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梁的“老乡”。这个已经完全汉化了的色目人叫温迪罕，曾是元朝子民。以右丞身份随元帝退往漠北，后定居西域。在异域见到华夏使臣，了解到往日亲朋近况，温迪罕百感交集，当场写下两首七言绝句。带回朝廷，诗中怀念中华家园的诗句“凄怆寥落，读之令人泪下沾巾。”朱元璋下旨令众臣写出和诗，并结集行世。温迪罕的这两首七绝于是成了元朝色目人的绝唱。
人们历来以为，与汉赋、唐诗相比，“元之可传者，独北乐府耳。”（元明之际诗论家叶子奇语）当然，一个时代的诗坛兴盛与否，不可能仅凭数量取胜，否则现时下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间诗社之四五十万首的年产量足可创造历史纪录了。自不待言，诗坛的兴盛还是取决于诗作的质量。元诗中出于蒙古人或色目人手笔的那些诗作，其水平之高，质地之地道，确实叫低估或小看了它们的人大跌眼镜。
首先，打开列于《元诗选》卷首的元顺帝的一首“赠吴王”便不同凡响：
金陵使者过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无处不昭回。
信知海内归明主，且喜江南有俊才。归去叮咛频嘱咐，春风先到凤凰台。
诗是元帝决定退出长城前写给即将攻打大都的吴王朱元璋的，没有一丝末代皇帝的败亡口吻，却显出乃祖的恢宏气度。如果说元顺帝会写汉诗是蒙古华化已久，而前期初人中原、整日挥师奋战的武人伯颜却也能写出风格迥异的诗来。其 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
《梅关》：
马首经从庾岭关，王师到处悉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俨然是治军不犯民众的仁义之师了。而生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另一个伯颜写的七绝《北山》：
平山杨柳翠依微，暖日游丝挂绿扉。啼鸟不知江国变，多情到处劝人归。写出了不甘败亡的故国之思。此诗显示出只有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长久浸淫的人，才能具有这样娴熟的诗艺。
可以说，类似伯颜这样清丽可诵的诗篇，在《元诗选》中俯拾即是。而宗杜学李（义山）继宋的也都大有人在，诗坛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为了节省篇幅，对于人们已经熟知的萨都拉和元四大家杨（载）虞（集）揭（俣斯）范（椁）及耶律楚材等暂时割爱，仅拈出几个蒙古色目诗人各几首代表作以领略元诗的风采，尝鼎于一脔吧。
月鲁不花（1308～1366），蒙古逊都思氏，世居会稽。其父还在领兵进人中原，他已儒服加身汉化了。其名句有：“高风千古成陈迹，惟有荒祠绕翠屏”（《题高节书院》）；“把酒不须评往事，海风吹上月西楼”（《夜宿大慈山次金左丞韵》）。
马祖常（1279～1338），西域雍古族也里可温（基督教徒）诗人。三首。
《绝句》：
水村山店屋横斜，行尽长淮恰到家。风风雨雨六十日，年光多半在天涯。
南溪荷花涨云锦，北堤杨柳绊青烟。留连禅客与诗客，飘泊渔船共酒船。
《无题》（拟李商隐）：
三湘萧洒恨无聊，乌鹊填河愿有娇。丹六凤来龙树远，海门鱼去蜃楼遥。
已知京兆夸高髻，不信章华斗细腰。船尾横江春水急，长年无事醉吹箫。
贯云石（1286～1324），原籍鲁克沁（今新疆鄯善），本名小云海石涯。一首。
《蒲剑》：
三尺青青古太阿，舞风斫碎一川波。长桥有影蛟龙惧，流水无声日夜磨。
两岸带烟生杀气，五更弹雨和渔歌。秋天只恐西风恶，消尽锋棱恨转多。
逎贤（生卒不详），三代以上为西域古葛逻禄人。
《三十日得小儿安童书》：
辞家海上忽三年，念汝令人思惘然。万里书来春欲暮，一庭花落夜无眠。
—贾生空抱忧时策，季子难求负郭田。但得南归茅屋底，仅将书册教灯前。
泰不华（1304～1352），先世为西域伯牙吾台氏，祖居地在今俄罗斯乌拉尔山一带，此名由元文宗御赐。一首。
《送友还家》：
君向天台去，烦君过我庐。可于山下问，只在水边居。
门外梅应老，窗前竹已疏。寄声诸弟侄，老健莫愁予。
余阙（1303～1358），或是西夏、或是吐蕃或畏吾人。一首。
《南归偶书》：
帝城南下望江城，此去乡关半月程。同向春风折杨柳，一般离别两般情。
吉雅谟丁（1315～1366），西域回回。一首。
《假日宴集呈席间诸老》：
半生辛苦独天知，十载乡关入梦思。作郡正逢多事日，挥毫不及少年时。
青衫有泪多如雨，白发无情乱若丝。今日一樽诸老共，临风不醉复何辞！
崔斌（1223～1278），蒙古人，原名燕帖木儿。一首。
《长沙驿》：
卸却征鞍已倦游，闲身犹被一官囚。楚山楚水浑如画。湘雨湘江总是愁。
归计每怜陶令宅，伤似时忆仲宣楼。秋江尽自鲈鱼好，一任风涛撼钓舟。
石抹良辅（未见记载），契丹华族述律氏。一首。
《绝句》：
东阳来往吴中路，行色萧萧仅数程。归到家山问明月，流年暗渡若为情。
元诗的面目经作者条分缕析，原本浑然的状态变得十分清楚。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本书的目次，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全书体例清楚，就是将诗人们分门别类，或按历史空间，或按地域空间，进行分析研究。论从史出，尽量予以人情人理的评价，仿佛在向读者介绍他很熟悉的一些朋友。
考证色目诗人的功夫肯定比史料相对较多的汉族诗人要困难得多。例如，作者评述了以北庭为郡望的一个华化家族高昌偰氏的源流沿革变化。这个家族的经历富于传奇性，在超越时间空间跨度之内延续了七八百年：先是起源于漠北草原的楔辇河（即其“偰”姓所自），为东突厥汗国的开国功臣，创作过突厥文的碑铭；后又为出现在吐鲁番高昌国的历代宰相。高昌为蒙元所灭，进人中原，楔氏为其前驱。元朝不足百年中楔家“两代五进士”。在中原的第五代偰斯入朱元璋部，最后成为明朝的礼部尚书，多次代表明朝出使高丽。从七世纪到十四世纪，从漠北蒙古草原到西域高昌，再到中原，最后分别生根在高丽和江南。
作者还用同样的功夫对契丹人石抹良辅、乃蛮王孙答禄与权、西夏诗人王翰和通晓契丹语的双语诗人耶律楚材这些异族诗人们的身世背景，作过相同的钩沉辑佚的工作。多么辽阔的幅员，多么深远的时间，遥想历史，真的教人低回良久。可以看得出，杨镰先生对每一位收入书中的诗人都做了同样的考证，对他们饱含感情，不时在论述中发出自己的感叹。如对汪元量与某王妃的交往关系做了小小的心理推测，饶有新得；写到南宋遗民为文天祥忠义大节的担忧时，令人联想到周作人落水前，他的友人们也有过同样的心情。可惜他不是文天祥。在书写许多这样的片段时，笔端无不浸透着史家的深厚情感。
对一些问题，作者还做了理论性探讨。譬如，对于元诗何以会出入意料地那样兴盛，作者在第十章“同题集咏”中得出他的见识：元朝废除科举，堵死了数代文人的传统出路。“这个改变，是元诗普及的因素之一”。而诗社的普遍兴起也与此一改变戚戚相关。同题集咏则“从一开始就有竞赛的意味，实际上是对科场不举的一种补偿。”这样的结论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也才是有说服力的。
最后，说几句不算题外的话。现在市面上销售的《元诗选》《元诗选癸集》，不仅篇帙浩繁，价格不菲，而且不适合普通读者的需求。杨镰先生著有多种元史元诗的作品，在书中称他所过目的元诗数量是《元诗选》编者顾嗣立的三倍。我想，杨先生或许会有著作之余的“副产品”，能否以大专家写小著作的精神为广大普通读者奉献一部诸如《元诗选精选》呢？
汉武帝身后的国策抉择
■ 黄朴民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个积极有为皇帝之一。他从上台之日起，就一直不停地在那里闹腾：任用酷吏、实施“推恩法”、行封禅典礼以强化君主专制；重农抑商、算缗告缗、盐铁官营以控制经济命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学校以统一人们思想；当然，他平生做的最大一桩事业，是连续39年从事反击匈奴的战争，杀得“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其间又平东瓯、南越，“通西南夷”，成就一番赫赫功业。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主导的历史意义无疑是正面的；对此汉代人早就有公正的评价：“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获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武，武仪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新论·识通》）。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汉武帝的赫赫功业也伴随着严重的后遗症，他“多欲”有为的政治风格，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棘手难题纷至沓来，积重难返，“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盗贼滋起”（《汉书·酷吏传》），使整个社会面临动荡甚至崩溃的深重危机。这一点，汉武帝本人晚年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开始作某些政策上的调整，下“轮台罪已诏”便是证据：“深陈既往之悔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希望藉此缓和社会矛盾，重新稳定统治秩序。可惜的是，留给汉武帝的时日不多，他日暮西山，已是有其心而无其力了。从根本上扭转滑向“亡秦之迹”政治趋势这一历史重任，不得不由他的继承者来承担了。常言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汉武帝却反其道而行之，是他捅下漏子，由别人来替他补救。
所以，当汉武帝“龙驭上宾”撒手人寰之后，汉朝的政治也随之进入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这种微妙，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和继承汉武帝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即怎样在“亡秦之迹”业已形成的背景下，通过战略选择与政策运作的杠杆，使汉朝统治这艘大船驶过急流险滩，重新进入平稳的河道，摆脱“亡秦之祸”的阴影。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汉武帝身后的国策大论战，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决定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新抉择。
当时围绕有关统治方略抉择问题形成了三个壁垒分明的阵营，他们争先恐后粉墨登场，尽情表演，都希望按照自己的理念制定新的国策，使政治的演变符合自己的基本利益。这三个阵营分别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循＇日派，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及以霍光为代表的务实派，他们的主张，恰好体现了三种截然对立的治国思路。
桑弘羊等人是汉武帝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在他们眼里，汉武帝生前的一切作为都合理正确，尽善尽美。凡是汉武帝定下的规矩一概不能变，凡是汉武帝施行的方针统统要照旧，所以，匈奴要继续打，盐铁官营要继续搞，严刑峻法要继续用，而汉武帝的贡献则要无保留地歌颂。至于社会上出几个盗贼，读书人有几分牢骚，全然属于作奸犯科，必须严厉镇压，以儆效尤。切忌姑息之政，无需仁义德化，只要印把子在手，刀把子在握，看谁多长几个脑袋，敢跳将出来捣乱。总之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谁都不准动汉武帝既定政策这块“奶酪”。
贤良文学的意见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对汉武帝的种种作为采取了全盘否定、一概抹杀的立场，认为反击匈奴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用军于外，政败于内”（《盐铁论·备胡》）；盐铁官营是急功近利，祸国殃民；厉行法治，君权集中，是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归根结底一个结论：汉武帝实施的政策一塌糊涂，灾难深重，“窃见其亡，不睹其成”（《盐铁论·结和》）。所以，新的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是变征伐为和亲，改盐铁官营为放任自流，废苛法禁民为仁义德化，“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盐铁论·世务》）。一切推倒重来，彻底改弦更张，摈弃霸道，唯行王道。
以霍光为代表的稳健务实派是朝廷大权的真正主宰者，他们既不满意桑弘羊等人的固执保守，也不看中贤良文学的偏激空谈，而是设法在两派之间走平衡，定取舍，择其所长，弃其所短，在此基础上理性地作出自己独到的选择。在霍光等人看来，汉武帝的一些做法的确有过火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