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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意外地发现河上来了一支流动宣传队，他们把一艘驳船的舱顶改造成临时舞台，一群业余女演员穿红戴绿，分别代表工农兵学商，在雨中表演女声朗诵《战斗之歌》，我惊讶地发现了临时舞台上母亲的身影，她是其中最老的女演员，扮演年轻的女工，一身蓝色劳动服，脖子上系了一条白毛巾，雨水洗掉了她脸上的脂粉和眉线，暴露出一张憔悴的皱纹密布的脸，她浑然不觉，神情很投入，演得很卖力，别人大声一呼，与天斗啊——她举起手臂，挥动拳头，以更高亢的声音呼应，我们其乐无穷！
在岸上我看不见母亲，倒是在河上看见她了。她说老就老了，说难看就难看了，没有自知之明，非要扎在一群年轻姑娘堆里，我怀疑别人都在笑话她，她还臭美呢。这种相遇让我闷闷不乐，我回到船上，看见父亲俯在舷窗上，正朝远处的流动舞台张望。
父亲说，是你母亲的声音，她的声音隔多远我都听得出来。你母亲，她怎么样了？
我反问父亲，什么怎么样？
父亲迟疑了一下，说，各方面，不，她精神面貌怎么样？
我差点想说，她很恶心，但是说不出口，没怎么样，我说，精神面貌还那样。
我好久没看见她了。父亲说，船挡着船，听得见她的声音，就是看不见她的人。
你看她干什么？有什么用？你要看她。她不要看你。
我父亲低下头，不满地说，你就会说有什么用，有什么用，这是虚无主义，要批判的。他从墙上摘下一顶草帽，突然问我，我要是戴个草帽出去，别人能认出我来吗？
我知道他的意思，我说，认出来又怎么样？你整天躲在舱里也不是件事，要出去就出去，要看她就看她去，谁能把你吃了？
父亲把草帽放下了，他把手搭在前额上，瞭望着金雀河上百舸待发的风景，突然亢奋起来，激动人心，激动人心呀，我不出去了，我来做一首诗吧，题目已经有了，就叫激动人心的秋天！
这当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秋天，几百条驳船竟然把金雀河阻塞了两天两夜。向阳船队从来没与别的船队如此紧密地比邻而居，原先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所有的驳船上都是一个家，但那次我发现一支奇怪的船队被挤在河中央，六条驳船上竟然是清一色的年轻姑娘，拖轮上的船员也是女的，船头飘扬着一面醒目的红旗，上书“铁姑娘船队”五个大字，船尾则垂挂着姑娘们五彩缤纷的衬衫和内衣，像一排排万国旗。这支稀奇的船队不知从哪儿来，我父亲非常紧张，时刻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白天他不准我到右舷板去，夜里把一块小黑板挂在舱房的右窗上，他不让我看船上的铁姑娘。德盛女人也禁止德盛朝船上的铁姑娘张望，看一眼，德盛的背上就会挨女人一竹竿。德盛被打急眼了，强迫女人用竹竿去捅开人家的船。他说，你有本事去弄走她们的船，你戳呀，你捅呀，你没本事弄走她们的船，就别管我眼睛往哪儿看！为了旁边的铁姑娘船队，我和父亲怄气怄了两天两夜，德盛夫妇也差点反目。幸好第三天，船开始动了，堵塞的航道一点点地打通，一群武装民兵跳上船来，左肩背枪，右肩背喇叭，他们临时制定了特殊的航运秩序，所有船只都不准靠岸，只能东行，光荣运输船排在前面，其他船队在后面。这规定果然奏效了，河道强行疏通，所有船队都启航了，大约三百条驳船像一股洪流，穿雨过雾，顺流而下，终于在一场滂沱大雨中抵达油坊镇码头。
我不认识油坊镇了，一别多日，这个地方终于迎来了传说中的辉煌。我擅长胡涂乱抹，不善于抒情，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年秋天激动人心的油坊镇。请允许我借用父亲精心创作的诗句，来吧，来吧。洪水算什么，洪水为我们铺开前进的道路。在这激动人心的秋天，红旗飘扬，凯歌高奏，我们前进，前进，奔赴劳动的天堂，就是奔赴革命的前哨！
好不容易，我们奔赴到了前哨，但向阳船队被安排在最后登岸。码头上锣鼓喧天，远远地可以看见少先队员冒雨等候，男孩子夹道站立，高举着手臂行少先队队礼，女孩子们燕子般冲向船板，给光荣船上下来的人戴上一朵朵大红花。欢迎仪式在码头进行，而会战早已经在油坊镇各个角落打响，油坊镇上到处都是扛锨荷镐的劳动大军，雨声激溅，淹没了来自工地的劳动号子，船民们在等待靠岸的时间里，倾听着码头上的高音喇叭，那喇叭里传来一个男人焦虑的声音，红旗船队，开始登岸，东方红船队，抓紧时间，开始登岸了。船民们都准备好了，但那喇叭突然歌唱起来，放了一段高亢嘹亮的音乐，等到音乐停顿，喇叭里沙沙地发出一点噪音，突然，又响起那个男人焦虑的声音，某某某同志，请火速赶到工地指挥部去，有重要事情商量！
向阳船队的船民都站在了船头上，等候高音喇叭的召唤。但看起来我们的运输是最不重要的，负责运送猪肉蔬菜大米的长城船队都被叫到了，我们还在等。孙喜明跑到岸上去了，对着岸上一个穿雨衣的负责人抱怨，我们是运人的，怎么排在猪肉船后面呢？那负责人大声嚷嚷起来，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还争什么名次？现在人货上岸都要登记，这还不明白，物品登记快，人员登记慢，我们就这几个人，当然先登记猪肉！这下大家都恍然大悟了，我听见德盛的女人在问德盛，我们也一样辛苦，给不给我们戴大红花呢？德盛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要戴花，自己去水里捞一朵水葫芦花戴。
雨小了一些，舱里有人在叫，闷死了，快让我们透透气。我把前舱的篷布揭开了，一股汗酸味儿混杂了烟臭尿臊和呕吐物的臭味冒出来，很多民工的脑袋也从舱里升了起来，男多女少，大多数是青壮年，每个人的背上都绑着一个包裹卷，迫不及待地推搡别人，要抢先看见传说中的劳动者天堂。他们张大了嘴巴，一边呼吸，一边看着码头上劳动的风景，有个女人叫了一声，哎呀，这不是把地兜底翻一遍吗，要累死人啰。她叫得不合时宜，被人呵斥住了，你以为让你来偷懒磨洋工的？吃不了苦的，就不该来油坊镇！很快舱里嘈杂的吵闹声停住了，随船的一个复员军人模样的人，拿着一个花名册，开始清点人数，清点了几个人，岸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喊到了向阳船队，复员军人就一下跳到船板上来了，挥舞着花名册开始发布命令，三号突击队，站到这里来，四号突击队，在那里，高庄突击队，李家渡突击队，都站到后面去！
原来都是突击队员。那么一船乱哄哄的突击队员，说走就走了，偌大的前舱一下空了，只有七八个粪桶分成两排，仍然驻守船舱，每个桶里都满盈盈的，向我散发着热情的臭气。粪桶一定打翻过，泛黄的污水在舱底板上流，看上去很恶心，闻起来令人反胃。我去换了长简胶鞋，拿了竹条扫帚下去扫舱，突然发现突击队员们留下了一堆奇怪的东西，用军用雨衣包裹着，扔在角落里，我过去用扫帚扫了一下，包裹居然动了起来，一只孩子的小脚飞出来，踢了我一脚，吓了我一跳，雨衣里随即钻出一个小女孩乱蓬蓬的脑袋，我听见了一声脆生生的抗议，你这人，怎么扫我的脚呢？
是两个人藏在那件军用雨衣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搂着一个小女孩，看上去是一对母女，她们的身体蜷缩着，两双相似的大眼睛，一双木然，一双明亮，都半梦半醒地瞪着我。
我用扫帚敲舱板，起来，起来，我要扫舱了。
她们站起来了，我注意到女人的样子很疲惫，白皙的面孔似有病容，那件军用雨衣里藏了很多东西。女人匆忙地把军用雨衣摊开了，她很聪明，因陋就简地把雨衣当了包裹布，一只鼓鼓囊囊的挎包和一条捆扎过的毯子，还有一只装着脸盆饭盒的网线袋，一股脑都被她包到了雨衣里，然后她把雨衣的帽子和两个袖管收拢到一起，打了个结，一只硕大的包裹就这样被她提在手上了。那小女孩做事也不含糊，怀里抱着一个布娃娃，脖子上挂了个绿色的军用水壶，手上还提着一块小黑板。我看见黑板上有几个笔迹稚嫩的粉笔字，东风八号。慧仙。妈妈。
你们怎么回事？我恶声恶气地数落那个女人，别人都上岸了，你们还在船上睡大觉。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什么人，偏不告诉你。小女孩示威似地瞪着我，她抢在母亲之前说话，不允许她回答我的疑问，妈妈，这个人很凶，我们偏不理他。
这是突击队的船，你们怎么混上来的？我说。
我们没有混上来。小女孩挑衅地对我嚷，我们是飞上来的，就是不让你看见！
女人用手指梳理着蓬乱的头发，她的目光已经急切地投到了岸上，嘴里训斥孩子道。慧仙，不准这样，没有礼貌！她自己是讲礼貌的，很快把目光从岸上收回来，对我笑了一下，似乎是表示歉意。那个女人带着孩子上岸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她提着那件雨衣特制的包裹，领着孩子往舱外爬，看上去有点迟疑，有点疲倦，一边爬一边对我解释，我也是突击队员，怪我睡得太死了，夜里我不敢合眼，白天才睡，我太困了。
母女俩出了舱，很久没有动静，我以为她们上岸了，一抬头，看见那女人正搂着小女孩站在舱板上，打量着岸上史无前例的建设画卷，我清晰地听见了女人的喃喃自语，这就是油坊镇啊？太乱了。
寻人
不知为什么，从第一眼看见慧仙和她母亲。我就怀疑她们来历不明。
我对来历不明的人，有着天生的敏感。慧仙的母亲如果是突击队员，大家尽管把我库东亮的名字倒着写。我不知道她们从哪儿上的船，也不清楚她们母女俩是靠什么手段通过了检查。事前各条驳船都接到过严厉的通知，规定严禁身份不明者和老弱病残者登船到油坊镇去。突击队员在马桥镇码头登船的时候，我没见过任何孩子上船，或许是在河上堵船的那两天两夜，那母女俩趁乱上了我的七号船？如果是这样，那复员军人为什么睁一眼闭一眼？那一舱突击队员又是怎么被那女人说服的？他们竟然让慧仙和她母亲成功地藏在军用雨衣里，一藏就是两天两夜。
母女俩肯定不是来劳动的。她们应该是来油坊镇寻人的。寻人启事每天都会播放几则，确有其人的，播放一次就结束，重复播放的，都是没找到人的。母女俩要找的人，一定重复播过好几次，什么名字，什么人，我却对不上号。茫茫人海，寻人不遇，这不算什么不幸。我一直认为，比起我们家的遭遇，别人的不幸都只是几滴眼泪罢了。
我密切注意慧仙和她母亲，对她们的来历展开了无穷的想象。细细观察，那女人的眉眼和我母亲非常相像，这是我想象中的一条线索，莫名其妙的，我怀疑她们是从马桥镇来，我对母女俩的身份暗中作出了安排，一个是我从未谋面的马桥镇的姨妈，一个是我唯一的小表妹。一连三天，向阳船队都在靠岸待命，别人都很忙，我却清闲，我要做的所有事，都要上岸做，上不了岸，就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叉个腰站在船头，像一个大干部，在船上冷静地视察着码头上的工程建设。很多时候我竖起耳朵听着高音喇叭里的寻人启事，那母女俩会不会寻找我母亲乔丽敏呢，找不到乔丽敏，她们会不会找乔丽敏的儿子？喇叭里会不会响起我库东亮的名字呢？高音喇叭不听我的指挥，我从来没有在高音喇叭里听见我的名字，从来没有人寻找我，没有姨妈寻找我，没有表妹寻找我，我的想象最终也成了空屁一场。
天破了，雨声不断。码头上竖起了无数的简易帐篷，帐篷里住满来自周边地区的男女民工。经常有民工跑到我家船边，借几片柴禾，或者借一只水桶，借一只碗。我说没有，我父亲说有，我只好拿给他们。借呀借呀，有借无还，最后，我们只剩一只碗了，害得我们父子俩要合用一只碗吃饭。我向父亲抱怨，反而遭到了父亲的批评，几只碗算什么？合用一个碗，就算我们为东风八号做点贡献了。你年纪轻轻的，还可以多做点贡献呀，为什么天天叉着腰站在船上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这种思想，要批判的！
我习惯把父亲的批判当耳旁风了，父亲以为我喜欢看热闹，殊不知我关注的恰好是岸上最孤单的人。我的目光搜寻着那对母女。慧仙的母亲穿着那件肥大的绿色军用雨衣，远看不知是男是女，离得近了，你才知道，是个一脸病容的女人。她不是在赶路，是在码头上徘徊。那满脸倦色，掩不住红颜清秀。她眼睛里有一半的妩媚，很温暖，又藏着一半的怨恨，索债似的，�