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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进一步修改增订《民俗语言学》为《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之际，我再次试图用比较简明的语言来表述这个概念，于是“简而言之，所谓民俗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中的民俗现象和民俗中的语言现象，以及语言与民俗相互关系及运动规律的一门实证性人文科学”。可以说，这一“简而言之”的概念表述，历经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初，几乎将近二十年的探索与思考。
如今，还有一个老问题需要重新说明。那就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名称的“正名”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北师大钟敬文先生的一位研究生向我转达钟老的意见，“语言民俗学”才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老实讲，我一时颇感为难。因为，按照习惯说法，“语言民俗学”是从语言学视点和语言材料研究民俗学和民俗的；反之亦然，“民俗语言学”则应是从民俗学视点和民俗材料来研究语言学和语言。然而，用什么样的叫法来表示我们现实的这种双向、互动的学科呢？
我曾在1996年的一份答问录里谈到过这个事情。我强调，民俗语言学是综合运用浯言学、民俗学及其他相关科学方法、材料，对语言、言语与社会习俗惯制等民间文化现象相互密切联系的形态（即民俗语言文化形态）、性质、规律、机制、源流等，进行双向、多方位考察研究，从而给予科学解释并指导应用的人文科学。所谓“双向、多方位”，包含着“互动”与“相互”的含义。当时我谈到，民俗语言学“既从民俗学视点研究语言，亦从语言方面探讨民俗学问题，重点在于两者涵化的产物——民俗语言文化。因而，民俗语言学又可称之为‘民俗语言文化学”’。在此语境条件前提之下，显然不好按照以往业已习惯的“相互交叉式”命名方法的程式，严格区别为“民俗语言学”和“语言民俗学”。如果需要突出哪一个视点的时候，也只能用特定的语境加以限定。
二
对于“民俗语言文化”这一“语言民俗学”和“民俗语言学”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本体，以及在“民俗语言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中，我先后试图从微观上进行各个分支领域的具体探讨，期望为这一学科的建设打下数个坚实的基点。其结果，则是陆续出版了《杂纂七种》（校注）《副语言习俗》《中国民间秘密语》《神秘数——中华民族数文化》《俗语古今——中国俗语学》《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发表了《论宗教与民俗语言文化》《论民俗语言学的应用研究》《略论语言与民俗的双向交流》《关于禅籍俗语言的民俗语源问题》《民俗语源探析》《地域性民间流行习语研究之我见》《略论生活交际语言的雅与俗》《语言文字规范与辨风正俗》《汉字文化的非主流形态：民俗字——汉语民俗字学略论》《“口彩”略论》《计算机网络的民俗语言现象》《源远流长、返朴归真的计算机网络副语言习俗——网络言语交流中的身势情态语符号探析》《谎言辨析》等，一系列相关专题的论文。同时，主编、出版了《俚语隐语行话词典》《中国民俗语言学》《中国民俗语言文化丛书》《民俗语言文库》等合作性成果。这些，无疑地都充实着这门学科的建设，也为如今《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的适时问世营造了必要的前提话语环境，做了前期的理论准备。
同时，求索、研究民俗语言学的历程，使我获得一个已经成为习惯性的学术思维方式，就是从语言切人展开研究的研究方法。由此生发开去，其直接的收获，就是在关于中国典当史的研究，关于中国传统保安史的研究，关于中国传统广告艺术史的研究，关于中国经纪人史的研究，关于中华民族虎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乞丐史的研究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生活史、民俗专门史的研究过程中，获益匪浅。例如，我从《金瓶梅词话》的有关描述及其用语考证认为，中国的传统保安业——镖行，至迟在明代就已经形成了，而并非以往有的著作所认为的肇始于清代。而且，还根据有关文献认定，“镖行”、“保镖”之“镖”，本字应是“标”，与“锦标“同源，均出自传统的民间“竞标”游艺民俗。而这一收获，反过来也进一步充实了关于民俗语言学的民俗语源问题的研究。
三
现在，应当交代一下初版的《民俗语言学》与如今增订版的《民俗语言学》有何异同。
囿于时间关系，不允许对初版的《民俗语言学》作比较理想的较大修改和删订，如适当改变结构和改换例证材料、插图等等。所作的，主要是这么几项。
一是换掉了原来的“绪论”，删去了原来的“余论”部分，把换掉的原来的“绪论”和删去的原有的“余论”均收入附编，既可展现原貌，又可供有关读者研究中参阅。
二是增加了部分章节，使得全书更为充实，更具有概论性质。在结构内容方面进行必要的充实，是这次修订的基点和重点。如增加了第五章《民俗语源探析》，第十一章《民间秘密语（隐语行话）》，第十八章《宗教与民俗语言文化》，第十九章《传统商业招徕标识与市声民俗》。
同时，在有关部分，分别充实了以节为单位的内容。如第二章的第五节《汉语民俗字学说略》，第九章的第四节《民间流行习语》和第五节《民间流行习语与社会时尚》，第十二章的第四节《返朴归真的计算机网络副语言习俗》，第十四章的第六节《计算机网络生活中的数语言习俗》，第十七章的第四节《数字化时代的言语时尚》。
增加的几节之中，有三节是与计算机网络民俗语言文化现象有关的内容。之所以没将其列为专章，主要考虑还难以构成比较完整的专章体系内容，因而根据具体内容分别充实到有关专章里去了。可以说，计算机网络出现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业已及时地进入了民俗语言学的研究视野。民俗语言学不仅是“历时的”学问，更是关注现实社会语言生活的“共时的”学科。 三是注意学术著作规范的惯例，进一步充实了附编的内容。主要就是《本书部分“关键词”（名词术语）检索》。
尽管《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还很不尽如人意，至少我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但在目前还没有一个更好的读本问世的情况下，仍然算是“暂付阙如”。虽然我本人一时很难再分出时间撰写同类专著，不过，我最期望的是能有其他人撰写的更新、更好的同类专著行世。“江山代有才人出”，学问之道尤其如此。我热切地盼望着。
高风千古成陈迹
■ 郝一匡
在人们的印象中，元诗在中国诗史上很没有地位。大多数人都以为中国的这个由异族建立的王朝肯定是一个文化落后、荒芜，生活困苦的时代，更不会有什么辉煌的诗篇。然而读过厚达七百多页的《元诗史》后，这种印象在我本人有了大翻盘似的改变。
首先，元朝是我国自秦汉以来，惟一一个没有文字狱的朝代。它虽然和清朝一样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的封建王朝，却没有像满清人那样，入关后为了彻底征服汉人强行剃发易服的暴虐行径，进行惨烈的民族压迫。相反，元朝的统治民族蒙古和西域的色目人对举报所谓的文字“恶毒攻击”案，却显出罕见的大度与不在乎。书中举例为证，当弄权的回鹘人桑哥败亡后，有人举报说，冯子振曾写诗吹捧过桑哥云云，元世祖却说：“使以誉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朕亦尝誉之矣！”历来被视为蒙昧无知的胡人之主能说出这样的睿智之语，足可令历朝历代大兴文字狱运动的明主们汗颜的！
元朝文人诗文中并不忌讳“胡虏”、“胡尘”之类的字眼，这与明初与清朝康雍乾时的文网密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书中还举了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有趣的故实：一位文士曾为朋友填写一首《清平乐》，其中有“君恩如草，秋至还枯槁”等忌讳的词句。后来与之反目的这位朋友竟将这个当作把柄诉之于官。上级最后批示下来的意见竟是：“古人寄兴遣词，多有指夫为君者。然此亦当禁。”不再追问。
放在更大的背景上来看，这不是与某个君王个人开明与否相关。蒙古人马上得天下，根本不把文化、文人当回事。他们只认识武功的力量，他们对待文字的大度大概是来自他们对“笔杆子’’重要性的无知吧。终元朝近九十年的时间里，诗歌就是在这样宽松的大环境中，得到蓬勃发展的。
原本以为元朝是诗歌的沙漠的成见也完全改变了。作者为了把握元诗数量的全貌，特意作了一番量化分析，得出的结果出人意表。清朝人顾嗣立编选的《元诗选》分初集（一、二、三），二集（上下），三集，计诗人339位，作品达19574首。还有后人续编的《元诗选癸集》（上下）及《元诗选补》，收有2235位诗人的诗5058首。经过本书作者综合统计，最终得出的结果是，元代诗人近四千人，流传至今的诗作达十二万四千首之多。由此可见，无论是诗人之多，还是诗的数量，元诗的兴盛一点也不逊于两宋。这叫只知有元曲而不知有元诗的大多数当今读者感到意外和惊喜。
然而元诗的特异之处更在于它的作者的民族属性之多之广。这一点是三百年后的另一个也是异族所建的清朝也不能望其项背。这也是给读者留下特别新奇而深刻的一个印象。
当你读到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兀儿，这些蒙元人名、地名或专用名词时，不能不有恰如元诗给你的新鲜感一样的新鲜感。你在增加历史知识的同时，更增加了民族自豪感。
元朝是一地域广袤、蒙古族为宗主的多民族大一统王朝。元朝地域西极到新疆且末。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捷尔宾特城以西四十公里处当时叫“铁门”。据《和林志》记载，“其门石壁上镌有‘古阳关’，并题有一首《青门引》。”是写作地点距中原最远的汉语记游之作。作者说，这大概是中国古典诗歌之最了。元朝的疆域有多远，汉诗也就写到多远处。清人王士棋在《池北偶谈》卷七“元人”中有言：“元名臣如移刺楚材（即耶律楚材），东丹王突欲孙也；廉希宪、贯云石，畏吾人也（即维吾尔族）；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术鲁狲，女直人也；乃贤，葛逻禄人也；萨都拉，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也；颜宗道（即伯颜宗道），哈喇鲁氏也；瞻思，大食国人也（即伊朗）；辛文房，西域人也。”这里所列举的都是元代华化的蒙古人色目人。元代色目人即今之内蒙、蒙古及大西北一带广阔地带上的先期臣服蒙古宗主的各古代少数民族，他们随军征战，进入中原，许多人还定居江南，很快华化，成为元代诗坛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很多诗人，仅凭他们的名字，你不会、也想不到他们其实是碧眼紫须的色目人。蒙元入主中原后，随之而来拥人的大批西域各小国的色目人很快就“本土化”，人乡随俗了。他们不仅取了汉姓汉名，还有字号、斋名，诗文集的命名也完全看不出与传统中土士大夫文人有何区别。这与他们的诗文创作是一致的，完全汉化了。或许可以说，这些少数民族诗人是当时最优秀的“双语”作家。
色目人所创作的汉语诗词已与唐诗宋词融为一体，融人中华文化的血肉之躯，不可分离。与四五百年后的满族人创作的汉语诗文相比，仅仅八九十年的时间里，色目人的汉文创作何以能够融入的更深更透更地道？这是一个颇为奇妙的历史现象。
说起汉化，我相信，为书中所记的下面这则轶事动容的绝不会是我一个人：明初洪武年间出使中亚撒马尔罕的明朝使臣在西域城邦见到一位原来居住在汴梁的“老乡”。这个已经完全汉化了的色目人叫温迪罕，曾是元朝子民。以右丞身份随元帝退往漠北，后定居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