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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火箭似的——闪耀着刹那间的光芒和火焰——射向群星。”
第二天早上，他急忙带着创作好的歌曲赶到市长家中。当天晚上，在市长的客厅里为那些经过仔细挑选的上流社会人土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曲。客人们出于礼貌客气友好地鼓了掌，市长夫人在给亲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只是她丈夫为了社交想出来“换换消遣的花样”，这首歌“社交界认为相当不错”。正如茨威格所说，首先听到这支歌曲的上流社会人士“显然不会有丝毫的预感：一首不朽的歌曲借着它的无形翅膀已飞降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同代人往往很难一眼就看出——个人的伟大或一部作品的伟大”。以后几天，鲁热则不无虚荣心地在咖啡馆为自己的同事演唱这首《莱茵军战歌》，让人抄写复本分送给莱茵军军官。这首不为上流社会沙龙所重视的歌曲，却开始一点点地口口相传，终于在广场、战场，在群众和士兵中间找到知音，特别是在马塞，反响极为热烈，成千上万人都在传唱这首歌曲。7月2日，马塞的五百名义勇军唱着这首雄壮的战歌向巴黎进军。
随着他们的行军，这首歌传到沿途各地。7月30日，马塞义勇军一遍又一遍唱着这首歌进入巴黎，成千上万欢迎他们的巴黎民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但几小时后这首歌就传遍全城。于是，“这歌声像雪崩似地扩散开去，势不可挡”，歌名也改为《马塞曲》。一两个月后，《马塞曲》就成为全军之歌、全民之歌。许多部队就是唱着这首歌勇敢地向敌人冲去，敌军发现当“成千上万的土兵同时高唱着这首军歌，像咆哮的海浪向他们的队形冲去时，简直无法阻挡这首‘可怕’的圣歌所产生的爆炸力量。眼下，马塞曲就像长着双翅的胜利女神奈基，在法国的所有战场上翱翔，给无数的人带来热情和死亡。”后来，《马塞曲》被定为法国国歌。
然而在创作完这首歌曲以后的四十多年中，鲁热却过着十分卑微的生活。他干过形形色色的行当，并且不乏欺蒙拐骗，曾因金融案件入狱，为了逃避债主和警察而东藏西躲，最后在1836年去世。“那一次偶然的机缘曾使他当了三小时的神明和天才，然后又轻蔑地把他重新抛到微不足道的渺小地位，这是多么残酷”！如此人生，不能不让人唏嘘再三。
在人生的旅途中，信仰无疑是生命最重要的支柱。正是信仰的力量，使几被命运“打败”的德国作曲家韩德尔重获新生。
韩德尔早年成名，但正在一帆风顺的时候，社会的音乐欣赏风格骤然大变，他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他的几部歌剧上演也相继遭到失败，他经营的歌剧院被迫关闭，常被债主堵在门口，并不断遭到竞争对手和各色人等无情的讽刺打击。1737年4月，内外交困的韩德尔中风偏瘫，所有人都认为他的音乐生涯将就此完结。然而，他凭借着生命中的原动力终于在几个月后重新站起，又全身心地投入音乐创作。他的创作在几年中依然不被人接受，遇到的依然是尖刻的冷嘲热讽，依然是一天天的债主堵门……在走投无路之中，他的勇气渐渐被消磨，离群索居，心情越来越忧郁，情绪越来越低沉。曾如泉涌般的创作灵感完全枯竭，生命的原动力也不复存在。他心力交瘁，第一次感到自己已被打败击垮，认为自己这回彻底完蛋。他不住地感叹早知此还不如当年一直就半身不遂更好，甚至认为不如当初一死了之来得痛快。在绝望之中，他时时不由自主地喃喃低语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喊的话：“我的上帝呀，上帝，你为什么离开了我？”
1741年8月21日晚上，逼债人离开后，韩德尔忙到街上散步。几个小时后，当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时，突然发现桌上放着一个白色纸包，是友人写的清唱剧《弥赛亚》的剧词，请他作曲。心情疲惫甚至已有些变态的韩德尔竟认为这是故意羞辱他，气愤地爬上床睡去。但怎么都睡不着，仿佛有种鬼使神差的力量使他无法抗拒，让他下床重新点燃蜡烛，再次打开稿本认真阅读。一打开稿本，他就突如遭以电击一般，魂不守舍，只听到耳边乐声回响飘荡、呼唤咆哮。当他一页页往下翻的时候，他的手不停地哆嗦，心灵突然被唤醒，每一句歌词好像都是救主弥赛亚在向他召唤，一切疲劳全都消失，“他还从未感到过自己的精力像现在这样充沛，也从未感到过浑身充满如此强烈的创作欲望。那些歌词就像使冰雪消融的温暖阳光，不断地倾泻到他身上。”他就是要证明“只有饱经忧患的人才懂得欢乐；只有经过磨难的人才会预感到仁慈的最后赦免；而他就是要在众人面前证明：他在经历了死亡之后又复活了。”在他无能为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他、安慰他，但现在一种神奇的力量帮助了他，这就是他的信仰。“他信赖上帝，并且看到上帝并没有让他躺在坟墓里”，“上帝再次唤醒他肩负起给人们带来欢乐的使命。”“赞美声已充满他的心胸，在弥漫，在扩大，就像滚滚火焰喷流而出，使人感到灼痛。”他立即开始写下一个个音符，无法停止，“就像一艘被暴风雨鼓起子风帆的船，一往直前。四周是万籁俱静的黑夜”，“但是在他的心中却是一片光明，在他的房间里所有的音乐声都在齐鸣，只是听不见罢了。”
随后的三个星期，他一步都没有离开房间，已完全如痴如醉，吃饭时也不停
地写谱，经常泪流满面，浸湿手稿，最终完成了全部创作。演出获得巨大成功，面对众人祝贺，他只是谦卑地低声说道：“不过，我更相信是神帮助了我。”他并且宣布，演出这部作品自己永远不收一分钱，所有的收入都捐给病人和身陷囹圄之人，“因为我自己曾是一个病人，是依靠这部作品治愈的；我也曾身陷囹圄，是它解救了我”。以后每年春天他都要亲自指挥《弥赛亚》的演出，直到老年双目失明也不例外，并且信守诺言，收入全部捐出。“他在世间取得的胜利愈伟大，他在上帝面前表现得愈恭敬。”《弥赛亚》实际成为韩德尔的灵修圣品，此后他又源源不断谱出多部圣乐。这时，他的创作已经不是为了世俗的成功，而是为了内心的信仰：信仰，使他超越了自我。
1759年4月6日，74岁的韩德尔已身染重病，仍照例指挥了演出。几天后，终于倒下，再也没有起来。但《弥赛亚》这部旷世的不朽之作，终于成为著名的宗教乐曲。
信仰是生命的支柱，但走向信仰之路却往往充满难以想象的坎坷。而俄罗斯著名作家、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走向信仰之途的。1849年4月，年仅28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反沙皇的政治活动被捕，被褫夺了贵族身份，并被判处死刑。12月22日，他与其他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一起被带到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教堂广场执行枪决。就在行刑的士兵们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一个军官骑着快马气喘嘘嘘地挥着白手帕横穿广场，宣布沙皇圣谕，免除了他们的死刑。根据沙皇圣谕，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为流放服苦役。十年后当他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时，已成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茨威格以二百余行的长诗，细腻地描述了陀氏思想转变中最为关键、最为惊心动魄的时刻——刑场被赦，并提示了他以后深刻的心理变化的开端。“只有在触到了死神苦涩的嘴唇之后／他的心才感受到生的甜蜜。／他的灵魂渴望着去受刑和受折磨，／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秒钟里的他／正如千年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样，／在同死神痛苦地一吻之后／又不得不为受难去爱生活。”
走向信仰之途充满痛苦，而虔诚的圣徒因为充满悲天悯人之情，在寻求到信仰之后依然有着深刻的内心痛苦，甚至不能排解。伟大的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之后，在个人生活层面因妻子不同意而无法改变不符合自己信仰的地主庄园式生活而长久深痛；在社会关怀层面他坚决反对暴力，强烈谴责暴政却反对以暴易暴，但现实中又看不到专制的暴力统治能为爱所感化，这种无法化解的矛盾也使他痛苦万分。他早就产生了弃家出走的念头，1910年10月28日、82岁高龄的托翁终于下决心出走，几天后因肺炎在途中小站去世。
早在1890年，托翁就开始创作剧本《光在黑暗中发光》，剧中主人公在信仰发生变化后与家庭和社会发生严重冲突，长期内心不安、痛苦，实际是他自己的写照。但这部剧本却一直没有写完，只有一些片断，因为他找不到解决矛盾和痛苦的办法。对托翁充满敬佩的茨威格认为“把托尔斯泰自己的这个结局作为他那部悲剧片断的尾声是最自然不过的了”，所以他以托翁的出走、去世为题材，写了剧本《逃向苍天》，“试图以尽可能忠于历史和尊重事实与文献的态度把这种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结局写出来”。他申明，自己的这番努力并非要完成托氏的剧本，“而仅仅是想为他那一部未完成的剧本和未解决的冲突写出一个独立成篇的尾声，唯一的目的是要给那出未完成的悲剧以一个悲壮的结局”。
在这出话剧中，茨威格把托翁的思想矛盾和心灵痛苦以艺术的手法形象生动、集中尖锐地表现出来。剧中的“大学生”是革命者的代表，他们尊重托翁，却不能赞同他的观点。他们以许多残酷的事实说明沙皇专制政权以最残暴的方式镇压人民，因此责备他要人民宽容忍让、用爱感化专制统治者“实际上是在帮助那些压迫者”，表示“要仇恨一切给人类造成不公正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亲兄弟“只要他给人类带来苦难，我也会把他像一条疯狗似的打倒在地”。而托翁则表示：“我从不知道什么叫仇恨”，“即便是仇恨那些对我们人民犯下罪行的人，我也反对。”“即便是罪人，也还是我的兄弟。”“大学生”斩钉截铁地说暴力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托翁则尖锐反驳说：“通过暴力不可能建立一种符合道德的制度，因为任何一种暴力不可避免地会再产生暴力。一旦你们掌握了武器，你们也会很快建立新的专制主义。你们不是破坏专制，而是使他永存下去。”对此诘问，“大学生”无言以对，但却指出托翁自己生活方式与信念间的矛盾，认为这也是一种虚伪。这种指责，使托翁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不能自已……最终上演了高龄离家出走、“逃向苍天”的悲壮一幕。
揆诸人类历史，当年深深困扰托翁的这种矛盾，人们至今仍在思索，依然引起激烈争论……
这些精彩的历史特写将那瞬间的“关键时刻”延长、放大，使我们能够读到历史的心灵，感受到历史的“灵感”。正如茨威格所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越它。”
被革命所捕获
■ 丁国强
革命者不仅是一个时代符号，是集体声音的传递者，而且也往往是一个具有强烈欲求和怪异性格的人。创伤记忆与病态心理对于革命者的行为动机和价值选择发生着怎样的作用，一直是一个精神秘密。美国学者威廉·布兰察德的《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运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对卢梭、列夫·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劳伦斯、甘地、马克思、孙中山、格瓦拉等革命者的深层心理进行了个案分析。其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施虐——受虐倾向是革命人格中的根本特征，布兰察德不厌其烦地用这一理论来论证革命者的苦行、禁欲、道德激情、救世冲动和殉道精神。其分析不乏牵强附会的地方，许多结论也有失偏颇，但是，他提出问题的角度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于审视革命者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有益的。
革命者是现实秩序的反叛者，也是内心冲突的承受者。革命者的成败、荣辱化作云烟之后，其浪漫气质和人格魅力却作为一种审美元素沉淀了下来。庸人坚信，革命者身上正是由于有一种神力或魔力缠附着，才这般坚韧、孤注一掷，而且在绝望中重生，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健康理性的养成需要一个宽松敞亮的环境，而这对于革命者来说，无疑是奢侈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成为周围环境的敌人，他们对社会不公、贫富不均、人心险恶极为敏感，从而产生了为沉默者、卑微者代言的冲动。革命者比庸众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地狱的存在。但是，诅咒不是他们所选择的表达方式，他们反而在残酷中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这种受难心理同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汇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应当看到，革命者极端人格的形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