浪静时的太平洋。然而从她的漆黑眼睛中，那闪耀着的神光不就是热情的火焰吗？不就是风涛澎湃时的太平洋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代表。中国学子拒绝了安娜，接受了玛格莱，实际上是对历史选择的一种隐喻。
张闻天游美之际，正是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留美之时，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美国。然而张闻天的笔下，全然没有闻一多式的“弱国子民”的激愤，和梁实秋的那种“咸水鱼投在淡火里，如何能活”的悲哀，也没有他们的对美国现代机械文明的恐惧。
一个具有革命气质的中国学子，此时就显示出不同于一般中国留学生的自信和自负，初出国门的王钧凯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他就开始了对美国的现代文明的批判，在中国学子高傲的灵魂面前，美国一切足以骄人的现代文明成果都黯然失色：美国的戏院，只能给人一些肉体上的快乐，“他们把妇人差不多赤裸裸地献出来一个一个给你看，但是你所看到的也只是一团一团的肥白的肉而不是—个优美的具有人格的希腊式的妇人。他们把他们的音乐队差不多全体放在台上，差不多把所有新式的乐器全体拿在手里，但是他们所吹出的还不过是那些刺激你的神经使你感到一种生理的兴奋的‘曲调’，而不是把你引导向崇高的天堂与柔和的南国的‘音乐’。哦，所谓JASS的音乐——这名称就有些可笑。”美国的出版界，貌似丰富多彩的外表，掩盖着惊人的内容的贫乏，除了让人有趣、开心，没有别的，精美华丽的包装里，是些不经咀嚼、毋需消化的膨化食品。美国的房子虽然宽敞实用，设备齐全，但没有一点艺术晶位，散发着令人厌恶的铜臭。让中国学子略感满意的，只有美国的公园和大学的校园、建筑、图书馆。在克拉先生家温暖的客厅里，中国学子想到的却是：中华民国现在在列强宰割之下，如不自己争气把它造成一个强国，靠人家一点人道主义，一点世界主义来苟延残喘，实在是一种耻辱。
在作者的想象中，这种不卑不亢的弱国英雄的姿态，正是中国学子获取美国少女芳心的法宝，安娜就是在王钧凯侃侃而谈如何救中国的时候，“眼锋”盯上了他，将他当成一个能拯救祖国、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大英雄。相比之下，王钧凯与玛格莱的爱显得更加合理，至少能在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然而对于王钧凯这样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超我”格外发达的叛逆青年，仅仅是情欲层面的两性之爱，是无法令他满足的，两性之恋如果没有“革命”这一崇高的终极目标，无法救渡苦闷的灵魂，反而可能加重这种苦闷。王钧凯拒绝了安娜的爱，就是因为这种爱情停留于“人生的享乐”这一浅薄的层次，缺少一种深沉的精神内涵，而与玛格莱的爱，恰好满足了这种精神需要。而当“革命”成为包括“爱”在内的一切的大救星时，必然反过来消化“爱”，吸收“爱”，甚至吞噬“爱”。至此，“革命”就成了一切，“爱”必须附丽于它，才有价值。在这一点上，作为女性的玛格莱比王钧凯似乎更加自觉，更加坚强，更加义无反顾。安娜自杀后，王钧凯痛不欲生，玛格莱却这样提醒他：“你记好，我们是要革命的，我们不能因为过度的悲伤把自己的身体弄得柔弱不堪……”临终前的玛格莱更是再三叮嘱王钧凯：“你不要因为我的死而丧气……你记好我们的爱情与我们相结合的由来……革命！这是我们的一切……”
张闻天以丰富的想象，演绎了一场国际版的“革命加爱情”。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丝毫“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