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宪政问题，自然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至于古氏提出的三个条件，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一点，资教授在文章中已经做了阐述，用不着多说。至于古氏对于他提出的三个条件始终不做正面回答，那是他的狡猾之处，因为他不愿将劝进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己头上。古德诺的自辩也是事实，但那只能说明，古德诺的本意是写给袁世凯个人参考的，他没有想到袁世凯及其同党拿他的备忘录做公开宣传，这是古德诺不能接受的地方。因为袁世凯拿他的备忘录做立论的张本，等于要古氏承担起鼓吹帝制所带来的风险。这无论如何是古氏承担不起的。
第三、资教授话题一转，说关键在于立宪，“如果一般地说君主立宪比直接实行共和更适合某国的民情，也无可非议，因为问题不在名义上是什么国体，而是实质上人民有多少发言权。至今英国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都还是‘王国’，其实质上的民主和法治的程度远远高于许多号称‘共和国’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资教授的言外之意是，只要是“立宪”，君主立宪也无可非议。笔者认为，资教授这里犯了混淆概念的错误。因为袁世凯所要的决不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而是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式的君主立宪。袁世凯的亲信幕僚唐在礼说：袁世凯生平最服膺、钦慕的就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和称霸全欧洲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袁氏常对人说：“中国要在东亚图强必须学这两个强国。”事实上，由古德诺和有贺长雄两位法律顾问指导制订的《中华民国约法》就是模仿《德意志帝国宪法》和《日本帝国宪法》而制订的，因此又有人称这部约法为“古德诺宪法”。按照这部“古德诺宪法”，袁世凯这位大总统的权力集中了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日本明治天皇所拥有的全部权力。按照《中华民国约法》及其大总统选举法，大权独揽的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连任，而且可以通过“金匮石室法”指定自己的子子孙孙继任，实际上，袁世凯所缺的就是一个皇帝的称呼。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像资教授理解的，袁世凯冒很大的风险实行帝制，最终却会放弃大权独揽的终身总统去换取一个英国式的虚位皇帝，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可以肯定，“洪宪帝制”一旦成功，《中华民国约法》就是未来的《中华帝国宪法》的张本。袁世凯何德何能，有什么资格做哪个大权独揽的中华帝国皇帝？即使是袁世凯亲信小圈子的人物——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也没有一个愿意对袁世凯俯首称臣。
总之，笔者认为，联系古德诺关于中国宪政的全部言论来看，他的基本思想应当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中国人民民智低下，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制的条件，只能在君主专制下实行有限的立宪。但问题是，在一个大权独揽、绝对专制的君主统治下，又怎么能够去发达立宪政治？从世界近代历史来看，德国、日本的君主大权政治并没有发展出古德诺所预期的立宪政治来，穷兵黩武的德意志皇帝很快被推翻，而日本天皇统治下的日本则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美国强行改造才走上民主的道路。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古德诺理论的破产。因此，笔者认为，替古德诺辩护是无济于事的。
浅析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
■ 梅琼林
传播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传播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学术圈地运动，由于传播领域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从上个世纪传播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以来，它就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新闻学以及数学等各种不同的学科，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出发来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规律和效果，学科本身构成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被同时引入到传播学的研究中，并在后来的学科发展中演变成两种不同的研究学派，即以欧陆学者为主的批判学派的研究和以美国学者为主的经验主义研究。
二十世纪中叶传播学在美国产生后，五六十年代扩展到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早期有四位学者的研究为传播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是其中之一，而且他也被称为是经验主义研究的杰出代表，并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上有突出贡献。
一、生平及学术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早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这种教育背景为他的方法论专长提供了基本的技能，为他后来创建新的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提供了手段，并为他将统计的方法引用到传播研究中开辟了新的思路。
二战时，拉扎斯菲尔德逃亡到美国，幸运地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一个广播研究中心。他以一种偶然的方式介入到大众传播研究，开始了他的传播研究学术生涯。“广播研究项目”的全名是“广播对于所有类型听众的基本价值”，这实际上开拓了大众媒介传播效果领域的研究。他利用调查研究、广播节目的内容分析、收听率和其他种类的第二手资料，并且进行了广播听众和印刷媒体读者之间的比较，促使广播研究朝着精确的、量化的经验方向发展。“他驱使‘广播研究项目’广泛地超越传播研究的全景，并在他所经之处做出创新和即兴创作。”（＇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拉扎斯菲尔德初次涉足传播领域就显示出其经验主义研究的特点：他重视实地调查、重视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力求研究的客观性、排除可能掺入个人因素的价值判断，他甚至运用了特殊的工具和分析方法，即“拉扎斯菲尔德一斯坦顿节目分析仪”和焦点小组访谈，这也是他对经验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两个重要的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一斯坦顿节目分析仪”是一种资料收集仪器，从本质上说是媒体效果的测度仪器，记录实验对象即时的心理反应，从而能使研究者们将广播节目或广告内容预期与受众个人的情感影响连接起来。焦点小组访谈是以一种开放的方式向调查对象提问，以收集他们在特定情景下（听某个广播节目、观看演出等）有关的情景定义的资料。拉扎斯菲尔德试图将调查访问和多变量资料分析结合起来以使民意测验变为一种科学工具。
随后，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应用社会研究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是其鼎盛期，研究局项目的一般风格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共同体，从其调查对象的样本（或人口调查）中收集资料，这种以调查为主而后结合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风格沿袭了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传统，并且就其形成定量的研究方法而言，它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研究机构。由于其研究内容与社会实际紧密切合，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个人的影响》；结合1940至1948年的伊利县研究而产生的《人民的选择》，拉扎斯菲尔德明确阐述了舆论领袖和两极传播理论，使强效果论转入有限效果论，这是拉扎斯菲尔德对媒介效果研究的新成果，为大众传播研究开拓了新的背景。在引导传播研究趋向于效果研究方面，拉扎斯菲尔德的作用超出了任何其他个人。
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为美国早期的传播学开创了崭新的领域，并引起了一系列重要的方法论进展：他提倡三角测量法，即采用测量、收集资料和资料分析的多重方法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多侧面了解；他的社会研究方法试图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内容分析和个人传记、专题小组研究和焦点访谈结合起来——这些都是拉扎斯菲尔德在方法论上的创新。
二、方法论的合作与冲突
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中，一直以来就存在着批判学派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论上的冲突，这两者对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目的等看法都极不相同，以至于批判和经验主义的裂痕是当今传播领域中最明显的分歧。拉扎斯菲尔德是美国传播学经验主义的杰出代表，但他并不完全排斥批判学派，相反，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促使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合作，这也体现在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广播研究项目”的合作和冲突上。
1938年，同样为了躲避希特勒政权的迫害，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阿多诺来到纽约并接受拉扎斯菲尔德为他提供的第一份工作：参加“广播研究项目”中的涉及广播音乐作用的研究，由此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阿多诺在广播项目中的研究重点是音乐的消费和接受，拉扎斯菲尔德要求他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技术来检验对于大众文化和音乐的研究。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阿多诺是无法接受的，也就是说，阿多诺不能按照拉扎斯菲尔德的设计来从事自己的研究。尽管如此，他还是为该项目撰写了4篇文章，在总的基调上仍然坚持其在欧洲就开始的批判态度，这些批判性的观点受到美国评论者和读者的明显反对，更加重要的是，他不能取悦广播研究项目的赞助者，最终洛克菲勒基金会终止了对广播音乐研究子项目的资助。1941年，阿多诺迁移到洛杉矶，意味着他与拉扎斯菲尔德短暂合作的结束。
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合作没有成功，关键在于二者方法论的冲突上。作为来自中欧的流亡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阿多诺有着丰富的欧洲文化遗产背景，他在新环境中对较为发达的媒介技术敏感，对由此营造的大众文化气氛深感不安，这一情绪常常表现为蔑视广播中的流行音乐，蔑视广播媒介本身。拉扎斯菲尔德也来自欧洲，但作为维也纳大学的数学博士，他更多地受到统计学方法和市场研究的影响。流亡美国之后，凭借着对方法论的继续关注和开创研究机构，他对美国的广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他本人则成为“当时及以后的经验主义传播研究领域的中心人物。”（殷晓蓉：《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拉扎斯菲尔德和阿多诺可以说是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各自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项目”的前提和目标带有明显的适应性，新时期的广播研究也极为迎合美国媒介产业的商业特性，经验主义媒介研究者是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总体上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并为最佳效果的发挥和改良做出论证和分析。首先阿多诺便无法接受这种与批判思想相悖的立场。另外让阿多诺震惊的是“广播研究项目”的类似于工厂一样的气氛，一样的操作过程。阿多诺反对用听众的喜好来指导广播节目的制定。其次，阿多诺认为“广播研究项目”的效果、内容分析和受众层次等范畴与市场研究的关联过于密切。在他看来，广播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推进知识的新领域，为媒介巨头提供服务是批判学派在学术研究中所竭力排斥的。最使阿多诺不能容忍的是以定量的方法从事文化研究，即将文化现象转变成定量的数据，要求以数学的精确性对其加以分析的做法。在他看来，用各种各样的调查表格来度量文化，将文化和可以测量的数据等同起来，正是大众文化物化特性的典型体现。随着在纽约对音乐、广播及其社会关系的进一步的研究，阿多诺越来越发现他的思想根本无法被转变成可以验证的假设，而这样的验证恰恰是拉扎斯菲尔德对他的期望和要求。由此可见，这两个人分歧的实质是传播研究的性质、出发点和基本理论的重大问题，反映了传播学方法论的根本性差异。
然而，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合作也不能说毫无成效，这是传播学方法论的第一次合作，尽管在此次合作之前，双方的学者都在思想上拒斥对方的研究方法，但这次不算成功的合作还是让他们发现了双方研究中的闪光点。后来的经验主义者在提到“广播研究项目”本身这一系统的、综合性的“开山之作”时，往往把阿多诺关于广播中的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的研究也作为其成功的典型标志来谈论。拉扎斯菲尔德承认阿多诺的思想包含着因为与美国社会保持一段距离而能够发出的新鲜见解。他通过阿多诺的工作看到经验学派自身的缺陷；所以，尽管与阿多诺的合作未能成功，但是他对批判理论和“行政管理研究”的相互影响还是持有乐观态度。
虽然阿多诺的研究令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和广播业的业主十分不满，但拉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