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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以丰富的想象，演绎了一场国际版的“革命加爱情”。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丝毫“欲”的气息的精神之恋，尽管作者使出浑身解数，调动了各种场面：舞会、野餐、月夜、瀑布、镜湖、峡谷，贝多芬的《月光》、蒲鲁东的情诗、法兰西恋歌、古诗十九首……当读者期待这场“革命＋爱情”有更实质性的表现时，玛格莱却突然死于非命，让中国学子一人回到祖国，战死沙场。
张闻天于1922年8月赴美，1923年底回国，在美国的时间仅一年零四个月，对美国生活的了解程度可想而知。从张闻天致友人的书信中我们了解到，他在美国的日子很不如意，“弱国子民”的身份，辛苦而机械的勤工俭学生活，使他悲观虚无，中共党史学家将张闻天的这一段海外生活称作“苦闷期”。在1922年11月11日致郁达夫的信中，张闻天将美国当作一个仅仅可供绝望的中国青年避难的场所，本身却是“一样的无味”，犹如“撒哈拉沙漠”，真是惨淡到了极点，其中这样写道：“我现在除了作工半天外，坐在图书馆里情愿永远不出！因为我觉得只有那里的空气比较温暖，比较令人麻醉，一出了那门，我就颤抖，我又觉得我又走到人生的末路！这真是末路，因为这是走不通的路！”在这样的心境下，张闻天甚至说出这种话：“群众是不能改造的，是永远不能改造的，这我早已知道，不过有时高兴的时候也不妨把他们来玩一下，像科学家试验昆虫一样把他们来试验一下，我相信人生根本是无聊的，就是什么文学艺术也都是无聊的表现。所以如其我真有改造社会的决心，那倒是无聊的最好消遣法，可惜我不能，我没有下这个决心的意志。我只在旁边向他们观望着！其实，如其我有下这些的决心的勇气，我早巳自杀了！自杀实是消灭一切烦恼的最好方法！”（《张闻天早期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这个张闻天，与《旅途》里那个自信满满、居高临下审判美国物质文明世界的中国学子，简直判如两人。在一个多月以后给友人的信中，张闻天的虚无情绪变本加厉，称自己现在的生活既无“过去”，也无“现在”和“未来”，甚至产生打道回府的念头——“我不日将抛弃报馆的工作。虽是我要生活，但是我不能做机器。如其我实在没有法子想，我还是回中国。出了中国，我觉得中国是可怀的，犹之别了久亲的朋友，我只有朋友的念头了。人呀！人呀！我觉得你无意义，但是我也觉得只有你有意义。我现在虽不想做学者，但是觉得除了看书以外，也没有别的可玩，这也许是和你一样的。”（《张闻天早期文集》）
“这里的朋友，不知什么缘故。我终交不惯。他们以愈虚伪愈妙，像我这样当然和他们‘交’不起来的了。我要找像你和泽民这样的人，简直找不到。我恐怕在美国永远是孤独的人。女子方面更不可得。总之，都看不惯！外国女子，我底同学，好的不少，但是我是黄人，支那人，我没有资格去巴结他（所以外国女子也是不好的）！”（《由美国寄来的一封信》，《张闻天早期文集》）这段话，透露了张闻天在美国勤工俭学时真实的情感生活，比照《旅途》中丰富多彩的跨国恋描写，这种反差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出于革命家的自负和自恋，作者不愿或者不屑于面对“弱国子民”的现实，作者宁愿另外创造一种“现实”；第二，《旅途》并非依据作者自己的美国生活体验、而是根据二手的故事写成。我当然更倾向第一种解释，无论是中国学子在美国的实际生活情形，还是王钧凯与他的塑造者——张闻天人格上的类似，都提供有力的证据。“艺术”与生活真实的错位和脱节，本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写作普遍存在的现象，而留学生的异域题材写作，由于“弱国子民”寄人篱下的处境和对异域生活、异域文化的深层隔膜，更容易助长这种错位和脱节，其表现的方式也因人而异。如果说郁达夫的《沉沦》从消极的方面极度夸大了“弱国子民／性苦闷”的刚性逻辑，老舍的《二马》无奈的、理智的态度面对这个逻辑的话，那么张闻天从根本上超越了这个逻辑。张闻天的不同寻常在于，他能从异国他乡爱的荒漠里，生长出中国白马王子——革命的白马王子征服美国少女的想象，“弱国子民”的沮丧一扫而空，个人的“小我”消融于扭转乾坤、毁灭旧世界的英雄豪情中。
从艺术的角度看，《旅途》的创作确实非常大胆，仅一年有余的美国生活经验——而且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案头书桌度过，与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期间的距离是不言而喻的；进而言之，假如连语言、文化之类的障碍都尚未克服，又怎么进入异域生活，获得真实的艺术感觉？但从另一角度说，恰好是这方面的先天不足，给概念化的国际版“革命＋爱情”开了方便之门，一厢情愿的中国白马王子才得以登台亮相。当然，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一个艺术不得不充当救国的工具的时代，文学的异化是无法避免的。纵览中国现代文学，有几部作品能够摆脱这种不可抗拒的命运？由于题材的特殊性，留学生写作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旅途》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历史的“灵感”
■ 雷 颐
出生于1881年的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不仅在小说、诗歌创作方面声名卓著，在人物传记、历史特写方面更是名震遐迩，《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就是他的十二篇历史特写集。此书于1928年出版时虽然仅收五篇，但立即就遍及所有学校，印数很快就高达25万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由于茨威格是犹太人，希特勒上台后茨威格的所有著作都被列为禁书，此书自不例外。茨威格本人也于1934年受纳粹迫害流亡国外，这位充满博爱精神的大师眼见战火纷飞，人类彼此互相残杀，最终对人类前途悲观失望，于1942年与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身亡。就在他去世不久，就有出版社在1943年将此书再版，并由五篇增补至的十二篇，以后仍不断再版，至今在世界仍拥有大量读者。逾一个“甲子”仍畅销不衰，足见此书魅力之强大。
茨威格是杰出的作家，对“灵感”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自然体会殊深。他知道，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会始终处于不停的艺术创作之中，而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作往往只是那突然袭来、稍纵即逝的“灵感”之笔。而“历史——我们把它赞颂为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演员——亦是如此，它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新的创造”，“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种惊天动地的“关键时刻”与平淡无奇的“漫长岁月”的关系，实即我们所说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历史究竟是由无数的“偶然性”决定还是由唯一的“必然性”决定，这是史学界、哲学界争论了千百年的“形而上”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为所有人接受的最后结论。或许，那平淡无奇的漫长岁月是为了历史的突变准备、积蓄能量，正如地下奔腾的岩浆，在长期积蓄的压力作用下最终喷薄而出。对个人、国家和民族来说，这种关键时刻的选择，的确是一生一世、存亡兴替。如果说那漫长的悠悠岁月是历史长河底部平缓的深流，那短暂的“关键时刻”就是大河上的惊涛骇浪；如果说漫长岁月是历史幕后的长期练习准备，那辉煌的一瞬间就是历史前台的眩目演出。茨威格这十二篇历史特写，表现的就是历史的滔滔巨浪，历史的精彩演出，是历史的主体——人——在这一瞬间的所作所为。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时，一秒钟作出的决断将使历史的结果完全不同。决定历史命运的滑铁卢战役，就有这样的“一秒钟”。1815年6月中旬，重掌大权的盖世雄才拿破仑与反法联军激战数天，取得一些胜利后却最终兵败滑铁卢，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以后，“滑铁卢”便成为遭遇重大失败的代名词。然而，拿破仑惨败滑铁卢却不乏偶然因素，胆小怕事、惟命是从的格鲁希元帅在一秒钟内作出的错误决定，终酿大祸。
面对强大的联军，拿破仑决定趁其尚未真正结合成形时分而治之，于是定下了先打对他威胁最大的比利时方面的英、普联军。战斗于6月16日下午2时打响，法军主力7万人首先同普军主力8万人交战，拿破仑另派5万兵力牵制英军，他希望能够把英、普军队切开，然后各个击破。在法军的猛攻面前，普军立即溃败，向布鲁塞尔撤退。拿破仑明白普军虽被击败，但并未被消灭，于是抽调了一支部队由格鲁希指挥，追击普军，以防止其与英军会合。
击溃了普军的拿破仑，亲率大军转攻英军，听到普军战败的英军害怕孤军作战，便迅速撤退到滑铁卢方向，英法两国军队在滑铁卢展开决战。这时，被拿破仑击溃的普军重新集结，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滑铁卢附近的英军，一路直接围攻法军右翼。而格鲁希仍在离滑铁卢只有三小时路程的地方寻找普军，但一直没有找到。6月18日上午11时，决定历史进程的时刻到来。激烈的战斗使双方伤亡惨重，英军已无力支持，法军也疲惫不堪，双方都在焦急地等待援军，这时谁的援军先到，谁就是历史性会战的胜利者。这的确是极其关键的历史时刻。黄昏时分，终于从远处飞驰过来大队人马，双方都在祈祷上帝：来的是自己人！那支部队越来越近，双方终于都看得非常清楚，那高高飘扬的是普鲁士军旗！经过浴血奋战，没有援军的法国军队最终溃败。
就在滑铁卢战役打响时，格鲁希的部队就听到一声声沉闷的炮声不断传来，感到大地在脚下微微震动。他们立即意识到重大战役已经开始，由于找不到普军，所以他的几名下属急切地要求格鲁希命令部队“赶快向开炮的地方前进！”增援拿破仑，然而格鲁希只考虑了一秒钟，就强硬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在拿破仑撤回成命以前，他决不偏离自己的责任，前去增援。对这决定历史的一秒钟，茨威格感叹道：“这一秒钟决定了整个十九世纪。而这一秒钟全取决于这个迂腐庸人的一张嘴吧。”“倘若格鲁希在这刹那之间有勇气、有魄力、不拘泥于皇帝的命令，而是相信自己、相信显而易见的信号，那么法国也就得救了。”“在尘世的生活中，这样的一瞬间是很少降临的。当它无意之中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时，他却不知如何利用它。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不过，命运有时也会残酷把人捉弄，让人只成为“一夜之间的天才”。
1792年4月25日，大革命中的法国向普鲁士和奥地利宣战的消息传到斯特拉斯堡。这座与德国邻近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城立刻沸腾起来，到处是激动的人群在演讲、喊口号，要求报名参军。而负责鼓动市民的市长感到还缺一些雄壮的歌曲，便问他认识的一位喜欢音乐的年轻工兵上尉鲁热是否愿意为明天出征讨伐敌人的“莱茵军”谱写一首战歌。鲁热为到处弥漫的爱国热情感染，爽快答应下来：
4月26日凌晨，劳累了一天的鲁热才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开始创作。创作非常顺利，今天在街头看到的一切，自己心中的各种感情，全都汇集一起。似乎不要创作歌词，只要把这一天之内有口皆传的话押上韵，配上旋律和强烈的节奏，即把人民最内在的感受表达出来了。好像也无需作曲，因为战士的行军步伐、军号的节奏、炮车的辚辚声如同最好的旋律。“旋律越来越顺从那强有力的欢呼的节拍——全国人民的脉搏。鲁热愈来愈迅速地写下他的歌词和乐谱，好像在笔录某个陌生人的口授似的——在他一个市民的狭隘心灵中从未有过如此的激情。这不是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亢奋和热情，而是一种神奇的魔力在这一瞬间聚集起来，进发而出，把这个可怜的半瓶子醋拽到离他自己相距千百倍远的地方，把他像一枚火箭似的——闪耀着刹那间的光芒和火焰——射向群星。”
第二天早上，他急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